浅论贷款诈骗罪

随着我国贷款金融业务的日益发展,诈骗贷款的违法犯罪活动也随之产生并愈益严重。由于立法等多方面的原因,司法部门在对这类犯罪的认定和处理上存在一定难度。在认定贷款诈骗罪时,应从其犯罪构成要件四个方面去把握,同时要注意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认定,贷款诈骗罪与诈骗罪的区别以及单位实施贷款诈骗行为应如何处理等问题。     

贷款诈骗罪主体及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

贷款诈骗罪主体认定方面有三个疑难问题:一是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工作人员能否构成贷款诈骗罪;二是单位贷款诈骗的情况下负有责任的人员能否构成贷款诈骗罪;三是以单位名义实施,实为自然人贷款诈骗情形的认定。有五种情形即为实施犯罪而设立单位或单位设立后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盗用、冒用单位名义实施贷款诈骗,私人合伙企业、私营独资公司实施贷款诈骗,承包、租赁经营者以单位名义实施贷款诈骗。     

贷款诈骗罪主体的立法完善

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单位为主体的贷款诈骗行为越来越多,愈演愈烈,严重扰乱了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而我国现行刑法未将单位规定为贷款诈骗罪的主体,使得司法机关难以寻求适当的法律依据追究其刑事责任,这引起了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的重视。本文拟就此问题展开探讨,探求单位作为贷款诈骗罪主体的必要性。     

合同诈骗罪主观方面分析

合同诈骗罪主观方面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此“非法占有”不同于民法上之规定 ,应联系主客观方面加以认定 ,以此来区别合同诈骗罪与合同欺诈行为。合同诈骗罪主观方面的故意仅指直接故意 ,不包括间接故意     

贷款诈骗罪司法认定若干问题探析

贷款诈骗犯罪是司法实践中多发性犯罪之一。目前司法实践中对某些问题尚存争议,本文认为首先应当在立法上完善贷款诈骗罪的犯罪主体;其次,＂非法占有目的＂应当是本罪必要的构成要件。再次,对＂其他方法＂的理解应当贯穿于贷款合同的签订和履行的全过程。     

寻找失去的主体--探求增设贷款诈骗罪单位主体的必要性

目前,单位实施贷款诈骗行为频繁发生,严重侵害了国家对金融机构的贷款管理制度和金融机构对所贷资金的所有权.我国现行刑法未将单位规定为贷款诈骗罪的主体,使得司法机关难于寻求适当的法律依据追究其刑事责任.增设贷款诈骗罪单位主体势在必行.     

关于贷款诈骗罪的几个问题

以贷款诈骗行为中的个别外在特征作为判断是否具有非法目的的标准，难以准确反映行为人真实的主观目的，应以合法占有贷款的情形作为确认“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参照物。按照合同诈骗罪追究单位贷款诈骗行为的刑事责任只是短期内的应急性方案，其不可能完全弥补立法上的疏漏。行为人在编造引进资金，项目等虚假理由编取贷款时，提供了其通过虚假反担保骗取的真实担保，该行为应作贷款诈骗罪处理。     

合同诈骗罪主观方面探析

合同诈骗罪犯罪故意的内容是行为人对被害人财物受到损失的主观心态,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犯罪故意产生的时间条件应当是在合同签订之前、之时或者是合同履行过程中被害人交付财物之前。本着"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原则",合同诈骗罪的犯罪故意往往要通过客观行为来推断,行为人是否采用欺诈手段是首要的不可缺少的标准。     

三论金融诈骗犯罪主观方面

非法占有目的是金融诈骗罪中必不可少的主观内容,其不仅是立法技术的体现,也是司法实践中合理区别此罪与彼罪的标志。金融诈骗罪中的明知包括犯罪行为和犯罪结果,且只能是直接故意,即直接追求某种犯罪结果的完整心理态度,间接故意中的放任有结果归责之嫌。认定金融诈骗罪中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主观要素需与行为人具体实施的诈骗行为相融合形成证据链和因果关系的法律逻辑。     

关于贷款诈骗罪的八个问题

以贷款诈骗行为中的个别外在特征作为判断是否具有非法目的的标准,难以准确反映行为人真实的主观目的,应以合法占有贷款的情形作为确认“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参照物。按照合同诈骗罪追究单位贷款诈骗行为的刑事责任只是短期内的应急性方案,其不可能完全弥补立法上的疏漏。行为收编造引进资金、项目等虚假理由骗取贷款时,提供了其通过虚假反担保骗取的真实担保,该行为应作贷款诈骗罪处理。     

关于贷款诈骗罪的几点思考

根据罪刑法定原则 ,单位不能成为贷款诈骗罪的犯罪主体 ;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来判定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主观目的 ;认定诈骗贷款的“其他方法”应满足两个条件之一 :在贷款主体上进行欺诈设计或在提供给发放贷款方的申请材料中弄虚作假 ,使发放贷款方据以作出错误判断并向其发放贷款。     

试论黑恶势力犯罪在新型犯罪中的渗透及其侦防对策——以“套路贷”类型案件为例

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随着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新型犯罪案件持续高发多发,逐渐成为现代犯罪中的主流犯罪类型。与此同时,在经过2006年国家打黑除恶专项整治活动后曾经一蹶不振的黑恶势力犯罪分子和组织,在近几年也看到了新型犯罪这块犯罪新“净土”的崛起,逐渐将黑恶犯罪渗透于新型犯罪中,给社会带来了新的危害,也给公安政法机关带来了新的挑战。     

论渎职犯罪主体中的几个问题

现行刑法分则第九章及刑法修正案(六)所规定的渎职罪,共有23个条文34个罪名。其中,现行刑法典吸收了1979年刑法和单行刑法及附属刑法有关渎职罪的部分规定,但缩小了犯罪主体的范围,仅限定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因此,是否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关涉着渎职犯罪的定罪问题,明确"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范围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由于我国刑法并未明确"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含义,只是在《刑法》第93条规定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由此导致了在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均存在较大分歧。本文拟就渎职罪的犯罪主体的几个问题予以论及。     

诈骗犯罪认定中的理论误区——质疑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一个《答复》

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关于通过伪造证据骗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答复》中认为，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伪造证据骗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不应按诈骗罪处理，而只能依照《民事诉讼法》关于妨碍诉讼处理或根据案件具体情况按《刑法》关于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罪、妨害作证罪等追究刑事责任。作者对此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认为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伪造证据骗取法院民事裁判从而占有他人财物，情节严重的行为，应以诈骗罪论处。鉴于目前立法中存在的缺陷，作者建议由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相应的司法解释，或者修改《刑法》，增设“诉讼诈骗罪”。     

单位犯罪主体的否定与自然人犯罪的认定——从司法实践的角度出发

最高法院已经出台关于单位犯罪主体否定的相关司法解释,但是尚未全面涵盖司法实践中形形色色的“假单位、真个人”的现象,导致司法机关把握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的界限不准。引进“揭开公司面纱”理论,重单位犯罪成立的实质要件、轻单位犯罪成立的形式要件,在特殊情况下否定单位犯罪的主体资格而直接认定为自然人犯罪,正是本文意旨所在。     

关于人的主体性与主体性教育的思考

学生的主体性培养是实施素质教育的着眼点与落脚点."育人为本"是教育的真谛.主体性教育的立足点是要把学生培养成创造历史的主人.主题性教育特别强调教育的独立性,教育过程的民主性,教育方法的选择性,教育目的的精神性,教育理论的独创性.     

犯罪成本与职务犯罪预防

职务犯罪人在实施犯罪时一般会考虑犯罪成本,犯罪成本包括直接成本、机会成本和刑罚成本。对于职务犯罪人来说,主要考虑的成本是刑罚成本,刑罚成本的影响因素包括刑罚的确定性程度和刑罚的严厉性程度。目前我国职务犯罪的法定刑严厉程度较高,但实际适用的刑罚严厉性程度并不高,刑罚确定性程度也不高,因此,要有效预防犯罪,应当通过提高实践中的刑罚严厉性程度和刑罚确定性程度来提高职务犯罪的成本。     

城市化与犯罪

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与此同时犯罪率也在急剧增长。但是,城市化并不是犯罪的直接原因。城市化进程中的犯罪增长的真正原因在于:技术革命与社会革命之间的时间滞差、文化冲突、贫富悬殊、外来人口、失业和犯罪机会的增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