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共同农业政策对环境保护问题的关注

本文分析欧盟共同农业政策各个阶段改革对环境保护的不同规定,以及WTO新一轮农业谈判中欧盟有关环境保护的提案,并进一步对欧盟共同农业政策对环境因素的关注进行思考,最后总结欧盟在此领域的改革和实践对我国的几点启示。     

宪法乎?条约乎?——对《欧盟宪法条约》的法理学分析

《欧盟宪法条约》在法理上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欧盟宪法已经具备了主权国家宪法的一些属性,其功能超越了国际组织的章程,更接近主权国家的宪法;其形成过程带有一定的“民主性”;其形式和内容都具有主权国家宪法的一些特征。另一方面,欧盟宪法本质上仍然没有脱离国家间条约的范畴,欧盟制宪的目的不是建立一个新型的主权国家,宪法产生的基础和程序仍然是国家间的合意,具体内容也更多地体现了国际组织章程的性质。欧盟宪法的两重性是由欧洲一体化发展的现实状况决定的,是欧盟在面对主权障碍时妥协折中的产物。欧盟条约的宪法化对国际组织法、区域国际法乃至整个国际法的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它开国际组织宪章宪法化之先河,为国际组织法律化提供了思路和模式;其规定大大超出了一般区域国际法的基本规范,为其他区域一体化组织的发展提供了借鉴,推动了区域国际法的发展和创新;欧盟宪法的产生开创了一个民族国家体系与超国家治理并存的新时代,对走向全球治理的国际法也必将产生重大影响。     

检视欧盟共同外交政策运作共同体化的可能性

随着欧盟不断深化和扩大,又企图在全球事务上扮演重要角色,国际学界遂从原共同体法研究和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研究中发展出一个针对欧盟对外事务法律研究的新领域,专门研究欧盟对外事务的法律规范,以及这些规范对欧盟对外行为的影响。由于《里斯本条约》取消了三支柱架构,将共同体和联盟合并成一个新的欧洲联盟,并赋予法律人格,原共同体法也蜕变为联盟法,学界开始探索原共同体法是否可能因此渗入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运作。本文顺着制度主义的脉络,首先分析《里斯本条约》创设的新制对欧盟共同外交政策运作可能产生的影响,然后尝试聚焦法律的演变,来探究欧盟共同外交"共同体化"的可能,包括欧洲法院对共同外交政策的管辖权、共同外交决策在新联盟中的法律位阶,以及欧盟通过《欧盟运行条约》第352条径行扩权的可能性。作者认为,欧盟共同外交的"共同体化"其实早已悄悄展开,《里斯本条约》则可能会加快这个发展,但是通过法律渗透而建立的一体化共同外交政策,并不能提升其效率,反而可能治丝愈棼,掣肘欧盟在全球事务上扮演一个更积极、更有影响力的角色。     

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法律分析

欧洲联盟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是其对外关系政策中一个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它关乎欧盟及其成员国的和平与安全这些根本利益 ,所以一直备受关注。对于这一领域的研究 ,由于其突出和鲜明的政治意义 ,常见于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和外交等领域的研究成果之中 ,相关的法律研究相对比较薄弱。本文从国际法 (特别是条约法 )和欧盟法 (特别是缔约权 )的角度 ,对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历史发展、相关《欧洲联盟条约》和《欧盟制宪条约》的法律规定以及相关缔约实践进行系统的梳理与考察 ,以期丰富这一领域的法律研究。     

从《里斯本条约》考察欧盟“统治-治理”现状

本文旨在考察《里斯本条约》对从“统治”(government)到“治理”(governance)这一转变过程的影响,所依托的核心概念是“统治-治理”(governmance).通过分析条约的内容和欧盟决策程序的演进,我们注意到,与其说《里斯本条约》促成了从“统治”到“治理”的变化,不如说它反映出二者互动的动态过程,这可...     

欧盟是否还会扩大?

欧共体/欧盟先后经历了6次扩大,成为今天拥有4亿人口、432万平方公里面积、27个成员的超国家组织。然而欧盟的扩大却日益加剧了深化的矛盾。随着欧盟主要国家领导人更迭和爱尔兰全民公决否决《里斯本条约》,人们纷纷对欧盟进一步扩大提出了质疑,不同论点的学者也为此展开了相应的论战。本文从欧盟扩大的历史轨迹,向欧洲回归和实行泛欧联合的可能性,欧盟扩大面临的挑战,欧盟为何要扩大以及对欧盟扩大的展望等几个层面分析了欧盟是否还会扩大这一热点问题。     

欧盟在成员国主权债务危机救援行动中的给力

今年是欧盟落实《里斯本条约》的第一年,这本应是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提振欧盟整体经济信心的大好时机．但由于成员国希腊、爱尔兰的主权债务危机以及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目前的经济景况,今年成了欧盟援招频出的拯救危机年。     

自由政府间主义及其挑战——爱尔兰与欧盟制宪进程的个案研究

《里斯本条约》在爱尔兰全民公决中遭到否决,爱尔兰与欧盟制宪进程的互动引起了广泛关注。①本文首先考察了解释欧盟条约改革进程的主要理论模式——自由政府间主义的基本假设及其在欧盟条约宪法化不断加强的背景下面临的挑战。其次,在回顾爱尔兰参与欧共体/欧盟条约改革历史与逻辑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在欧洲制宪会议阶段爱尔兰政府的政策以及《里斯本条约》公决期间的辩论情况。最后,文章提出,小国爱尔兰参与欧盟制宪进程的案例对于自由政府间主义关于欧盟条约改革理论的完善发展,以及未来欧盟条约改革的实践具有多方面的启示意义。     

欧盟对外行动署的制度建设及运行评估

欧盟对外行动署是《里斯本条约》生效后欧盟建立的一个全新专职外交机构。里约对高级代表的职责与地位所做出的相关规定,明示或默示地确立了对外行动署组建的一些基本原则。对外行动署由中央总部和驻外使团组成的架构,在一定程度上与主权国家的专职外交部门类似。本文分析了对外行动署与欧盟各有关机构和成员国的相互关系。结合对外行动署组建近两年来的外交实践,本文认为,对外行动署的建立一定程度上加强了欧盟外交的延续性、一致性和有效性,但由于这一制度变革并不是革命性的,其成效的发挥有待观察。对外行动署的组建对中欧关系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也需关注多方面的制约因素。     

在“欧洲”与“民族”之间经营——面对《基本法》与《里斯本条约》的德国新执政联盟

“欧洲”因《整合责任法》而被列入了德国联邦议院的辩论议程。《里斯本条约》对自下而上、有限支持和适度原则进行了具体化，“民族”通过由成员国议员作为代表而全面介入欧盟事务之中。德国新执政联盟在其《联合执政协议》中确定，“欧洲”成为新联邦政府的政治方向，而“民族”是政府政策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新联邦政府就成了“欧洲”与“民族”的经营者。新联邦政府在欧盟事务上的行动能力取决于其与联邦议院之间的沟通。而新联邦政府的欧洲政策施政空间——联邦政府在欧盟事务上可能的立法权限一则受政策取向影响，即联邦政府与州政府的政策取向是趋同，还是相悖。这又取决于联邦的执政党或执政联盟与州的执政党或执政联盟有一致还是相悖的政策偏好。     

论《里斯本条约》后欧盟外交的一致性——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

欧盟外交一致性的缺乏已广为研究学者和政治家诟病。为增强外交政策的一致性,欧盟通过了《里斯本条约》,创设了外交事务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并随后建立欧洲对外行动署辅助高级代表工作。新职位和新机构的建立能否如期增强外交一致性?本文以历史制度主义为视角,结合巴尔默分析框架中的治理机制概念,对条约改革的影响进行学理分析,进而从比较公共政策的视角,探讨欧盟外交可能继续面临的三个方面的冲突。最后,文章认为,改革后的欧盟外交政策制度框架将会变得更为复杂,政策一致性难以得到真正意义上的提升,但新制度对成员国利益和价值塑造的长期影响不容忽视。     

《里斯本条约》与欧盟成员国国际投资保护协定的欧洲化

欧盟成员国各自签订了大量的国际投资保护协定,这些协定与欧盟法之间存在冲突,欧盟一直致力于解决该冲突,使这些协定和欧盟法逐渐统一。《里斯本条约》的通过和生效将极大地促进欧盟成员国国际投资保护协定的欧洲化。为此,欧盟一边努力将其成员国现有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是否继续有效、成员国是否有权和第三国谈判签订新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问题都纳入自己的控制范围,一边积极行使自己的新权能与第三国进行双边投资条约的谈判。     

希腊债务危机与欧盟的应对

2009年10月,爱尔兰举行全民公投,通过了旨在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的《里斯本条约》。正当欧盟各国领导人对此纷纷表示祝贺的时候,希腊政府宣布面临债务危机,欧盟顿时又陷入新的困境。     

欧盟温室气体排放贸易机制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利用市场机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是《京都议定书》的一个有益创举。欧盟履行《京都议定书》目标的最主要战略之一是建立欧盟温室气体排放贸易机制(EUETS),一方面控制履行京都承诺的成本,另一方面为在2008年全球碳排放贸易开始前积累经验。本文分析了欧盟温室气体排放贸易机制建立的背景,介绍了该机制的主要内容,评价了欧盟各成员国的国家分配计划和气候战略,探讨了欧盟温室气体排放贸易机制对中国参与全球碳交易市场的影响以及对国内二氧化硫排放贸易的借鉴意义。     

欧共体共同商业政策运行机制中的法律问题初探

共同商业政策作为规制欧共体对外贸易关系的重要法律框架,代表了欧洲经济一体化的高度成就。《欧共体条约》为该政策提供了明确的法律基础,却未能就其概念作出清晰界定。从欧洲法院的判例实践来看,共同商业政策应作广义理解方能适应内部市场建设的演进和世界经济贸易形势的变化。在共同商业政策的运行机制中,涵盖领域、权能属性,以及组织机构方面的理事会决策机制和欧洲议会的监督作用问题争议较多,其根源在于该政策突出的"超国家性"触动了成员国敏感的神经。《欧洲宪法条约》对共同商业政策的发展虽然由于该条约自身多舛的命运而存有缺憾,但很大程度上预示了该政策的未来发展方向。     

从德国赤字超标看欧盟财政约束规则面临的挑战

在自主财政政策架构下,"成本外溢"机制促使欧盟成员国具有强烈的预算赤字动机,"顺周期"财政行为则弱化财政的"内在稳定器"功能,欧盟有建立财政约束规则的必要性。《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确立了欧盟的财政趋同标准,《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了具体的和操作性较强的财政约束规则,其真正核心是强调财经纪律。2002年至2005年,德国财政赤字超标导致欧盟财政约束规则面临前所未有的执行危机;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催生了德国财政运行"拐点"的出现,德国的赤字率、债务率再度陷入"超标"困境。2010年,德国调整政府支出与收入结构,推出若干适应欧盟财政约束规则的改革措施。     

世界体系中的后苏联国家:欧盟新成员国、独联体成员国和中国之比较

自1989年以来,后苏联国家呈现出不同的沿革轨迹。这些国家大体上可以分为四个群体:欧盟新成员国(NMS)、独联体在欧洲的成员国、独联体在亚洲的成员国和中国。这四个国家群体对于当今世界经济政治体系的参与和依附程度各不相同。需要对它们在工业和贸易方面的能力作出界定,而这些能力对其经济的全球化和金融化产生着影响。国家群体对于世界体系的特定联系决定了其特定的经济(以及政治)能力和依附水平。通过考察它们各自不同的投资模式、贸易伙伴和金融依附情况,以及2007年以来世界金融危机造成的金融压力方面的影响,可以看到:一方面,欧盟的后苏联国家坚定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另一方面,大型经济体(如俄罗斯和中国)有可能建立起本国的市场及网络,因而其经济自立水平要高于欧盟新成员国。存在着三种对于世界经济危机的主要反应方式:更深地融入占支配地位的世界资本主义制度、走向一个较少新自由主义色彩而较多协调主义的世界体系、形成以"对峙力量"和区域集团为标志的更加多元化的世界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