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发展权之法律建构——以私权为研究视点

农地发展权的法理基础、农地发展权的性质的甄别和农地发展权的民法保障等三个方面是解决农地发展权的根本点。从私权的角度论证和分析农地发展权的公法权利的私法定位,从而阐明农地发展权的权利归属。在现行的土地制度和政策下,提出通过在土地产权中创设农地发展权的设计,以解决农民土地权利的保障问题。从权利享有的源头探讨解决农民发展权的根本路径,构建农地发展权为国家在一定范围内干预的原土地所有权人所有的农地发展权的制度,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法制性的保障。     

农地发展权法律制度的问题研究

农地发展权创设的主要目的在于保护农用地、保护生态环境、保护自然资源。农地发展权为英美法系国家一项重要的地权概念,是指变更土地使用性质的权利。我国开革改放三十年经济的快速发展,尤其是近些年来,我国大量耕地被非法转为建设用地和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我国学术界对农地发展权已经展开了相关的理论研究,而我国现行的法律中也没有相关农地发展权的规定,农地发展权的问题在我国日渐突出。     

土地发展权的域外考察及其带来的启示

英国的土地发展权具有公有性质,其与土地中属于地主原来已依法取得的私有产权合成土地财产权的全部。美国实行土地发展权私有化,形成了私人间买卖发展权制度和国家购买私人土地发展权制度。美国实行土地发展权移转的目的有四个:保存古迹、保存开放空间、实行土地使用规划管制及鼓励兴建中低收入者住宅。美国实行国家购买土地发展权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农地、环境敏感地带和历史古迹。我国应当结合国情实行土地发展权移转和国家购买土地发展权相结合的制度。     

土地发展权的国际实践及其启示

英国土地发展权国有化、美国土地发展权的征购和移转、法国法定上限密度限制,以及台湾地区的容积移转等土地发展权的国际实践,为中国构建科学合理的土地发展权制度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与启示.中国应充分借鉴这些经验做法,以立法形式确立土地发展权制度,明确土地发展权的归属,建立土地发展权的流转机制.     

论我国设置土地发展权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土地发展权是一项可以与土地所有权分割而单独处分的财产权。该权利直接关系到改变土地用途、提高土地利用集约度以及增加对土地的投入而产生的发展性利益的权利归属和利益分配。我国设置土地发展权有利于促进基本人权建设,是加强耕地保护,完善双层经营体制和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需要。科学发展观为土地发展权的设置提供理论指导,我国设置土地发展权符合所有权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国外经验和学者的研究成果为土地发展权的设置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和必要的理论铺垫。     

国语境下土地发展权内容之法理释明 ——立足于“新型权利”背景下的深思

积极推动各类新型土地财产权在我国实定法上的“落地”，是突围我国土地财产权的封闭结构，深化我国土地法律制度改革，助推土地产权清晰化、土地要素市场化等目标实现的内在诉求。目前学界围绕土地发展权的内涵、生成逻辑、法律性质和归属等方面的认识尚存明显分歧。其缘由主要在于学理上围绕这一新型权利的法理研判，并没有立足于中国现行地权结构语境来对其内容这一基础性、前提性知识作科学界定。法理上，对土地发展权内容之准确定位，是厘定这一权利的射程范围，区隔此权利与彼权利以及展开与之相关法律问题研究的逻辑起点。在中国语境下，学理上应立足现行地权结构形态，从平面和立体二元维度来对土地发展权内容作科学定位。自平面维度观之，土地用途变更后的增值收益分配构成土地发展权内容之传统要义；自立体维度观之，土地开发强度变更后的增值收益分配构成土地发展权内容的新近发展。无论是平面维度下的土地发展权，还是立体维度下的土地发展权，都应该成为这一权利的理论研究和制度设计所考量的对象。故而现有围绕土地发展权理论研究和制度设计的范式亟须转型。     

论美国的土地发展权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美国土地发展权制度取得了巨大成功。二十世纪中叶,美国在实行土地用途管制制度的基础上,设置了土地发展权,并通过土地发展权移转和土地发展权征购两种制度加以运作,具有注重效率、引入市场机制和土地发展权私权性的特点,对于我国目前土地使用性质改变而产生的发展性利益的分配和权利归属法律制度的构建具有重要借鉴价值。     

论我国土地发展权的法律性质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因土地用途改变、土地利用集约度的提高而产生的巨大经济利益的权利归属和利益分配必须借助土地发展权制度予以解决。土地发展权的法律性质问题,直接关系到土地发展权的法律制度设计。这既是一个不容回避的理论问题,又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实践问题。以传统公权与私权二分法来定性土地发展权,已经显示出无法克服的的局限性。我国土地发展权具有二重性,既是一项具有私权性的财产权,又具有浓厚的国家干预色彩,应当将其定性为经济法意义上的权利。     

土地发展权与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

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如何合理分配土地增值收益,是我国当前土地制度深化改革亟需处理的重大问题之一。通过研究土地发展权的知识源流和制度变迁过程,以及其与土地所有权、土地规划管制、征收补偿标准、公共利益(比如耕地保护)等问题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土地发展权是土地所有权的组成部分,土地规划管制是作为主权者的国家对土地发展权的干预和限制,而非土地发展权的来源。部分土地增值收益返还社会并无不当,因为土地增值的出现确实与诸多社会因素有关,但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应当符合比例原则。为此,在土地征收的过程中,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要实现从"国家垄断土地一级市场+低征高卖"方式向"市场价格补偿+合理征税"方式转变;在耕地保护、环境保护等公共利益的维护过程中,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要实现从"土地发展权国有化+建设用地指标管制"向"规划管制+发展权市场化交易"方式转变。     

土地发展权的理论基础与制度前景

征地纠纷的本质是各方对土地发展增益的争夺,土地发展增益在法律上表现为土地发展权。土地发展增益主要源于外力,是全体社会大众努力的结果,具体地块的发展增益与国家发展战略、城市规划、非农用地供应政策、城市化速度等因素密切相关。土地发展权并非土地所有权的派生权利,它因国家管制权的行使而成为一项独立的权利。我国的土地发展权国有模式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能防止少数人独享土地发展增益。其不合理之处在于,未能明确保障失地农民分享土地发展增益,且缺乏制度装置来让大田农民分享土地发展增益。我国应当坚持土地发展权国有模式,并通过完善具体制度来保障土地发展增益全民共享。     

土地发展权论

土地发展权是对土地在利用上进行再发展的权利 ,它包括空间建筑权和土地开发权。它是随着城市化的出现、人类提高了对土地的利用水平而产生的一种新型权利形式。国外已有立法对之予以规范 ,而我国尚无相应的法律措施。应借鉴国外相关理论及立法 ,建立起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土地发展权制度。     

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分解与保留 ——论农地“三权分置”的法律构造

通过权利分解实现其财产性功能和保障性功能的合理分化与负担,破除土地承包经营权身份依附性、地域封闭性和交易限制性的制度缺陷;同时,从创新和完善集体所有权的角度出发,强调集体土地所有权公有性质的保留,使集体经济组织在权利分置后依然保有公共发展权、土地回收权和土地收益权等。在权利结构上,分置后的土地承包权作为一项身份性财产权继续承担原有的保障功能,而对于新创设的土地经营权,应当纯化其财产权属性,着力将其推向市场。在立法上顺应“土地资本化”的流转实践,赋予承包经营权主体以明确的处分权能并开禁土地经营权抵押。     

论基本农田发展权的国有途径

国家通过严格限制基本农田事实处分权、基本农田所有权处分权、基本农田自主经营权等三项物权权能,对基本农田实行了最严格的用途管制,独占基本农田发展权。创设和分配基本农田发展权以保障农民权益,就要将上述三项物权进行再分配和调整。     

基于农民权益保护的社区发展权理论研究

农民权益伴随着社会变迁而发展。在主体多元化、社会关系与社会利益交叠冲突的现代社会,农民权益不能仅通过个人选择还必须通过不同组织进行集体选择的方法来实现。农民权益保护要以动态发展的视野,在以农民为中心的主体发展权与以土地为主的客体发展权的立体构建维度中,以农村社区发展权为实践的时空载体,提出基于主客体和谐发展的社区发展权理论,从而寻求农民权益更新、更高层次的保护。     

发展权的促进和保护：中国的实践

发展权是20世纪70年代以後逐步形成的新一代人权．发展权提出之时，正是中国思考和寻找自身发展道路之时；发展权确立之时，正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和开始走自身特色发展道路之时；发展权在国际范围内逐步得到促进和保护之时．正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之时。时值《世界人权宣言》发表60周年和中国实行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回顾中国促进和保护发展权的历程．对於中国迎接挑战和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十分必要。     

借鉴英国土地发展权重设我国土地权利体系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城市工业化的进程,土地征收、开发利用等一系列问题所产生的发展性利益分配和权利归属越来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由此暴露出我国现行的土地权利制度体系的不完善,为了解决各种复杂的土地问题,使土地得到合理利用,使公共利益得到体现,借鉴英国经验,设置土地发展权势在必行。     

关于闲置土地处置的法律探讨

闲置土地是一个具有特定含义的概念。立法缺失致使闲置土地处置陷入困境,必须科学认定和处置"协议地"闲置问题,妥善安排闲置土地复垦事宜。要按照《闲置土地处置办法》的规定,处理土地"批而不用"的闲置问题,对长期闲置的土地必须收回土地使用权,建议立法设立闲置土地发展权。     

从圣经神学人格到宪法上人格权

从宗教、圣经神学语境下棼梳出的“人格”经过无数个历史时期的拐点和启示，终于演变成为当下司法实践所关怀的“人格权”。人格问题从一种宗教争议的裁决一政府行政的操作一政策的表达一转化为国家法律。圣经神学人格从宗教的创识到私法人格权的演变，再到宪法上人格权的创设，使得民主法治国家基本权利体系更加完备，更能够维护或获得普世人性的尊严和恩泽，促进人世间无论种族、肤色、贫富、民族、语言、宗教、信仰享有平等的人格自由的发展权。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必要性之宪法学解读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宪法财产权应有之义,是宪法自由权之基础与体现,是实现宪法生存权之保障,也是实现宪法发展权之杠杆,故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具有宪法意义上的必要性。     

论作为发展权主体的个人

作为最初以集体人权形式出现的发展权,其主体是否包括个人以及个人在其中的主体地位问题,是研究发展权应当解决的问题。发展权既是一项集体人权,也是一项个人人权。个人作为发展权的主体,其权利实现受到其阶层、性别、能力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