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个人信息权益与公共利益的平衡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社会治理也逐步进入数据治理时代,通过各类信息数据的收集、利用提高了公共管理效能,改善了公共服务质量,为逐步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提供了信息化基础.2020年,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个人信息数据的收集、利用助力国家快速控制了疫情.但这期间,也不乏个人信息权益与公共利益的冲突事件,为减少冲突,...     

土地征收中公共利益与私人权益的冲突与平衡——从《物权法》第42条谈起

土地征收行为本质上是一种“国有化”措施，将导致土地所有权和其他物权消灭。当前土地征收中存在的公共利益与私人权益的冲突亟需解决，必须通过科学界定“公共利益”范围、完善征收补偿制度、健全和完善回应型司法机制、强化社会保障等方面寻求冲突的平衡点，从而有效防止征地机关滥用征收权，并使公民私人权益获得实质性保护。     

论行政法上公共利益对私人利益的限制

近几年来,随着我国行政法中所涉及的公共利益范围的不断扩大,对于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界定也越来越不清晰,这不仅会影响到行政法的正常行使,而且对私人利益也有较大影响。本文首先对行政法中所涉及到的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进行介绍,并在此基础上详细探讨公共利益对私人利益的限制,从而使公共利益限制私人利益得到有效规范,以此来从真正意义上使公共利益能够对保障私人利益而服务。     

公共利益与社会治理

本文提出落实科学的发展观,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社会和谐,需要对公共利益进行深入的研究,认为公共利益由公共财富和公共福利两个部分构成;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应该建立良性互动关系;社会治理要格外重视处理公共利益中的社会公共福利与个人福利的关系;实现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共同发展,需要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     

知识产权与公共利益探析

本文从知识产权中公共利益的内涵出发,探讨了知识产权中公共利益受损表现形式,并深入分析了知识产权公益受损的原因。     

公共利益与权利冲突

公共利益作为权利要求产生和实现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对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影响日益彰显,而权利的冲突在推动社会演进步伐的同时也必将与公共利益的确认和实现产生不可分割的联系。     

公共利益的界定与识别

公共利益是一个歧义丛生的概念,具有很强的抽象性和不确定性。本文试图从公共利益与国家利益、集体利益的区分和公共利益与公众利益、共同利益的区分中厘清其涵义,并提出,为防止公共利益名义被滥用,应该以宪法统领公益,由立法规范公益,由程序形成公益,仰司法救济公益。     

地铁,要从我家地下穿过……——一起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碰撞引发的官司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城市人口及私人汽车的急剧膨胀,路面交通压力日益恶化,发展地铁成了缓解城市交通状况的首要选择。南京继地铁1号线开通运营之后,地铁2号线如今正在如火如荼的建设之中,按规划这条线路须从金基唐城小区底下穿过,小区居民发现这一情况后,立即齐心协力地采取维权行动,在阻止有关方面施工的同时,他们还将市规划局告上了法院,一审败诉后他们又提起上诉,目前案件已进入二审。在南京,不仅是地铁建设引发纠纷,而且连变电站扩容也遭遇了同样的麻烦。市民们为什么要抵制这类公益性质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呢?其实这里面有着深层次的原因。     

国际投资与公共利益

国际投资争端往往涉及重大的公共利益,国际投资与服务贸易的密切相关,使得市场准入等原则对一国的开放程度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国际投资条约强调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下,也不能忽视对国家根本安全利益、对国家主权的保护。在国际仲裁实践中,也体现了对投资者私人利益的保护。仲裁的重要特点之一是保密性,这就使仲裁程序缺乏透明度,影响公众对仲裁考虑的监督。第三人参与制度也比较罕见,仅借助法庭之友有其不可避免的不确定性。因此,要提高仲裁程序的透明度,建立第三方参与制度,使国际投资自由化和公共利益双向互动,促进国际经济秩序的和谐稳定发展。     

论著作权法与公共利益

著作权法与公共利益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这是因为著作权法具有重要的公共利益目标。著作权法需要确保公共利益 ,这在长期的著作权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已经被不断地得到确认。总体上 ,著作权法中的公共利益表现为确保社会公众对智力作品的必要接近与分享。著作权法通过对公共利益的确保 ,在保护著作权人专有权利的基础之上更好地实现了其立法宗旨。     

权利的公益构成

权利与个人利益有着必然的价值关联,但个人利益没有穷尽权利的价值构成,个人利益与权利之间经常出现价值上的不对称.在填补个人利益与权利的价值缝隙上,主体资格、加总公益与共享公益是三个可能的价值选项.基于主体资格解释权利的价值与权利的实践形态相脱离,缺少现实关怀;着眼于加总公益只能解释部分不对称情形,缺少理论普适性;只有基于共享公益才能为权利的价值做出兼具现实性与普适性的解释.透过权利的共享公益价值可以看到,权利的社会功能不止自我防卫、对抗他人,同时还营造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合作形式,体现了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和谐.     

文化遗产权利的公益透视

对于公共利益的探讨成了时下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但鲜有学者研究文化遗产权。试用热点问题的内容来讨论冷门话题,首先,对文化遗产及文化遗产权作了一大致介绍;其次,梳理了一下与文化遗产权有关的公共利益理论,并用现有的公益理论、从公共利益层面来解析文化遗产权,探讨其公权属性;最后,简单谈了一下公益冲突理论对于文化遗产权保护的启示。     

论公共利益与私有财产权保护

公共利益需要构成限制私有财产权的理由。保护私有财产权,必须防止公共利益的无限扩张及公共利益的误用与滥用。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遵循利益衡量原则、比例原则和信赖保护原则,协调好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冲突,并借助于宪法解释制度明确公共利益的涵义,通过具体立法界定公共利益的范围,建立违宪审查制度,保障公共利益设定的合宪性。     

公权与私权的博弈:行政许可设定的法哲学思考

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博弈现象贯穿于行政许可设定和运行的始终。本文从法哲学的角度 ,分析行政许可设定中公权力与私权利间的博弈现象 ,将这种博弈现象界分为 :行政权与公民权利的博弈 ;立法权与公民权利的博弈 ;立法权与行政权的博弈三种 ,并从法哲学的层面透视这一博弈现象的本质 ,提出只有协调好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博弈关系 ,才能早日实现法治政府。     

实名制政策与私权保护的博弈论

实名制政策的实施必须遵循合法性原则和比例原则,实名制政策的制定需要理性而不应泛化,从法律制度层面为实名制政策扩定适用范围,将有效避免实名制政策对私权领域的不当干涉.推行实名制政策的同时,需要建立相应的个人信息保护配套机制,实现政策与法律制度的契合与互动.实名制政策在适用层面得以顺利推行,是通过将民事政策细化为可以操作的具体规则来实现的.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法益重构:从私法权利回归公法权利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法益不是私法上的个人信息自决权.个人信息不等于个人私有信息,个人对其信息并不具有完全的排他性支配权.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法益观应该从私法角度转向公法角度,刑法保护个人信息的目的不是确权,而是规避风险.公法上的个人信息受保护权既不是私法上的个人信息自决权,也不是超个人的信息公共安全.个人信息按照其私密性高低,分别属于三个不同领域,即最核心层的隐私领域、中间层的私人领域、最外层的社会领域.个人信息所属的不同领域直接影响到本罪构成要件符合性的判断.个人同意并不是本罪违法性判断的决定性因素,获得个人同意的行为当然不应该构成犯罪,但未获得个人同意的行为也可能不构成犯罪.     

私权平等与身份限制——再审视“公众人物”的人格权

人格权是私人享有的权利,而私人权利又可分为公权利和私权利两个方面。"公众人物"的人格权主要涉及私法与其私权利的一面。"公众人物"的人格权与一般人的人格权并无不同,现有的限制理论均有缺憾。故我们仅需界定人格权本身而无需对其主体进行分类。不必建立"公众人物"法律概念,在人格平等的私法理念下各类主体不应被区别对待。     

论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的冲突与协调

关于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相互冲突的理论观点和实践形态主要有三种,即:对立统一论、个人权利本位论和公共利益本位论.实际上,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相互限制,又相互依存.在公共利益实现、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协调中,道德、制度、习俗文化等的作用只是一个方面,主要从制度上提供立法、行政和司法保障.     

Human Rights and Unfair Dismissal: Private Acts in Public Spaces

This article addresses the termination of employment because of the conduct of the employee in her leisure time, in the light of the right to private life. It explores the impact on the retention of employment of activities taking place outside the workplace and outside working hours, and argues that the approach of UK courts and tribunals, which is based on a primarily spatial conceptualisation of privacy, is flawed. A fresh approach to privacy, resting on the idea of domination, is proposed, which is sensitive to the particularities of the employment relationship. Considering the fairness enquiry in dismissal, it argues that off‐duty conduct may lead to lawful termination of employment only if there is a clear and present impact or a high likelihood of such impact on business interests; a speculative and marginal danger does not suffice. It further proposes that a particularly meticulous test is appropriate when certain suspect categories, such as the employees' sexual preferences, are at stake.     

论行政公权的软化与私权的硬化

传统行政法的“管理模式”与“控权模式”已无法面对当今行政权宽泛的自由裁量和自我扩权.政府行政权的正当行使和程序上合法化往往需要通过平衡格局加以实现,即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之间互动的参与机制形成和谐、合作的行政关系格局.行政许可法与行政强制法所蕴涵的法益焦点表现是在其行政执行制度中所体现政府公权力的软化与私权精神的扩张,从而反映出实现政府公权力与个体私权利的良性监督、制约、互动、衡平、保障其创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