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哈特法哲学理论的语言学方法与反科学主义意蕴——基于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的诠释

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与哈特的法哲学理论有着众多交会之处,是理解哈特法哲学理论的核心。因此,在考察哈特与维特根斯坦思想脉络关联的基础上,运用维特根斯坦后期思想中的"语言游戏"说,从"语境原则"和"语言游戏"多样性的两个方面对哈特法哲学理论关于法律陈述方面的论述进行维特根斯坦式解读,对于理解哈特法哲学理论并进而准确把握其法律的内、外陈述的意义以及理解其法哲学理论背后的反科学主义的哲学意蕴,在日常生活法律语言运用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启示。     

孔子仁学思想及其行政管理价值

孔子作为儒家的创始人和伟大的思想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是无庸置疑的。本文简要的分析了孔子仁学思想及其在现实社会中的行政管理价值.     

试析西塞罗政治思想的渊源

西塞罗作为古罗马最重要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虽然其思想没有太多原创性,但是其继承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斯多葛学派等众多思想家的思想菁华,并得以兼收并蓄。然而西塞罗的思想又与上述思想家们的理论不尽相同,本文结合其著作,就其思想本身与其所继承发展的思想之间的渊源和发展做一番探讨,以期更好理顺文本的脉络,阐发对西塞罗共和思想的理解。     

论"语言是现实的编码体系"——读徐通锵先生《语言学是什么》有感

一直以来,不同的语言学家对"语言"的定义都有各自的理解,徐通锵先生在《语言学是什么》一书中,根据对语言性质的认识,提出"语言是现实的编码体系",笔者通过回顾部分具有代表性的"语言"定义,认为把语言看成编码体系很好地解释了语言符号的音义关系及相关问题。     

政治本质的探索：卡尔·施米特的敌友政治观评析

1985年德国思想家卡尔·施米特在慕尼黑逝世，由于他和纳粹曾有过千丝万缕的联系，长期以来被人们诟病，但这并不妨碍现今他的思想受到人们的热捧。伴随着社群主义和新左派对自由主义的大批判，施米特在北美学术界成为新左派和新右派都看重的“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家”。本文从施米特的经典文本《政治的概念》入手，结合理论和现实来分析施米特敌友政治观的理论背景、内涵以及存在的缺陷，并以此理解施米特对政治本质独特的探索。     

专业与通俗的抉择——谈和谐司法观下的法官庭审语言

近年来，各级法院都在重视规范法官的庭审语言，但是在强调庭审语言专业化与规范化的同时。一系列问题也随之而来，诸如：当事人对法官专业化的庭审语言存在理解偏差；重笔录轻过程，庭审语言与庭审目的差距较大；庭审节奏过于机械激化当事人的对立情绪，调解难度加大；法官态度冷漠、缺乏耐心的表象诱发当事人对司法不公的联想。这些矛盾在基层法院表现得尤为突出。庭审语言专业化是规则之治的必然要求，庭审语言朴素化是化解基层矛盾的现实需求。在当前追求社会和谐的大背景下。如何协调两者的关系，用有效的语言把制定法意义上的公平变为社区舆论认可的公平．从而达到司法资源利用的最大化是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面临的重大难题。本文着重分析了庭审语言专业化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现实问题，研究比较庭审语言的价值追求与现实需要的矛盾，进而提出了两者融合的主要路径和方式方法。     

“法律行为”解释论——基于语言、逻辑和语言哲学三个向度

“法律行为”概念由德国民法创设的法技术词汇Rechtsgeschaeft翻译而生成.按照语言和逻辑的解释方法,“法律行为”与Rechtsgeschaeft的语义蕴合并不契合,二者之间存在着语言错位.出现这种结果的实质是语言哲学问题.作为符号的语言自身都是死的,只是在使用中才有生命.因此,对“法律行为”概念的解释,应当突破对译词的语言和逻辑解释局限.考察Rechtsgeschaeft的产生背景和使用意图,关注“法律行为”在民法生活中能动的使用,才是准确理解和解释“法律行为”的合理路径.     

考考你

1.马克思说:“法的关系正象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____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____。2.十七____十八世纪,欧洲资产阶级思想家吸收了历史上有关____的思想资料,在此基础上创立了古典自然法学派。3.①亚里士多德②柏拉图③格老秀斯④孟德斯鸠认为:“法律不但对于已发生的     

论西塞罗的理性法治观

在古罗马 ,继承和发展古希腊的法治思想的思想家中 ,西塞罗的贡献尤为突出。他既以一个思想家的理性思维 ,也以一个政治家的现实而敏锐的眼光来看待法律和治国的方式。他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法律和法治思想与斯多葛学派的自然法思想有机地结合起来 ,进一步确证法治的必然性和正当性 ;他又根据自己的政治实践经验教训来阐述法治建构中若干现实问题。     

试论法律语言特色

法律语言即法律规则语言,亦称法律条文语言,受法律主体的制约,是法律主体的同化和反映,具有种种特点,如果能掌握这种特点,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法律的精神实质,以达到正确实施法制的目的。本文试图从词汇、语法、修辞等方面讲讲法律语言的特色。法律语言在词汇方面表现出来的特点是用词则范,     

对未成年人犯罪寓罚于教的理论探讨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存在多种诱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不良因素,而未成年人正处于身体和智力的发展时期,他们什么都想知道,什么都想学,什么都想亲自去做,但由于他们的社会知识和生活经验所限,他们的认识能力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和表面性,容易养成不良品质和恶习劣迹,最终导致违法犯罪。对于未成年人犯罪问题,考虑到对他们未来的发展,为了让他们既能改过自新又能健康成长,在对他们进行惩罚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对他们进行教育、启发、感化以教育为主,处罚为辅的政策,这就是所谓寓罚于教。在管理过程中始终贯穿教育、感化、挽救的精神,从而达到治其心、治其本的目的。     

论诱惑侦查之合法性标准

诱惑侦查的核心问题之一即是其合法性的标准问题.本文在对国内外所提出的诱惑侦查的合法性标准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各个标准的利弊,提出了修正应立足客观,兼顾主观的标准,建立一种首先考察客观,然后考察主观的两步判断标准,以达到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权的目的.     

比较法视野下的遗产范围制度研究

作为继承客体的遗产,其范围的确定不仅涉及被继承人及遗产债权人的利益,且关乎其他继承制度的设计.囿于当时立法环境和立法技术,现行法关于遗产范围的规定不能反映现实之需,与公众继承习惯亦不相符.借鉴他国立法经验,尊重民情,重塑我国遗产范围制度.     

论民法上土地与建筑物的关系——以一元推定主义为中心的理论探索

对于民法上土地与建筑物的关系问题,学术界长期以来众说纷纭。但通过一种形而下的还原性考察可以发现,罗马法及近现代范式民法其实既未采取绝对的一元主义,也不是纯粹的二元主义,而是以一元推定主义为共性,英美法亦不例外。我国立法尚有必要进一步契合一元推定主义的法理,妥善安排土地权利与建筑物权利的得丧变更,以保障秩序、自由、平等和效益等多元价值目标的协调。     

罗马法形式主义衰落的原因探析

早期罗马法极重形式主义,凡为法律行为必依一定形式进行,否则不具法律效力.形式重于实质内容是早期罗马法形式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但随着罗马社会的发展,罗马法的形式主义经历了一个由盛及衰的过程.从罗马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然法对罗马法的影响及罗马民族的务实精神等方面对其衰落的原因作了系统的探讨.     

世纪之交的劳动法发展——一种全新的思维和开放的观念

人类进入20世纪末以来,世界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全球化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潮流,由此也给法律的发展带来了广阔前景,劳动法的立法和研究也因此而更加繁荣。在开放的社会和世界性的经济环境下,以一种新的思维和观念来研究和探讨劳动法律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论不服仲裁裁决应有之救济途径及其适用

对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之救济,是指在仲裁裁决作出后,若有关当事人对裁决不服,则依照法定程序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出审查申请,进而通过司法程序对裁决予以处理的一种机制。在我国现有法律框架下,仲裁机构作出裁决后,当事人可以通过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和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两种方式来获得救济。本文在对仲裁裁决救济机制确立之依据从理论上予以阐释的基础之上,对我国现有机制运行之机理加以析明,最终得出结论:申请不予执行之途与理不合,须予删除;申请撤销在适用上亦存在缺陷,须予改进。     

“知青作家”的身份认同——“文革”后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的历史起源研究

“知青作家”对于他们“革”中的“知青”身份有着强烈认同,而对作为“知青”前身的“红卫兵”身份却着意回避,这一方面意味着他们在刻意“剥离”其历史身份中的“革命”内涵,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历史反思的巨大局限,这一状况,与意识形态,历史转型以及他们的个人生命周期和身份认同历史均有重大关联。“知青作家”只有“正视”并且深刻反思其早期的“革命”身份,才能为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身份形象和话语体系的重建确立一个有效的前提。     

论CAFTA争端解决机制的完善

若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自身需求为依托,可以发现学界所认为的其存在的"缺陷"中有许多并非真正缺陷,如未将运用争端解决机制的主体扩展到私主体、临时仲裁庭的设计不合理、争端解决机制的执行力度及惩罚措施不适当等。而该争端解决机制在仲裁员回避、仲裁裁决形成方式及仲裁裁决的复核等方面确实存在不足,应当予以完善。     

Defining the Job of the Member of the Knesset

In Israel, as in other democracies, there is no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its parliamentarian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refusal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and the reasons why such a definition ought to be considered, both in Israel and elsewhere, even if the chances of doing so are slim. With regard to Israel, the main reason why a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Knesset members (MKs) is required is related first and foremost to three provisions of the Knesset Members’ Immunity, Rights and Duties Law of 1951. The issue of remuneration for MKs and the problem of mistrust in the Knesset are additional reasons. The article explores those elements of the job that have nevertheless been defined in Israel in a piecemeal fashion – both in terms of what the job excludes and what it includes. Some of these partial definitions appear in laws, the Knesset Rules of Procedure, and the Rules of Ethics for Members of the Knesset. However, the most significant definitions have been provid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verdicts of the High Court of Justice, which has on occasion been called upon to deal with various issues connected with MKs’ rights and immunit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