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新探

本文在介绍国外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基础上，对丰富和发展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进行了理性思考并提出了几点建议，认为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要重视建立新的工作制度和机制，以更好的保护未成年人的各项权利，使其受到公正、人道的司法处理。     

未成年人构罪标准体系建构之基本原则

考虑未成年人犯罪的构罪问题,应当摆脱成人的思维框架而站在未成年人的独特视角进行,据此所制定的规范方可使得未成年人的权利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也方能实现特别程序设立之目的,进而将教育、保护、预防、矫治等思想理念贯穿于整个少年司法体系中。应当看到,确立不同于成年人刑事司法的未成年人构罪标准体系建构原则,既是现代少年刑事政策基本精神的要求,也是由未成年人身心发展阶段的特殊性、未成年人刑事责任能力的渐进性、未成年人犯罪主观内容的单纯性和未成年人犯罪原因的特殊性等所决定。基于现代少年刑事政策基本精神的要求、未成年人自身及其犯罪的特殊性,站在未成年人的独特视角来构建未成年人构罪标准体系,至少应当遵循非罪化、轻罪化、有效化和利益衡平保护这四个基本原则。     

试论澳大利亚少年刑事司法的最新发展——兼与我国少年刑事司法之比较

近年来,针对青少年犯罪日趋恶化问题,澳大利亚颁布了新法律和出台了新举措,对青少年刑事司法进行了颇有成效的改革,如"两会"制度的确立,极具人道主义的青少年罪犯改造措施等.将澳大利亚青少年刑事司法的改革与我国的实践进行比较,澳大利亚少年刑事司法具有"简易化"、"交易化"、"轻刑化"、"社会化"四个特色.     

未成年人网络犯罪原因探析与治理对策

未成年人犯罪、环境污染和吸毒贩毒是世界公认的三大公害。当前,因网络诱发的未成年人犯罪非常突出,形势日益严峻,已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对未成年人网络犯罪的治理应基于刑事对策与非刑事对策两个层面予以展开。在刑事立法上,需降低未成年人犯罪的入罪门槛、改革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幅度及完善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制度;在刑事司法上,需积极贯彻宽严相济的基本刑事政策,并需认真关注未成年人保护的具体政策。在非刑事对策的纬度上,主要是沿着行政监管与民事责任两个纬度强化对未成年人网络犯罪的治理。     

“官二代”犯罪的法律平等审视

“官二代”犯罪现象不是一个伪命题，其蕴涵着机会不平等的重要社会问题。法律平等应当是在充分保障机会平等的原则基础上，实现机会平等与结果平等的统一。基于此法律平等理念，应当确立以弱者倾斜保护为原则、兼顾利益平衡的法律准则。刑事司法也应当平等对待“官二代”犯罪，坚持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做到以宽济严，宽严有度。     

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运用“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研究

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既是正确处理我国当前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需要，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在未成年人犯罪检察工作中的各个环节予以贯彻落实，不仅对预防和控制未成年人犯罪、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而且对推进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制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司法实践价值。     

刑事司法与犯罪防治

犯罪防治是一项系统工程，而刑事司法制度和运作则是犯罪防治的重要一环。西方法律中犯罪预防理论观点之一认为，犯罪是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功能不当的产物，因此强调犯罪防治应当着眼于加强和改革刑事立法和司法。固然该理论存在着显而易见的缺陷，如将犯罪原因肤浅化和犯罪防治简单化，但其表达出合理的一面也不容否认，即刑事司法是犯罪防治中不可或缺的因素。长期以来，我国犯罪学界对于刑事司法在犯罪防治中的地位、作用、内容、价值等问题认识不足，观念陈旧，研究的力度不够。在我国社会处于变革转型的今天。犯罪问题日益突出，犯罪学研究也面临新的严峻挑战，在犯罪防治研究领域再也不能忽视刑事司法问题了。     

“双重保护”原则在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检察工作中的应用——以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为视角

“双重保护”原则是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在未成年人犯罪领域中的具体表现，也是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基本原则之一，如何在保护未成年犯和保护社会安全与秩序的固有矛盾间取得平衡，是未成年司法制度的一个重大而又现实的问题，也是检察机关必须回答的问题。作为司法机关的检察机关，应当在未成年犯罪刑事检察工作中贯彻执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准确运用批捕权、公诉权、严格把握未成年人犯罪捕与不捕、诉与不诉的界限；改革检察工作方式，建立“恢复性司法”制度，实现“双重保护”。     

试论基层公安机关在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打击与保护问题上的冲突与调和

我国对未成年犯罪确立的“教育、保护、挽救”的刑事政策，对于处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提倡从轻、减轻甚至免除处罚，目前司法实践中对于犯有盗窃罪、抢夺罪情节轻微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一般不作为犯罪处理。由于我国未建立独立的少年司法制度，基层公安机关尚未完全转变执法观念，在打击与保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问题上产生了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基层公安机关应当在全面了解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如何预防和减少未成年犯罪，以及我国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的基础上，适时转变观念，以挽救失足的未成年人为目标，做到打击与保护的有机结合，有机统一。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的未成年不起诉案件办案效果分析 以某区检察院近三年对未成年不起诉案件的分析为视角

在刑事司法活动中，刑事政策的功能是对刑事立法及具体司法实践提供宏观的、指导性的方针和原则、导向，在刑事司法中对法律起到补缺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法律本身严格规则性所带来的先天缺陷，更能体现司法人性化的需求。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提出，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有着密切的联系。     

社会支持、压迫与未成年人刑事司法

建立在社会支持理论和压迫理论基础上的差别社会支持和压迫理论,从持续性社会支持、无常性社会支持、持续性压迫和无常性压迫四个维度分析了不同的社会政策对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刑事司法的影响,并主张好的刑事司法和犯罪矫正政策应当是在降低压迫的同时提高社会支持。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尚处在成年人刑事司法体系的笼罩之下,社会支持的不足导致法律规定的社会调查、附条件不起诉、合适成年人等制度难以在实践中得到良好的贯彻实施。欲在我国建立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社会支持机制,以促使涉罪未成年人顺利回归社会,有效预防涉罪未成年人再犯罪,应注意识别社会支持与压迫的界分,并在此基础上区分持续性社会支持与无常性社会支持、持续性压迫与无常性压迫,理顺持续性社会支持与持续性压迫在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中的关系,警惕无常性社会支持和无常性压迫对于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危害性。     

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研究

正【主题导引】一般认为,"刑事政策"一词在19世纪初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刑事政策思想却历史久远,盖因犯罪成为社会问题之时,人们便开始思考如何应对犯罪问题。但直至今天,人们对刑事政策概念的界定仍是见仁见智。刑事政策的理论和实践既要满足国家治理犯罪问题的现实需求,还要回应刑事法理论的发展趋势,这意味着刑事政策的概念不可能一成不变。从费尔巴哈、冯·李斯特、米海依尔·戴尔玛斯-马蒂对刑事政策概念的界定,可以清晰地看到刑事政策从狭义观到广义观的转变。在广义     

惩罚与宽容：中国少年刑事司法的境遇与抉择

随着少年犯罪的突出，少年刑事司法也成为法律界的一个重大课题。对少年刑事司法理念不能全面客观认识必然会影响少年刑事司法的长远发展，少年刑事司法制度不足使我们对处理未成年人犯罪存在困难。对少年刑事司法理念和制度进行科学的批判与继承，对构筑一种理性的少年刑事司法体系具有重大价值。     

我国未成年人刑事保护匡谬

我国十分重视对未成年人的关爱和保护，但目前未成年人的刑事保护存在着刑事政策理解、刑事立法、刑事司法等方面的系列误区，因而大大减损了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的应有效果，亟需匡正。一、 刑事政策理解误区匡正大家知道，我国对犯罪的未成年人追究刑事责任，实行“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这一刑事政策是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而制定的，力求通过艰苦细致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感动、转化未成年犯罪人，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挽救失足的未成年人，减少和预防犯罪，维护社会…     

刑罚个别化与未成年人司法保护

我国《刑法》施行十六年,“罪刑相适应”作为刑事处罚基本原则,即刑罚是对犯罪行为的处罚,并一统适用于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犯罪两个不同特点的司法空间,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罚基本上照套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原则和指导思想,从而较难体现对未成年人的特殊司法保护.基于未成年人及其犯罪的特点和未成年人司法实践,笔者认为,应在未成年人司法领域内,确立“刑罚个别化”原则,即实现刑罚对罪行的处罚向刑罚对犯罪人的处罚之转化,以指导并制订出符合未成年人犯罪及其身心特殊性的刑罚方法、内容,这样才能实现对未成年罪犯科学、合理地适用刑罚,加速完善我国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制度的进程.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研究——以不起诉制度为视角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总原则是实行“教育、感化、挽救”。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适用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从轻从宽处理，这是党中央、高检院在构建和谐社会大背景下提出的刑事司法政策，社会各界已达成共识，成为了检察机关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标准。因此，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相应的，对未成年犯罪人不起诉的问题越来越受到大家的重视，而这一制度在实践中尚待完善，如标准还不够明确，不起诉后的帮教困难较多等。     

未成年人构罪标准体系建构之理据

未成年人及其犯罪行为具有显著的特殊性,因而未成年人犯罪行为与成年人犯罪行为具有质的不同,有鉴于此,国家亲权理念和儿童最大利益原则成为处理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重要理论依据,在未成年人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凸显出标签理论和恢复性司法、刑法谦抑性和人道性以及刑罚个别化的应用。国际社会逐渐形成了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国际准则,与之相对应的是国内独立未成年人刑事法的发展。我国一直重视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强调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处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立足于未成年人特殊的生理和心理及其犯罪发展的新态势,并由此促成特定的理论学说、法制建设、司法应对,所以应当建立未成年人构罪标准体系。     

论“行为刑法”与“行为人刑法”的结合——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研究

我国立法、司法对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和处罚措施处处体现了从宽处罚的刑事政策，这符合我国所签订的一系列国际公约或法律文件的基本要求。然而，根据我国当前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我国刑事法应当对未成年人犯罪从“行为刑法”与“行为人刑法”相结合的角度进行考察，并关注“行刑重其轻”刑法思想的运用。为此，有必要在刑事立法、司法两方面分别对“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适用于未成年人犯罪时的“宽”和“严”进行具体修正，例如，“宽”的方面包括刑法应当建立未成年人犯罪的前科消灭制度，“严”的方面包括刑法应当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等。     

浅论刑事被害人的救助制度

现代刑事政策的目的是研究如何更合理且有效的改进现行犯罪防制对策,但在其另一方面却无助于建立被害人对法律的信赖,在更极端的方面,有可能导致被害人产生报复心理,滋生新的犯罪。所以必须对刑事被害人在法律层面上设立可行而又适当的救助措施,而且有必要在此基础上研究相关刑事对策。当前,从刑事立法精神与司法实践的矛盾来看,对犯罪被害人的救助迫切建立在国家责任和人道主义援助的基础之上。     

“寓教于审”在未成年人刑事审判中的运用

在未成年人刑事政策精神向刑事立法和司法注入的过程中，“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的确立显现了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现代化取向，而这正是司法机关切实履行未成年人司法保护职能，推进未成年人刑事立法完善的关键。围绕上述方针原则而形成的“寓教于审”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原则，海淀区人民法院少年法庭在刑事审判实践中进行了两项尝试：一是构建并完善了圆桌审判模式；二是注重增设庭审教育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