陷阱取证的效力探讨

陷阱取证概念源于刑事诉讼法中的"诱惑侦查",但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中也有所运用。陷阱取证不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司法实践中都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对于陷阱取证的合法性,尚存在诸多争议。文章从陷阱取证的历史发展、陷阱取证的限定、与诱惑侦查的对比以及正当性和必要性几个方面来探讨刑事领域的陷阱取证。     

浅谈“陷阱取证”引发的法律问题

"陷阱取证"是法学理论和司法实践中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试从刑事和民事两大方面分析"陷阱取证"的合法性、必要性和可行性"。陷阱取证"是来源于刑事诉讼中的概念,但在民事诉讼中也有所运用"。陷阱取证"通常分为"机会提供型"和"犯意诱发型"两种类型。犯意诱发型"陷阱取证"会引起诸多问题,所以是非法的。本文分析讨论了刑事案件中的"陷阱取证"的合法性,并从三方面说明采用机会提供型"陷阱取证"进行刑事侦查的必要性;探讨了民事诉讼案件中以"陷阱取证"的方式获得证据是否应予以采纳的问题。根据我国法律规定,作为定案根据的证据必须具有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三个特征。并认为在民事诉讼中不应提倡陷阱取证。     

浅谈“陷阱取证”引发的法律问题

“陷阱取证”是法学理论和司法实践中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试从刑事和民事两大方面分析“陷阱取证”的合法性、必要性和可行性。“陷阱取证”是来源于刑事诉讼中的概念，但在民事诉讼中也有所运用。“陷阱取证”通常分为“机会提供型”和“犯意诱发型”两种类型。犯意诱发型“陷阱取证”会引起诸多问题，所以是非法的。本文分析讨论了刑事案件中的“陷阱取证”的合法性，并从三方面说明采用机会提供型“陷阱取证”进行刑事侦查的必要性；探讨了民事诉讼案件中以“陷阱取证”的方式获得证据是否应予以采纳的问题。根据我国法律规定，作为定案根据的证据必须具有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三个特征。并认为在民事诉讼中不应提倡陷阱取证。     

民事陷阱取证之再探讨——兼论北大方正诉高术软件侵权案的取证方式

北大方正公司、红楼研究所与高术天力公司、高术公司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侵权纠纷案可谓一波三折,案件争议的焦点之一是被一审法院称为"陷阱取证"的取证方式。民事陷阱取证具有合理性、合法性,在运用民事陷阱取证时,应注意要遵守合法性、必要性原则;恰当把握民事陷阱取证的实质性要件;强化民事陷阱取证的程序保障;赋予被取证人救济手段。     

软件侵权诉讼中“陷阱取证”与“实验取证”的法律思考

方正诉高术案件再次提出了"陷阱取证"在软件维权中究竞地位几何这一尖锐问题.借鉴"陷阱取证"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我们可以将民事诉讼中的"陷阱取证"分为机会提供型和恶意诱发型两种.对原告采用的机会提供型的"陷阱取证"方式应该认可,而对恶意诱发型则应该坚决予以禁止.从民事诉讼"陷阱取证"与刑事诉讼"陷阱取证"的联系和区别、公私利益平衡、法经济学、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多个角度来看,机会提供型陷阱取证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我们应该通过立法及司法实践,对"陷阱取证"使用的对象、范围、批准程序、适用程序以及证据的效力等等,做出明确而详细规定,以科学地发挥这种取证手段的作用.我们应该将"陷阱取证"控制到类似于科学实验的"实验取证"水平,保证取证的客观性和公正性.     

“陷阱取证”的证据效力问题探讨

为了获得关键证据而使自己在诉讼中处于有利的地位,当事人会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精力,因此,陷阱取证通常被当事人运用。然而其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存在一定的冲突,协调该冲突是陷阱取证证据效力的根本问题。     

试论知识产权保护中的陷阱取证

一、陷阱取证的界定 陷阱取证在法学理论与司法实践中是非常复杂的问题。通常用在特殊的刑事案件侦查中，其基本的含义是指在对特殊刑事案件的侦查中，侦查人员为了获取犯罪嫌疑人犯罪的证据和线索，抓获犯罪嫌疑人而采取的诱使被侦查对象实施犯罪行为的一种特殊的侦查手段和方法。由于目前形形色色的新型犯罪，诸如走私、贩毒、行贿、组织卖淫等等，因其高度的隐蔽性、严密的组织性以及高超的反侦查手段，使传统的侦查手段受到巨大的挑战。而陷阱取证在这方面却是打击上述特种刑事犯罪的有效手段。世界上许多国家，如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均对陷阱取证予以认可。联合国公约和部分地区性公约对此也予以确认。我国在对待陷阱取证进行刑事侦查方面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但实践中却是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屡用不爽的一个侦查手段。     

侵权责任视角下的陷阱取证

在陷阱取证问题的讨论中，过去往往以程序法的角度来进行讨论，并且指出关于陷阱取证主要采用于刑事案件的侦查调查过程当中。但在民事领域，特别在涉及知识产权侵权的取证过程中是常用的手段。然而，作为一种取证手段，以侵权责任来看是否符合其理论构架，需要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和讨论。     

“方正”和“高术”——一波三折后的思考

“陷阱取证”是耶?非耶?“陷阱取证”来源于刑事诉讼法学中的“诱惑侦查”。诱惑侦查，又称警察圈套、侦查陷井，是指刑事侦查人员以实施某种行为有利可图为诱饵，暗示或诱使侦查对象暴露其犯罪意图并实施犯罪行为，待犯罪行为实施时或结果发生后，拘捕被诱惑者。     

论卫生行政执法的“机会提供型陷阱取证”

卫生行政执法的陷阱取证是指,在卫生行政执法过程中,当执法人员在表明执法身份、公开监督检查(也即所谓公开取证)的情况下无法取到证据材料时,通过掩盖或者隐瞒执法身份与管理相对人接触,并藉此取得管理相对人实施违法行为的证据材料。     

民事非法证据排除的实证研究

偷拍偷录的视听资料、陷阱取证所得证据、悬赏取证所得证据、私人侦探取证所得证据的证据能力应依据手段的违法性程度、有无侵犯不特定社会主体的合法利益等区别对待,而不应一律排除。     

“陷阱取证”在计算机软件侵权案件中的应用

“陷阱取证”是主要用于刑事案件的一种侦查方式 ,又称为“侦查陷阱”、“警察圈套”。在对一些特殊刑事案件的侦查中 ,如犯罪行为具有组织性、隐蔽性、甚至无被害人的情况下 ,包括贩毒、行贿、组织卖淫、伪造货币等案件 ,侦查人员为了获取犯罪嫌疑人犯罪的证据或线索、抓获犯罪嫌疑人而隐瞒身份 ,利诱或暗示被侦查对象实施犯罪行为的一种特殊侦查手段或方法。“陷阱取证”主要包括两种形式 :一是机会提供型取证 ,是指被侦查对象已有犯罪意图 ,侦查圈套只是使这种犯罪意图或倾向暴露出来或只是促使其实施具体的犯罪行为 ;二是犯意诱惑型取证…     

别把＂钓鱼执法＂用在人民身上

追根溯源，我们所称的钓鱼执法其实就是刑事侦查中的所谓警察陷阱，也称警察圈套、侦查陷阱、陷阱取证，是指在侦查刑事犯罪案件的过程中，侦查人员为了取得犯罪证据，特意创造某种机会和条件，诱使、暗示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活动，或者为其犯罪活动提供某种便利，从而获得犯罪证据并缉捕犯罪嫌疑人的侦查手段。     

论诱惑侦查之证据的运用

本文探讨了诱惑侦查之证据在取证、举证、质证、认证四个司法证明环节的合法性要求,认为诱惑侦查人员取证应遵守行为适度性原则,对于侦查陷阱的抗辩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建立警察出庭作证制度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民事诉讼中的“陷阱取证”

被侵权公司为了获得侵权方的证据，投入数十万元，派员工在外租用民房，化名购买侵权方的产品，终于获取了侵权方销售盗版软件的证据。对于本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中认为，原告为了获得被告侵权的证据，投入可观的成本，采取的是“陷阱取证”的方式，但该方式并未被法律所禁止，故对该方式予以了认可。然而，对所称“陷阱取证”方式的认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与一审法院截然相反。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民事诉讼中证据的取得方式是以当事人举证为主，法院调查搜集证据为辅，双方当事人诉讼地位平等，当事人不得采用侵犯他人…     

版权商业性维权的司法应对策略探究——以三面向公司为例

版权商业性维权因涉及陷阱取证、恶意索赔等趋利性诉讼行为,在实践中引发了诸多争议。本文以三面向公司版权商业性维权的诉讼群案为考察对象,通过实证分析等方式,对司法实践在版权商业性维权领域的应对策略进行相关探究。     

法言法语 陷阱取证

"陷阱取证"是法学理论与司法实践中非常复杂的问题,通常用在特殊刑事案件的侦查中。其基本含义是指,在对特殊刑事案件的侦查中,侦查人员为了获取犯罪嫌疑人犯罪的证据或线索、抓获犯罪嫌疑人而采取的诱使被侦查对象实施犯罪行为的一种特殊侦查手段或方     

北大方正集团公司、北京红楼计算机科学技术研究所诉北京高术天力科技有限公司、北京高术科技公司侵犯计算机软件著作权案——兼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完善

长期以来，我国相关法律对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相对滞后，立法的疏漏加上理论上的模糊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司法实践的混乱。广受关注的北大方正集团公司、北京红楼计算机科学技术研究所诉北京高术天力科技有限公司、北京高术技术公司侵犯著作权一案中就出现一二审法院对同一种取证方式(“陷阱取证”)的性质做出完全相反的认定的情形。这种现象如果经常发生必将有损干法律的确定性和可预测性．其危害性不言而喻。本文对该案的证据适用进行评析，并在此基础上就我国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提出了建议。     

论行政程序中的秘密取证

秘密取证是行政执法机关在公开取证难以实现的情况下,获取证据材料,了解事实真相,维护行政相对方合法权益的重要手段。它产生和存在于行政法治实践,并且符合现代行政法的价值追求。为了准确适用秘密取证,必须科学分析其概念、特征和功能,掌握秘密取证的界限,并注意把握秘密取证与相关法律规定的关系。     

数字时代背景下刑事取证制度的困境与回应

在数字时代背景下,犯罪人、犯罪行为与犯罪空间等都显现出与工业化时代明显不同的特点。以传统物理空间发生的国内犯罪为基本原型的传统刑事取证制度,难以有效回应网络空间取证、跨境犯罪侦查取证等新问题,在侦查人员专业能力、取证时间和取证空间等方面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刑事取证制度在整体框架进行优化调整的同时,也逐渐推进从法定侦查人员取证到专业人员参与取证、从传统侦查取证到向网络服务者取证、从一般取证措施到快速取证措施、从国内取证程序到境外取证程序等多重变革。数字时代刑事取证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还需要关注和回应取证行为启动明确化、取证措施体系化、取证程序精细化和取证制度协同化等新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