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建立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思考

社区矫正,是指以社区为基础,把符合一定条件的罪犯放在社区,参加有偿或无偿的社会劳动,由专门的国家机构,在相关的社会团体、民间组织的协助下,在判决或裁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意识和行为恶习,使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的刑罚执行活动。在我国,社区矫正制度还没有完全建立,不过在我国刑罚制度中已经规定了一些社区矫正措施。但是,这些措施的执行却往往流于形式。为此,必须建立并完善社区矫正制度,提高认识、统一思想;设立专门机构、配备专职人员;修订有关法律、完善法律制度。     

初探社区矫正制度的法律架构与完善

社区矫正是与监禁刑相对应的一种行刑制度,社区矫正制度在我国试点以来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目前法律的滞后与缺失使得实践中存在操作不便、制度不统一、各部门相互推诿等现象,本文从社区矫正制度的法律滞后入手,提出了完善社区矫正制度法律架构的对策性建议,以期对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社区矫正中的检察监督与社会管理创新

检察机关开展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工作,既是检察机关履行职责的重要内容和执法领域,也是检察机关承担的社会责任。现实中社区矫正工作存在诸多不符合法律规范和法治精神的行政性行为,应建立健全社区矫正工作的法律制度,完善矫正措施。同时,检察机关应加强社区矫正工作的检察监督,从监督对象、监督措施等方面完善监督机制。     

北京市社区矫正调查

社区矫正是一种不使罪犯与社会隔离并利用社区资源教育改造罪犯的非监禁刑模式,是所有在社区环境中管理、教育罪犯方式的总称.笔者在北京社区矫正调查中发现,以下几个问题是建立社区矫正制度面临的困惑,也是社区矫正制度建立必须解决的几个问题:社区矫正是刑罚还是行刑方式;社区矫正法律依据与现行法律之间的矛盾;社区矫正工作者角色定位和社区矫正的执行问题等.因此,制定社区矫正法;对罪行较轻的、被判缓刑的青少年犯罪者进行"洗牌";将矫正对象的劳动技能培训与心理矫治作为一项制度和加强社会志愿者队伍的储备、调动社会志愿者的积极性等措施应当成为进一步完善社区矫正制度的当然选择.     

服务型政府建设进程中的公民参与:角色重塑与功能优化

服务型政府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选择,它的本质决定了服务型政府的建设需要公民积极广泛地参与.在服务型政府建设中还存在对公民参与作用的理解不足,功能定位及其角色异化,公民参与的制度保障不够,公民参与机制不健全以及公民精神和公民参与意识缺失,政府重视不够等问题.因此,应当进一步明确公民参与在服务型政府构建中的作用及其角色定位,矫正功能及其角色的异化,塑造积极的公民参与精神；明确政府在推进公民参与服务型政府构建中的责任,完善和健全相关的制度保障体系和公民参与机制.     

日本的被害者学

三、强奸犯罪中的被害者性犯罪中为数最多、性质最严重的,是强奸犯罪。对强奸犯罪中的被害者进行具体深入的研究,是被害者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在强奸犯罪中,被害者的行为对犯罪的既遂、未遂具有直接的影响。通过对犯罪既遂与未遂的原因的比较研究,可以看出强奸犯罪中被害者的特性,发现预防或避免被害的措施。1.强奸犯罪的基本类型以从接触到犯罪(强奸)的经过为标准,可以把强奸犯罪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交流型(Communication type,简称C型),即加害者接触被害     

我国反腐败国际合作的法律障碍及完善——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参照

腐败犯罪的国际化促使了反腐败国际合作法律制度得以建立。《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反腐败国际合作提供了法律基础。目前我国反腐败国际合作中存在腐败犯罪法网不严、双边引渡条约数量有限、死刑不引渡立法模糊和外国刑事判决的承认与执行制度的立法缺失等法律障碍。对此,我国首先要严密刑法法网。其次,力争与更多的发达国家缔结双边引渡条约,从近、中、远期完善死刑不引渡原则的缺陷,并积极探寻引渡的替代措施。最后,在刑事诉讼法中应当确立承认与执行外国刑事判决制度。     

“生育时间荒”视角下青年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探析——基于23884份青年群体调查问卷的数据分析北大核心

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总和生育率为1.3,跌破1.5的国际人口警戒线,低生育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人口生育意愿降低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从“生育时间荒”的理论视角探讨人们生育意愿降低的内在机制发现,物化的时间、被加速的社会、被低估的生育价值和商品化的养育是形成生育时间荒的重要机制。通过对23884份青年群体调查问卷数据分析,结果表明学历越高,青年求学时间拉长,生育意愿相应降低,会加剧生育时间荒。时间的转移支付对青年生育意愿具有正向影响,能够有效缓解生育时间荒。因此,要提振青年生育意愿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是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保障青年生育权利;二是精准设立激励措施,提高青年生育时间期待;三是构建社会市场照顾体系,腾挪更多生育时间;四是倡导新型生育文化,转变对生育的时间评价。     

我国社区矫正法律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社区矫正是指将符合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我国的社区矫正制度还处在刚刚起步的阶段,在理论和实践中还有很多值得探索的问题。本文从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入手,探讨如何完善我国刑事诉讼体制下,作为非监禁刑执行方式的社区矫正法律制度。     

社区矫正的制度困境及解决路径探析--以福州市为考察视角

社区矫正起源于19世纪中期英美等国家。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司法体制机制工作改革的推进,社区矫正成为我国刑罚执行制度的重要内容,并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自2003年在北京、上海等地开展试点以来,从“试点”到“扩大试点”再到“全面试行”,历经10年,成效显著。针对目前司法实务中存在的制度困境,应从完善社区矫正法律体系,培育正确刑罚执行观念,健全社区矫正执行机制,丰富社区矫正工作方法,加强社区矫正队伍建设等方面着手,以促进社区矫正制度之完善。     

从社会性别视角看《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颁布与实施,为推进计划生育/生殖健康领域的性别平等提供了良好的法律依据和保障。但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该法的实施,尤其是在对有关性别平等内容的推进上,面临着许多挑战。本研究从社会性别视角出发,对该法的实施过程进行社会性别分析,并提出了相关倡导建议。     

辅助生殖技术的刑法学审视

随着辅助生殖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滥用辅助生殖技术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日益凸显，并已引发了一系列社会、伦理、道德及法律等方面的问题。但是，现行的刑事制裁体系对于滥用辅助生殖技术行为却存在着严重的立法滞后和司法缺失。传统刑法既要运用合理解释对滥用辅助生殖技术行为予以规制，更要考虑将此行为予以入罪。     

坚持"一法两纲"提高妇女健康水平

妇幼卫生工作是公共卫生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中国妇幼卫生工作以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01-2010)》和《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01-2010)》为核心,开展以保护妇女生殖健康为主要内容的生殖保健服务,努力提高我国妇女的健康水平。在新时期,面对机遇和挑战,要不断适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妇幼保健需求,坚持“以人为本”,发展以妇女为中心的生殖健康事业。     

法定犯时代背景下犯罪附随后果的解构和重建

法定犯时代下,后工业社会中各种风险逐渐升格,古典自由主义刑法理论地位受到动摇,刑法制裁体系相应地吸收了积极刑法观理念,前置刑法干预起点,降低入罪门槛,而社会整体评价体系中却缺乏相应的轻罪或微罪评价模式、犯罪分层意识,从而导致刑法附随法律责任引发实质意义上罪责关系的不协调,违反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应、责任主义原则等问题。同“以刑制罪”对“从罪到刑”的罪刑关系的反思,在意图限缩刑罚的法益理论逐渐沦为为刑法扩张“背书”的情况下,对犯罪附随法律责任的重视能够促进法益判断标准的实质化,从而有利于促进立法批判机能的实现,也能对保安处分科学化和刑罚“双轨制”发展有所裨益。基于新社会防卫论的论证逻辑也应该对附随后果的逆向论证逻辑以及定位做出限制,同时提出犯罪人处遇重构、引入复权制度等具体举措,以期达到法律体系内部法律责任的协调。     

健康促进与生育文化

中国传统生育文化的形成是一个极为漫长的过程,除社会经济文化因素的影响外,“健康”因素对其影响的作用不容忽视,这一因素不仅是形成传统生育文化的原始动力,同样可以作为传统生育文化向现代生育文化转化的动力。不论在经济发达地区,还是贫困地区,通过健康促进对生育文化的转化都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导向机制。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具体适用与完善

新刑事诉讼法保留并完善了监视居住制度,将其定位于减少羁押的替代措施,新增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明确了其适用条件和程序,有其存在的价值和合理性。但是,由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相配套的法律、司法解释不完善,实践中对具体问题理解适用不一,也存在法律规定模糊、执行难度大、变相羁押等问题。如何完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防止权力滥用,在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保持平衡,是立法和司法实践不容忽视的重大问题。     

后危机时期我国产业政策的法律因应与规制——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为视域

产业政策宏观调控的法律机制已成为宏观调控法的重要构成,在后金融危机时期和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我国适时将"培育和发展新兴战略产业"作为应对经济危机的选择,而通过产业政策指引战略性新兴产业突破发展,还存在制度性缺失和法律障碍,应健全战略性新兴产业法律规范和体系,实现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的法治化与可持续发展。     

论秘密侦查措施立法的完善

近年来,走私、贩毒、贩枪犯罪以及有组织犯罪大量涌现并呈现出新的形式,致使一般的侦查措施在揭露和证实这些犯罪的过程很难收到明显效果,于是秘密侦查作为一种有效的侦查措施逐渐在我国侦查部门得到广泛运用。但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对秘密侦查措施缺乏法律规定,使这种侦查手段难以充分发挥作用。因此。完善秘密侦查立法,严格依法办案程序,真正做“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最终实现秘密侦查措施的法治化,无疑是我国秘密侦查立法工作应当认真研究的重要课题。     

民事检察建议存在的问题及完善路径

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将民事检察建议作为检察机关新的监督方式,改变了检察机关以往单一的抗诉监督模式,形成了抗诉、纠正违法的检察建议、再审检察建议并重的多元化监督模式,同时也拓宽了民事检察监督范围,民事检察监督由审判监督拓展至民事诉讼监督。但民事检察建议仍存在法律规定模糊、刚性监督效力不足、重视程度不够及运行程序混乱等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以充分发挥民事检察建议的制度作用。     

香港地区保释与我国取保候审制度之比较研究

就我国而言,刑事司法领域依然是惩罚犯罪占主导地位,个人人权的保障相对较弱。就审前羁押来说,现阶段的审前羁押有普遍化、超期化的特点,取保候审制度未发挥其应有作用。而香港地区历来具有普通法系的特点,注重人权保障,香港地区的保释制度便是最好例证。＂一国两制＂下,有必要对香港地区保释制度和大陆的取保候审制度进行比较研究,从中明确个中利弊,从而利于构建符合我国实践的审前释放制度,完善我国的法律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