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执行的拼凑应对偏差:数字治理形式主义的发生逻辑分析北大核心CSSCI

数字治理形式主义即数字化信息技术在公共治理实践过程中产生的技术化“形式理性”对公共治理的“实质理性”替代现象。数字治理过程中,数字化信息技术执行和拼凑应对偏差叠加,导致“完成任务式”“政治联合体”和“向下考核激励式”三种类型的数字治理形式主义。在发生逻辑上,向上完成任务式数字治理形式主义源于唯上主义、单向传导、化约主义和短期主义的拼凑应对偏差;政治联合体数字治理形式主义源于纵向组织间基于数字信息系统的共谋性拼凑应对偏差,横向部门间基于数字信息逻辑化的联合性拼凑应对偏差,选择性执行下的策略性拼凑应对偏差;向下考核式数字治理形式主义源于数字治理的标准化偏差、政策指标的顶格性偏差、公共治理的分离性偏差。为此,须通过数字治理的技术执行体制改革,从技术和组织的良性互动出发,矫治数字治理形式主义。     

“接力棒的传递”：理解危机学习的可持续性及其机制

“危机学习的可持续性”具有时间、内容和绩效三重可持续性的理论意蕴，本质是知识生产与再生产的循环演进过程，折射出时间视域下危机学习结果的“接力棒的传递”图景。结合我国政府疫情防控方案迭代的案例研究发现，“危机学习的可持续性”是多重机制耦合作用下的结果：一是持续需求机制，复杂、动态的危机情境为政府持续开展危机学习、促进知识生产提供了动力；二是持续强化机制，高层领导“持续在场”背景下的科层压力，使得持续开展危机学习成为政治性任务；三是持续反馈机制，通过识别经验性和试验性的结果反馈，政府能够选择性保留知识，促进循证决策的进阶；四是持续载体机制，赋予学习机构“合法性”和“稳定性”，解决“谁来持续学习”的问题。前两种机制从外部和内部两个方面回应了政府持续开展危机学习的“必要性”，后两种机制则从动态和静态两个角度阐释了政府持续开展危机学习的“可能性”。     

“土政策”：基层治理创新中的消极策略？——一项多案例的研究

目前学界对“土政策”的基本类型及生发情境未展开充分探讨,而且多将其解释为政策执行中的负面属性或消极行为。基于基层治理创新的语境范围,可以从“政策模糊性”和“创新绩效吸引力”这两个维度来建立“土政策”属性的分析框架;结合不同案例认识“土政策”,可将其归纳总结为因地制宜型、形式主义型、主动加码型及资源拼凑型四种基本类型。在基层治理创新情境下,探究其中蕴含的内在逻辑和作用机制,发现上级压力、同级竞争及社会环境共同构成了“土政策”的衍生情境。     

分布式治理:技术嵌入基层治理的理论基础、权力逻辑与治理样态

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及社会治理创新向纵深推进的宏观背景下,各类信息技术向治理领域广泛渗透,导致权力实践变为一个需要经由“技术”这一中介机制加以理性化的过程。采用权力政治学理论框架,分析了作为独特的权力主体,技术在基层治理权力结构中承担的中介作用,进而总结了“分布式治理”概念,发现有机接合技术重塑基层治理的权力结构存在两种基本样态,即以控制为核心的政治职能和以技术行政为核心的治理职能。从“任务情境”“主体间性”和“技术作用”三个维度呈现了分布式治理有别于传统集权式治理、分权式治理的组织学特征。这些特征使分布式治理能够融合“技术-主体-权力”多重治理要素,并在复杂性任务情境中助推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疫情治理中的健康码:认同与张力——基于“一体两面”三重交互界面的探究

健康码是疫情应急治理的重要数字工具,政府、社会和个体是三重交互界面中"一体两面"的行动者。疫情期间,政府赋权认同健康码治理,是因为它契合了疫情治理的需求,提升了疫情治理的效率。社会认同健康码是因为它能有效缓解疫情治理的复杂性,促进社会安全有序运转。个体认同健康码是因为个体需要通过这一"电子门票"获得"数字生命"、身份认同和行动自由。疫情治理中的健康码暗含着"一城一码"、健康隐私边界打破、社会治理权力让渡、社会碎片化等多重张力。在应急治理期间,对健康码治理的认同超过了张力,但随着治理环境的改变,两者的关系状态可能会发生改变。在推进数字治理过程中,可以"优化"健康码拓展"码上治理",但要防止"码上治理"的"异化"。     

危机学习、注意力分配与政策爆发：基于健康码的实证研究

危机情境下政策爆发的形成过程和发生机理仍有待揭示。本研究借鉴流行病暴发“三位一体”理论模型，构建危机响应政策爆发式扩散的理论分析框架，对全国省级健康码政策的扩散过程、趋势和特征进行实证分析，旨在揭示危机情境下政策爆发的过程及生成机理。研究发现注意力分配在危机学习和政策扩散互动关系中发挥作用，有效提升了政策扩散的速度。危机学习、注意力分配和政策扩散的互动不仅为解释危机情境下政策爆发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同时还丰富了注意力分配和政策扩散研究的理论谱系，对危机情境下不同类型政策爆发的理论解释提供有益参考。     

“码上通行”缘何困难重重？——非对称关系下粤港澳健康码互认协作分析

粤港澳大湾区疫情防控过程中,以大数据技术作为重要依托的健康码系统跨域协作被非对称的异质性治理环境所解构,使“码上通行”落空而造成“有码难行”。在制度性集体行动理论框架下,对粤港澳健康码互认协作的“结构-过程-结果”梳理后发现,事务性驱动力、领域性驱动力和区域性驱动力是三地健康码互认协作的主要驱动因素,交易成本以及合作风险是各方选择协作方式的重要影响因素,其左右协作进程并引发其间“木桶效应”的显现,非对称关系下跨域协作能否实质开展的关键要素则在于各方对于协作净收益的判断。为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跨域应急协同中数字治理协作的开展,需要摒弃理想主义的非对称关系思维,在粤港澳大湾区顶层设计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导下,构建一种能够积极回应、灵活应对各种跨域公共危机的功能性应急协作关系。     

地方政府何以实现技术嵌入性制度创新——以海绵城市实践为例

尽管“技术-制度”协同演变这一主题一直被反复强调,但已有研究大多关注制度逻辑对技术创新方向和速度的影响,而反过来讨论支持新兴技术推广的制度创新的实证文献并不多。本文基于制度创业理论文献,以海绵城市实践为例,采用主题分析法挖掘2.5千余份政府官方报告以及21万余字访谈语料数据,构建城市治理中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理论模型,阐述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组织场域特征以及合法性获取机制,并归纳出新兴技术引致的新兴场域中制度创新的特有机制。本文深化了中国治理情境下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中层理论,并且拓展了具有技术嵌入特征的制度创新的作用机制,丰富了对于城市治理中“技术-制度”的协同作用的理论解释。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社会伦理风险及其治理——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探讨

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社会伦理风险可以认为是在技术应用过程中由人类行动者和非人类行动者开展行动者转译和网络建构所造成的。从行动者转译与网络建构来看,生成式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主要社会伦理风险包括:智能互联下的行动者之“恶”传播风险加剧、行动者社会分工体系的结构性危机加剧、行动者转译的技术异化问题更为严峻、“行动者网络”下的数字安全风险增大、行动者“五际”关系维度的数字平权问题凸显。基于此,从合理界定行动者主体的权责关系、加强行动者转译的全过程算法治理、构建人机“共善”的行动者治理共同体等方面推进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社会伦理风险治理,确保科技向善健康发展。     

智慧政务服务的过程性整合分析北大核心CSSCI

自推进放管服改革以来,政府部门采取“重组”策略进行智慧政务服务的业务再造,其本质是科层制度占据主导的技术辅助与内部协同,显露出政务服务的服务需求侧低弱位、数字技术工具化、持续互动效果不明显,眼光“向上看”的管理者服务逻辑等短视化弊端,忽视了人的服务需求,亦导致政务服务改革缺乏强有力的全局统筹性,处于分散化状态。过程整体性思维导向下的政务服务智慧化改革,突破了“业务驱动”的服务范式,具有凸显公共价值理念、治理面向多维性、服务过程灵活性等特征,体现了对数字政府转型中的积极变革与数字治理思维升级,在复杂治理情境中更为契合“以人民为中心”的服务型政府发展导向。因此,在未来的政务服务深化改革中需要注重过程整体性,基于人的需求进行服务设计,发挥整体智治,构建灵活性组织,深化智慧型政务服务改革,为完善数字政府治理形态提供一种可能方案。     

统合型数字治理：基层治理效能提升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机制——基于深圳市龙华区的案例研究

数字技术和党组织双向嵌入既有治理体系形成的统合型数字治理已成为我国基层治理效能提升的重要模式,但既有研究尚未系统回应统合型数字治理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机制。基于策略关系国家理论构建了“知识+能力+行动”框架,结合深圳市龙华区“党建+科技+治理”的个案,对统合型数字治理推动有效治理的理论逻辑和实践机制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统合型数字治理兼容了统合型治理和数字政府的优势,实现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协调与平衡,通过理念思维再造、责任利益再造、激励约束再造三大机制,塑造了基层治理共同体的统一价值基础,并从结构力和能动力两方面重塑了治理行动者的知识、能力和行动关系,促成了治理行动者间的知识融通、能力集成和行动协同,有效解决了多元碎片化和集体行动困境的问题,提升了基层治理效能。     

公共管理敏捷革命：中国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交叉案例研究

公共管理敏捷革命并非效率革命,而是治理数字化转型阶段政府治理能级升维。敏捷治理以在敏捷性中捍卫可治理性为使命。依据可治理性寻求之进路（制度或技术）与机理（确定性或灵活性）,可将敏捷治理实践划分为“制度创新-确定性寻求型”“制度创新-灵活性寻求型”“技术赋能-确定性寻求型”以及“技术赋能-灵活性寻求型”等四种类型。基于交叉案例研究发现,作为系统工程,公共管理敏捷革命是全要素、全周期、全方位敏捷的产物,强调以贯通政府敏捷与社会敏捷为方法。理想形态的城市敏捷治理体系构建需以平台化运作为基础,有机黏合并支撑起“想要敏捷”“能够敏捷”以及“必须敏捷”等完备要素体系,并以控制论为指导,将有效的反馈控制循环植入其中,确保城市治理体系以灵活迭代的方式保持持续敏捷。     

公共危机治理:理论建构与战略重点

本文提出了公共危机的治理理论,针对中国政府传统应对危机的社会政治动员和政府行政管控的机械管理模式,条块分割组织体制、被动撞击式和事后救火式的应急机制以及缺乏长效的政府-企业-社会战略合作伙伴协同应急的公共行动网络,指出中国在公共危机方面的应急管理亟待特别设立专门法律程序。并结合我国将进入社会管理体制和机制全面转轨的新契机,创新政府-非政府-企业-社会整合的危机管理体系和应急行动的组织模式,围绕危机治理体系提出重点发展战略,以建立全社会整体联动的公共危机治理网络。     

制度逻辑：基层社会治理中数字形式主义问题的反思与超越

随着数字技术在基层社会治理的不断渗透,背离技术赋能理性的“痕迹管理”“电子衙门”“虚拟政绩”等数字形式主义问题也不断凸显。究其根源,历史路径依赖和技术治理两个变量的交织与扭曲是造成这一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因此,需要构建“理念-制度-执行-反馈”的制度逻辑框架,通过加强顶层设计以平衡技术理念与公共价值,通过制度创新推动数字治理的灵活性与有效性,通过制度治理的替代行为以弥补技术治理的不足,通过“制度-利益相关者”联动构建多元协同的治理模式。在此基础上,有益于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理念、数字技术、制度规范的深度融合,进而提升基层数字形式主义的治理效果,最终推动基层社会治理效度、深度和温度三者的有机统一。     

积极型政府数字化危机治理:动员策略与理论源流——以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基于中国在抗击新冠疫情中表现出的事实场景,可见积极型政府的特质与数字化技术的嵌入推动着公共危机治理的结构化转型,并激起新的实践创新与理论探讨。政府作为突发性公共危机事件中的积极行动者,在公共危机的不确定性与数字治理的精准性之间,不断地形塑着数字化危机治理模式。积极型政府采用科层制统合、数字化驱动和舆论性引导等动员策略,基于"理念-数据-组织"的核心要素,形成模糊性治理、流动性治理和韧性治理"三位一体"的理论源流。但在积极型政府数字化危机治理中,还内含精准与模糊、高频流动与物理阻断、刚性与柔性、积极有为与过度干预等的可能张力和潜在挑战,需要从治理与技术的关系方面进行深刻反思,以实现积极型政府的自我超越与数字化的危机善治。     

非政府组织参与数字政府治理:契机、价值与模式创新

非政府组织参与数字政府治理的效果与参与契机的选择相关,也与参与模式的类型相关。政府主导下非政府组织参与契机分为外锁契机和内嵌契机两种类型。在数字平台实践中,外锁契机对应"行政式"参与模式,内嵌契机对应"协商式"参与模式,因为非政府组织不同程度的被动式参与,导致数字政府治理价值的实现存在偏差。通过对非政府组织参与数字政府治理价值分析和价值模型构建,在比较现行两种参与模式缺陷的基础上,阐述了新型"合作式"参与模式的构建,进而论述了该模式的创新理念和比较优势,并提出了对策建议。     

一体化推进城乡基层数字治理

当前,在数字技术和政策红利的双重推动下,各地积极探索基层治理的数字化转型,数字技术赋能基层治理具有了很好的实践基础。实施智慧政务改革,推进政务服务智能化。近两年来,江苏以“不见面审批”为代表的“一网通用”“一网通办”“一网统管”工程持续推进,成为全国政府数字治理的先行省。在基层“三整合”改革中,各市、县(区)围绕“加强政务服务体系建设,实现审批服务一窗口”的目标,完善审批服务平台,融合政务服务网,打通为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供需视角下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数字治理研究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政府、企业和公众等多元主体需求间存在明显张力，传统治理模式在监测预警、应急指挥、信息公开、流调追踪、资源调配、基层防控、距离限制、健康通行和有序恢复等治理场景中面临诸多困境，难以有效解决“快速缓解、控制和消除疫情”和“化解疫情下多元主体需求间张力”两个关键难题。数字社会下知识、数据和技术等关键生产要素为传统治理模式向数字治理模式转变提供核心驱动力。本文从供需视角出发，结合我国各级政府采用的24个数字防疫实践案例经验，构建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数字治理框架。研究发现数字社会下知识要素、数据要素和技术要素的供给主体、供给方式和供给机制呈现出多元主体共商共治共享特点，知识要素通过交叉、融合、传承和进化，数据要素通过流转、关联和融合，技术要素通过构建数字化组织、人员、流程和工具等途径赋能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场景和过程，实现治理目标。     

青年流动中的乡村治理危机及其数字化应对

随着经济转型与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产生了一股规模巨大且持续不断的乡村人口流动大潮,形成了从“离土不离乡”到“离土又离乡”的渐进式远离。大量农民尤其是青年人外出务工的事实客观上造成了乡村社会的低龄化、老龄化、空心化等现实困境,引发乡村治理危机。对数字乡村建设的研究发现,外出村民尤其是外出的青年村民借助数字化平台能够以更低的成本远程参与乡村治理,解决之前因为外出而导致的“不在场”困境;数字平台的开放性所推动的去中间化,扩展了村民间的横向联系,缩短甚至打通了基层治理架构的纵向层级;数字平台的可视化特性也提高了基层治理中的透明度和公平性。在数字乡村建设中,数字平台将为发现和满足社会需求、化解基层社会矛盾、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提供重要科技支撑,更有助于提高乡村治理效能,推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为乡村振兴夯实治理体系保障。     

“信息型”工具无序性变换的样态、成因及其消解——以乡村数字治理为情境

在乡村数字治理情境中，“信息型”工具是治理主体间信息传递与交互的手段。受主客观条件制约，乡村数字治理中“信息型”工具的运用存在类型无序、性能无定以及信息采集标准无章等无序性变换现象，阻滞了乡村数字治理效能的提升。研究发现，“信息型”工具无序性变换是制度、环境、人员、技术等诸多因素耦合的结果，其中政策执行力度弱、数字技术监管制度缺位、治理主体内外部信息孤岛、网络基础设施薄弱与部分治理主体能力不足是主因，可从观念、制度、供给及数据信息四个层面探求消解之策，以期为乡村数字治理提供更为安全、高效、便捷的“信息型”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