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在场”到“在线”:基层政策“互联网+督查”模式的建构逻辑

基层政策“互联网+督查”模式将以往的“在场督查”转移到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在线督查”——智慧督查云平台。基层政策“互联网+督查”模式的有效建构和持续运行需要一定的条件,价值、技术与制度构成了基层政策“互联网+督查”模式的变量函数。价值是基层政策“互联网+督查”模式建构的宏观导向,技术是基层政策“互联网+督查”模式建构的核心基础,制度是基层政策“互联网+督查”模式建构的重要保障。从价值、技术与制度的三个维度出发,基层政策“互联网+督查”模式建构应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警惕技术带来的“工具依赖症”,并建立激励与问责双轮驱动制度。     

政策空间、组织资源与基层政府政策执行的差异化策略——基于S省A镇四个案例的比较研究

既有研究多聚焦于分析单一任务情境下政府政策执行策略的历时性变化,对多任务与任务共时性情境下的执行策略差异关注不足。从政策空间与组织资源两个维度出发,本文划分了多任务共时性情境中基层政府政策执行的四种策略方式：“集中力量办大事”策略下的动员式执行、“按部就班”策略下的程序式执行、“重点突破”策略下的应急式执行和“抓小放大”策略下的选择式执行。对S省A镇四个案例的比较研究发现,差异化策略折射出执行主体的多重行动逻辑：基层政府通常依据“政策空间”大小与“组织资源”多少,在“凸显政绩”“不出事”“应对检查”以及“响应要求”之间作出理性选择,继而巧妙、创造性地落实各项工作,实现自身治理能力与基层风险防范之间的平衡。     

基层“土规定”为何屡禁不止

“土规定”是基层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的一种复杂现象,其盛行消解了国家政策的执行效果,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更是暴露了少数基层执行主体权力任性妄为的思想。探究发现,政策目标难以度量、本位主义、政绩观扭曲以及有效监督不足等是导致基层执行主体扭曲政策的原因。对此,可通过完善政策设计、理顺利益关系、提升执行主体素质、强化监督问责等措施,实现对“土规定”的系统治理。     

“挂牌督办”：跨层级环境治理的实践路径及其困境

“挂牌督办”是一项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补充与纠偏地方科层治污失败的政策工具,它的本土化特征主要体现为是社会动员机制与督查体制相结合下的产物。在具体治理实践中,挂牌督办通过高层权威嵌入、中层重点跟进与基层快速响应的跨层级治理方式推动督办问题触底实践,最后得到有效解决。尽管挂牌督办取得了良好治理成效,但是自上而下的政策供给与自下而上的行动响应之间的内在张力容易导致“公众充权”与“有限参与”“压力超载”与“以减代治”以及“长效治理”与“任务完成”之间的冲突。对此,应以开展挂牌督办“回头看”行动、寻求命令控制、公众参与与市场激励治理手段的有机搭配以及赋予事涉地方政府一定的沟通协商空间来进一步释放挂牌督办的治理效能。     

中国城市环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选择的政治逻辑——政府环境治理能力向度的考察

环境问题、环境治理和环境政策工具的选择与政治之间存在关联。中国城市环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的选择有其政治上的动因,也需要考虑政治因素。这之中所蕴涵的逻辑关系就是中国城市环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选择的政治逻辑。政府环境治理能力向度上中国城市环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选择的政治逻辑主要表现为提升中国城市政府环境政策能力、环境监管能力、环境正义维护能力和环境制度创新能力需要选择信息型政策工具。     

“支部进企”的政治逻辑

支部进企作为执政党的一项专项治理运动,其首先要件是政治动员,以调动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的党建资源,作为支部进企的前提和准备。在支部进企的政治动员实践操作中,地方基层党组织及其辖区企业主通常成为较直接的重要动员对象。支部进企在基层实践操作过程中被引入不同的工作策略,如文件制度、关系网络、单位再造等。与刚性的文件制度策略和柔性的关系网络策略不同,单位再造策略是地方基层党组织将刚性的文件制度柔性地运用于具体的工作实践,从而顺利达到支部进企的目标。而支部进企要在整个社会得以扩展,则需要政治运动扩大过程中常用的工作技术即典型生产。支部进企工作通过典型生产的内部与外部双向扩展,使整个非公有制经济领域党建工作逐渐打开局面,走向繁荣。     

以督促统：督查制度的政策层级统筹机制及其实践

督查制度是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深度嵌入在公共政策的层级结构中,是一种以问题为导向的政策层级统筹机制。这决定了督查的复杂性,它需要同时将领导意图与政策执行规律作为标尺,以有效的问题甄别为载体推动政策层级间的互动与沟通。督查的双向性与问题甄别的精准性构成了督查统筹政策层级的基本条件。当前督查实践日益背离政策执行的客观规律与一线场域,呈现出单向度的特征,并导致其问题甄别能力下降。督查以问题为载体析出的政策规则、权责关系、信息反馈体系均出现一定程度的扭曲,增加了政策层级间沟通与协调的成本,带来了严重后果。这表明,督查制度必须处理好与政策层级体系的关系,重视政策执行规律与一线信息的重要性,建立更加合理的工作模式与精准的问题识别机制,真正服务于公共政策的层级统筹。     

自主生成式亲密关系：青年与人工智能伴侣的互动体验

人工智能正在推动情感消费的转变,青年通过使用人工智能伴侣自主生成亲密关系,重塑了亲密关系的边界。本研究通过考察青年与人工智能伴侣的互动体验尝试理解自主生成式亲密关系的建构逻辑与现实影响。研究发现,青年使用人工智能伴侣的目的包括生成情感代餐、关系克隆和生成原生伴侣;在共享和独享两种情境中,青年通过训练智能体、调整预期和转换角色等策略主动控制与人工智能伴侣的亲密程度,最终形成了与智能体退出互动、间断互动和持续互动三种结果。文章最后讨论了自主生成式亲密关系实践与现实关系的互构过程,分析自主生成式亲密关系带来的影响与潜在风险。     

“被动的自主”：地方政府创新的阻滞现象及其机制解释

地方政府创新是公共管理领域一项经久不衰的议题,已有研究多聚焦于地方政府创新动力及其背后的机制研究,鲜少关注到当代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的阻滞现象。通过观察发现在地方政府创新阻滞中存在不同的样态,大致可分为原生型阻滞、扩散型阻滞和持续型阻滞。这些阻滞类型的生成既有制度性原因也有行动者的原因。结合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实践中的示例,剖析当代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的阻力机制,研究发现：合法性压力与风险规避、惯性强化与路径依赖、资源约束与配置能力是影响地方政府创新阻滞的主要机制。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被动的自主”这一新的概念,并提炼出三则命题。在推进地方政府创新的过程中,要根据不同阻滞类型呈现的特点和发生学逻辑,采取更为精准的治理策略。     

协商参与嵌入政策体系：基层政策执行困境的破解路径

基层治理中的政策执行困境是制约基层治理效能的重要因素。既有研究大多基于个案研究考察基层治理复杂性对基层政策执行的影响,并未系统梳理产生政策执行困境的结构性因素及其破解路径。政府间信息传输的科层悖论导致政策之于民情的回应性困境;基层政府与乡村社会分利秩序的结构张力使得政策的权威性分配遭遇调适性困境;基层多元主体长期互动中的信任缺失使得基层权威面临动员性困境。根据协商参与理论将层级治理和政策过程整合起来,构建协商参与嵌入政策体系的运行机制,以协商参与平台为中心连通协商式政策分析与协商式政策回应,包容和吸纳基层利益诉求和民间智慧,为破解基层政策执行困境提供总体架构。     

政策执行模式的转换及其逻辑——一个拓展的“模糊-冲突”框架北大核心CSSCI

政策执行的模式转换是政策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界较少从政策属性角度关注特定场域内政策执行模式因何且如何多次转换。本文基于拓展的“模糊-冲突”分析框架,以个案易地扶贫搬迁过程为考察对象,发掘政策执行模式转换的过程及其逻辑。研究发现,同一政策执行周期内,即使政策目标、政策地点、政策受众等要素保持稳定,执行模式亦可能发生动态转换。政策执行模式的动态转换,关键在于政策模糊属性与冲突属性产生高低变动,信息完全度、政策网络间关系、激励、资源等成为作用于政策属性的关键性前置要素。就再分配型政策而言,信息扩散对比、经验积累学习和制度优化有利于降低政策模糊性,减少政策执行变通的空间,而充足资源、适当的激励以及模糊对再分配型政策的同一认知则有助于淡化政策的冲突属性。立足于政策执行的基层经验,拓展“模糊-冲突”框架,将政策执行模式的静态分类推进到不同模式间动态转换阶段,有助于增加中国场景中政策过程的理论解释效度。     

基层党建与社会治理成长的互动逻辑

在中国的发展实践中,基层党组织的建设与社会治理的成长互为条件、相互促进、协同演进。社会治理的成长丰富了党的建设的内涵,推动基层党建的创新。基层党组织通过深度参与到社会治理中,其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五大建设被赋予了扎根基层实践的动力。在社会治理的成长中又必须要坚持党的领导,通过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党的自身建设科学化,更好地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作用,推动社会治理成长。     

基层部门联合执行的“策略主义”行为研究：以H区餐饮行业的“商改”为例

当前,基层部门联合执行中日益盛行的策略主义影响了公共利益的实现,然而学界对此还缺乏足够关注。论文以F市H区的“商事登记制度改革”为例,深入探究了基层部门在联合执行时所采取的策略及其原因、影响。研究发现,在不同的“集体理性水平”和“联合执行压力”影响下,基层部门会分别选择共识式合作、成本规避式合作、相互搭便车式合作、消极共谋、冲突和妥协式合作六个典型的联合执行策略,导致出现政策目标实现、政策目标部分实现、政策部分目标暂时实现、政策目标被搁置、政策目标未实现和政策目标暂时实现等不同的执行结果。同时,政府内部稳定的组织协调权威的缺失,考核和追责制度的不完善,及大部制改革的不彻底性,构成了策略主义行为的深层次原因。     

地方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政策拉练”：模型构建与案例分析

现实中的“政策拉练”是我国地方政策执行过程中常见却鲜有分析的一种现象。基于T区三次乡村振兴“政策拉练”过程的田野观察,运用政策执行研究的博弈分析法,构建与呈现了中国政策执行情境下“政策拉练”的理论模型及其运作图景。研究表明：“政策拉练”是指上级政府对多个下级政府政策执行情况予以检评并依据检评结果决定奖惩分布的一种竞争性激励机制;机制运行过程中政府上下级博弈关系的不完全性导致“政策拉练”的激励效应处在变动之中。本文试图论证“政策拉练”作为一种分析政策执行激励的理论概念所具有的学术内涵与经验意义,以期为政策执行和执行激励机制改革提供理论启示与实践参考。     

政策更迭与策略应对:基层政府“反复整改”的逻辑及其治理——以A镇精准扶贫政策执行为例北大核心CSSCI

基层政府在精准扶贫政策执行中经常面临“反复整改”困境,对这一困境生成逻辑的分析可以为改善基层治理状况提供理论参考。本研究通过构建“政策更迭—策略应对”的分析框架,以秦巴山区A镇的精准扶贫实践为例,讨论上级政府政策更迭的主要表现和基层政府的应对行为,进而剖析基层政府陷入“反复整改”困境的内在逻辑,并提出治理路径。研究发现:上级政府政策更迭表现为政策内容的变更、政策执行尺度的变化和政策执行周期的调整,这些变化会导致政策连贯性变差,进而诱发基层执行者的策略应对行为;基层政府在执行政策时面临的时间限制、资源约束和强力问责等多重压力导致其出于生存理性考虑而主动选择策略应对行为,表现为自由裁量政策执行的内容、自主选择政策执行的尺度和折中执行来平衡各方关系;上级政府的政策更迭和基层执行者的策略应对直接导致基层政府陷入“反复整改”困境,而要超越这一困境,就需要从理念更新、制度变革和技术创新三个方向上努力。     

技术执行的层级缝隙：对地方数字政府建设绩效损失的一种解释

地方数字政府建设在绩效提升的同时,也出现了绩效损失现象。既有研究从技术、组织和环境等多方面因素解释数字政府建设绩效的高低问题,但相对忽视了绩效损失的类型化和政府结构的层级性。本文尝试构建“技术执行的层级缝隙”分析框架,探究不同层级政府技术执行的互动过程如何导致地方数字政府建设绩效损失的发生。Y市的案例说明,在技术执行过程中,上级政府的激励失衡、中间政府的目标替代和基层政府的拼凑应对所形成的层级缝隙,最终导致地方数字政府建设绩效损失的发生,具体表现为使命型、工具型和权益型三种类型的绩效损失。这一发现有利于深化对地方数字政府建设绩效问题的认知,并为提升地方数字政府建设的绩效水平提供了有益启示。     

经济理性、制度结构与乡土逻辑:农村政策执行中的“共谋”现象研究

基于制度逻辑与利益逻辑,建立政策执行的"主体—情境—行为"分析框架。本框架关注政策执行中的行动者及其利益、政策执行的正式制度情境与非正式制度情境、政策执行的行为选择及行为结果。对G村两起政策执行共谋的案例研究发现,利益冲动是共谋的内在动因,分离的执行结构与虚置的监督体制为共谋提供了制度空间,乡土逻辑与农村文化则是共谋的社会土壤。这意味着政策执行需要通过制度设计来实现"激励兼容",并重视民情与运用地方性知识。     

美国招生政策与我国高校的自主招生

我国高校自主招生政策作为教育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主招生政策属于公共政策的范畴。本文总结了美国自主招生政策的自主性、民间性、双向选择性和综合性特征及启示,认为完善我国高校自主招生政策,应从建立多元化的招生考试制度、扩大自主招生试点范围、建立专业的考试服务机构、加强自主招生配套制度建设等几个方面采取积极措施。     

多元利益主体的行动逻辑：以政策议程为研究视域

对广州市番禺区垃圾焚烧项目的政策议程分析,一方面从静态层面上重点探讨了涉及其中的多元利益主体的基本构成与资源;另一方面从动态层面上着重分析了各个利益主体的立场及行动逻辑,以及彼此之间的互动关系。从政策议程设置中探索扩大政治参与,容纳不同的利益主体开始形成并积极寻求影响政府决策的途径,对于打破封闭的政策环境,推动政策议程的民主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华晨汽车”：打造民族自主品牌

在刚刚结束的首届“中国公众最放心汽车企业”评选中, “华晨汽车”凭借自主创新的优势和完善的产品服务, 一举夺得该项殊荣。回望沈阳华晨金杯有限公司走过的 10余年里,走出了一条自主品牌之路, 形成了以轻型客车为基础、以轿车为重点的汽车制造体系,形成了整车年产能 30万量、发动机年产能60万台的生产规模,进入了中国汽车工业的主流行列。在中国,汽车企业的发展模式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