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界面视角下超大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原理——以城市大脑为例

基于数字化转型和界面治理理论,提出一个分析城市大脑、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城市治理的数字界面治理分析框架,认为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实质是建构基于城市大脑的数字界面,核心是实现智能城市治理。基于数字界面治理理论,结合城市大脑治理的外部环境、数字界面、内部结构、智能治理目标等要素,提出了城市大脑和智能城市治理的八大设计原理,即可能性原理、交互性原理、形态性原理、结构性原理、路径性原理、协同性原理、演化性原理和评价性原理。研究者可以围绕着这些原理开展研究,提出具体的假设和命题,并进行实证检验,以形成城市大脑和智能城市治理的知识积累。     

卷首语

数字化浪潮风起云涌,推动全社会数字化转型。从宏观层面看,以"城市大脑"为代表的城市治理有什么数字化转型的普遍规律?以经典剩余价值理论框架审视当今数字经济体系,"数字剩余价值"有哪些核心视点,其治理思路又如何?在微观层面,电商直播俨然深刻融入社会生活,必须进行规范治理。本期"前沿研究"刊发一组文章回应上述几个问题。《数字界面视角下超大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原理——以城市大脑为例》基于数字化转型和界面治理理论,提出一个分析城市大脑、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城市治理的数字界面治理分析框架,认为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实质是建构基于城市大脑的数字界面,核心是实现智能城市治理。     

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模式与路径

城市风险的“超辖区化”特征导致我国属地管理为主的风险防控模式可能陷入失灵困境,建立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是回应这一挑战的必然选择。为此,需要完善关于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顶层设计,探索“综合协调、协同共治、属地管理”的治理体制,设立“综合性协调机构”为主导的组织体系,理顺各类机构的职能关系,构建“发生地为主、波及地为辅”的责任框架。在此基础上,还需要构建完善的协同机制、沟通机制、评估机制、利益机制和信任机制,以促进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更加规范、持久地运转。     

技术驱动与科层统合：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交互机制

本文将“一网统管”建设作为考察时下中国技术与制度，更具体说是数字技术与科层制度关系的一个切口。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城市治理变革，我国各大城市都在全面探索数字化转型这一技术治理导向的城市治理创新之路。与此同时，城市管理体制发展正在经历“重心下移”的势态。在此双重逻辑下，各行政层级如何回应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需求？案例研究表明：在中国当前数字化转型阶段，技术与治理不是单向赋能或决定的，而是交互的。本文提炼出交互型平台治理的四大机制：虚实互映、感行合一、双轨合力、人机融合。为了解决政府科层组织僵化低效、条块分割等带来的超大城市治理难题，上海市提出以技术与制度双轮驱动的创新方式来将数字技术融入到科层组织之中，寓技术于组织，试图推进技术与制度的交互影响与变革，从而实现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革命性再造。     

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阶段演进与优化路径

数字化转型是城市治理的新实践,也是实现城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路径。结合技术、制度和转型范围三个分析维度,以城市治理的实践经验为参照,数字化转型基本遵循了技术迭代赋能、制度完备性增强、转型范围逐步扩大的理论路径,呈现出信息化政务建设、数字化城市管理、场景型敏捷智治和全景式城市善治四个递次演进的具体阶段。在进化动力学视角下,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是以需求动力为前提,由技术支撑、资源投入、制度设定、目标引领、组织保障和环境倒逼等多重动力因素共同推动。面向城市全面数字化转型,应当以建设人民的城市为理念指引,持续推进技术赋能、提升制度体系水平以及培育数字治理能力,增强城市数字治理有效性,实现城市善治。     

城市生命体中的超网络结构及治理

城市治理面临城市化本身的城市病顽疾,行政体系自身的碎片化以及突发性外部冲击的挑战,这三个挑战分别来自社会系统、行政系统及自然系统,此前一直困扰城市健康运行,是因为并未将其作为生命体来对待,采用了"人对物"的治理框架,而城市生命体对这些难题给出新的破解视角。城市生命体是对城市发展与城市治理提出的新的更高的要求,是城市的高级阶段,具有生态性、整体性、连接性和有限性等特征,在此基础上的城市治理创新,要在体系上实现行政系统、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的高度融合;在目标上通过解决克服碎片化的障碍实现生命体的完整性;在治理路径上,进一步将适应单场景的单功能网络治理拓展为适应多场景的多功能网络。对于城市治理的实践,通过功能分层、多元共生和组织演化等制度性改革来实现面向生命体的城市治理。     

融合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社会治理数字化的实践省思

社会治理数字化是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引擎,然而,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实践存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冲突与失衡的问题。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中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失衡容易引发数字鸿沟、数字孤岛、信任赤字和数字安全隐患等问题。因此,应探索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在社会治理数字化实践中的耦合关系,有效回应社会治理数字化的实践议题。把数字公平、数字协同、数字信任和数字安全等价值理性要素作为社会治理数字化的实践遵循,通过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构建社会治理部门的数字化协同机制,强化数字技术赋能社会治理的认同机制,夯实社会治理数字化的“安全底座”等举措,全方位推动社会治理数字化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双向奔赴”。     

新型智慧城市的整体智治路径研究：基于情境——结构——行为的视角剖析

智慧城市整体智治的实现路径可借助行政生态学中“情景—结构—行为”三个维度剖析。新时代伴随城市治理任务激增、城市治理难度加大、城市治理风险上升等情境变化，城市治理呈现由智慧城市（Smart City）向智能城市（Intelligent City）再到新型智慧城市（New-Intelligent City）的转型。在此过程中，新型智慧城市治理结构主动调适，在科学制定智慧城市建设规划、加强政府引导、激发市场活力、建设智慧城市协同创新中心、促进信息基础设施集约共享等方面发挥作用，并且取得了促进城市发展方式变革、实现城市空间结构优化、提升城市现代治理能力和改善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效果。整体智治深度回应了新型智慧城市的治理与发展需求。构建新型智慧城市整体智治路径应推动条块治理向协同治理转型、人工治理向智能治理转型、后端治理向源头治理转型、粗放治理向精细治理转型、被动治理向主动治理转型。     

模态、张力与调适：数字化转型中的场景治理

应用场景是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新要素，建立在场景要素基础上的场景治理是城市治理的新场域。用户思维和交互式运行分别构成了场景治理的价值内核与实践内核。与既有的城市治理模式相比，场景治理具有敏捷治理和价值共创的比较优势。行政主导是当前城市治理应用场景建设的主要模式，场景要素化、要素数据化和数据规则化构成了行政部门推动场景治理的核心机制。行政主导在解决应用场景资源整合问题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用户思维和交互式运行的作用空间，未来需要通过市场主体和社会公众的参与来调适行政主导场景治理的内在张力。     

算法化行政：技术何以提升城市公共问题解决效率？

本文系统分析了上海J区“一网统管”模式如何对接市民“12345”民情诉求热线，如何处置网格员通过政务APP以及传感器设备发现的城市治理问题，旨在揭示技术提升城市公共问题解决效率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这一过程主要通过算法化观测、算法化决策、算法化控制、算法化考核等四个环节得以实现。算法平台拟合出城市公共问题解决的“最优”方案并对行政过程进行标准化控制，促使行政过程按照“最优”方案执行，以此实现城市公共问题的高效解决。在此过程中，算法全面嵌入公共行政系统，挑战了传统公共行政中人—人交互的关系样态，构建了人—机互动的新样态，全方位重塑了传统公共行政中的权力关系、组织关系和运行过程。然而，受限于技术基础设施和制度等因素，技术提升城市公共问题解决效率的作用并未充分发挥。未来行政改革应注重数字化转型的技术和制度配套，推动传统管理模式与数字治理模式的协同。     

技术权力、政企依赖与城市智能治理平台建构模式选择——基于城市大脑的比较分析

政企合作是当前城市智能治理平台建构的普遍形式,然而在政企互动的内在结构上却存在较大差异。理解城市智能治理平台建构过程中的政企互动关系,是诠释地方政府在推进数字政府建设中差异化决策思路的关键所在。从技术权力与政企依赖维度出发,对目前较为成熟的杭州与海淀城市大脑平台建构模式进行比较分析,发现技术权力主要表现为核心技术占有者所具备的对其他组织的控制力或约束力,主要在对技术依赖性较高的领域发挥权力效力。技术权力具备资源控制性、制度干预性、网络渗透性及弱变化性四重特征。技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两者的耦合,构成了政府智能平台中政企依赖关系建构的底层逻辑,而政企互动中不同主体资源占有类型差异与依赖关系的非均衡性,共同促成了政企合作机制异质性,并由此塑造了差异化的平台建构模式。研究结论对于深入认识技术权力要素在城市智能治理平台建构中的运作逻辑具有积极意义,同时对于地方政府在城市智能治理平台建构过程中规避技术权力风险、提升政企协同效力、构建相对均衡的政企合作机制具备有益的启示。     

“城市大脑”建设:价值意蕴、短板审视与优化路径

作为城市智能化、数字化升级转型的必然产物,“城市大脑”是一项极具现实价值的城市治理与服务变革创新型实践。但在建设应用过程中会受到诸如相关顶层设计缺失、制度化保障不足、数据资源难以有效赋能、常态化建设运营模式亟待完善、应用场景相对单一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需要从厘定正确认知、强化顶层设计、创新体制机制、整合汇聚公共数据资源、构建灵活高效的建设运营模式、聚焦场景牵引与应用等方面入手,开拓“城市大脑”的有效落地模式。     

城市管理转型与城市治理分析框架

在全球化和市场化的推动下,不仅城市外在的形态发生了改变,其内在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也产生了改变。本文选择了从城市权力理论的角度分析城市管理转型。传统的精英论、多元论、城市增长理论强调政府在城市中主导作用,难以解释现代城市的权力转移现象。城市治理理论提出了整合多元主体的思路,注重在多层次治理、跨域治理、治理能力、伙伴关系等方面来分析城市的发展和权力运行。     

党代表嵌入与城市基层治理体系优化——以安徽省芜湖市为例北大核心SSCI

党代表嵌入城市基层治理体系既具备理论上的自洽性,也源自基层治理的现实需要。这种理论自洽来源于中国共产党是社会改造与治理的领导力量。现实需要体现在当前其他城市基层治理主体不能有效应对基层问题与矛盾,具体表现为单位的退场、城市基层政府的"悬浮"以及社区社会组织的缺位。近年来,安徽省芜湖市主要是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社会不同利益群体以及城市基层党政组织三个维度科学定位党代表的角色,通过间接与直接方式嵌入;加强制度设计,强化嵌入制度保障等方面对党代表嵌入城市基层治理体系进行探索。通过分析芜湖市的实践探索可以发现,党代表嵌入对于优化城市基层治理体系之主要价值在于扩大了城市基层治理的主体、完善了城市基层治理结构、创新了城市基层治理机制。     

从城市管理走向城市治理——我国城市政府行政模式转型的路径选择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深化改革的重要环节".而作为我国政府行政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城市政府,其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基础性环节是实现行政模式的转型.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城市政府一直沿用管理型的行政模式,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我国城市行政生态的变迁,传统的管理型行政模式显得越来越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为适应城市行政生态的变迁,我国城市政府必须实现从管理型行政模式向治理型行政模式的转型.这种转型需要从行政理念、行政目标、行政架构、行政行为方式、行政参与等多个角度着手.     

治理的“在场化”:变化社会中的政府治理能力建设研究

以科层制为依托的行政一元化治理模式存在组织形态与思维方式上的局限性,而其伴生的信息劣势和权能短板也导致了治理空白、反应迟缓和治理偏差,这使其在面对转型社会的治理难题时陷入困境。在"一线"构建政府治理场域为变化社会提供了"在场化"的治理方案:科层内部的干部动员机制和科层动员机制实现了信息资源与权能资源在治理"一线"与决策层之间的有效对接与传输,进而使得一线行政主体和上级行政主体分别实现了实质性与虚体性的"在场";而政府推进的社会动员则实现了社会、市场领域的多元行动者由"自在"向"自为"的角色转化,并获得了"在场"的治理主体地位。由此,在治理"一线"形成的以广义政府为权威核心,多元治理主体有机协同的治理场域格局,不仅在工具理性层面矫治了一元治理和科层治理的弊端,弥补了治理目标与治理手段之间的裂隙,也产生了国家与社会相互支持的嵌入式治理的溢出效应,从而以"增能"与"减阻"两个向度强化了变化社会中的政府治理能力。     

城市大脑助力城市治理智能化转型升级

2020年3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考察时,来到杭州城市大脑运营指挥中心观看了"数字治堵""数字治城""数字治疫"等应用展示,对杭州运用城市大脑提升交通、文旅、卫健等系统治理能力的创新成果表示肯定,点赞了城市大脑.他强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抓好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希望杭州在建设城市...     

以领导型网络完善大都市圈单元化治理——来自对澳大利亚城市和地区委员会(CCR)的实践观察

都市圈作为新兴的国家治理单元成为新型城镇化和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议题。从全球大都市圈单元化治理的经验来看，网络化是其共同方向，但是各有侧重。澳大利亚的城市和地区委员会相较于其他的委员会机制而言，更加强调非行政权力的领导作用，进而突破形成了大都市圈的领导型网络（NLO）的治理模式。这一模式实现了行政权力驱动到社会资本驱动的治理转型的动力转移，有效激发了社会主体创新活力，丰富了全球大都市圈治理的经验。对我国而言，可以通过功能分层、城市能级提升和构建治理共同体，创新大都市圈治理的结构和模式。     

重构城市社区--以治理理论为分析范式

运用治理理论审视和分析中国城市社区的改革与创新 ,对于拓展目前正在兴起的城市社区建设理论与实践、实现社区治理转型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城市社会的进程引起了社区治理的巨大变革。治理理论为此提供了具有借鉴意义的理论指导和分析范式。观照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现状 ,着手于治理主体、治理过程、治理组织体系、治理关系的转换是社区走向善治的理性取向     

数字化社区治理:应用政务热线大数据创新物业管理

社区是城市基层治理的重心,物业管理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关涉到政府、社会与市场三方的互动关系。为了解决传统社区治理在激发公众参与、促进政府回应方面的不足,本研究基于政务热线大数据探索数字化社区治理模式的实现路径,通过政务热线采集北京市社区物业管理的全量诉求,识别物业管理问题的时间趋势、类型特征和阶梯式的分布模式;在大数据分析的基础上,结合调研访谈和案例分析诊断社区治理的重点和难点。研究发现,城市化起步较早的核心区和中心城区,物业管理诉求集中于共有设备和公共秩序;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深入,物业企业和业主组织等社区治理主体成为市民关注的重心。针对各城市发展区域之间差异化的物业管理诉求,政务热线可辅助社区治理决策的精细化和精准化,推动社区治理模式向数字化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