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的功能定位、法律属性与制度展开

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的实践探索和理论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落入与公共数据开放纠缠羁绊的混沌状态。为此,需明确数据开放与授权运营属于独立但不平等的两项公共数据开放利用机制,数据开放作为制度底座居于基础地位,授权运营则作为试验性机制发挥拓展公共数据开放范围和推动公共数据开发利用的动能作用。授权运营相较数据开放的显著特征在于,客体应是数据产品或服务,而非原始公共数据。基于实践类型和观察视角的不同,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呈现出政府购买服务、国有资产运营和特许经营等多元化法律属性。具体制度设计,应明确授权运营的可用数据范围,允许适度突破不予开放的公共数据的分类分级限制,适用统一授权和场景化授权模式,通过非歧视性和竞争性的方式确定授权对象,并选择超越成本费用的收益分配模式。     

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的收益分配体系研究

作为我国自主探索的新型制度设计,授权运营为公共数据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提供了一条重要通道,然而这条通道当前却因收益难以分配而阻塞。已有研究对于收益分配的探讨少而分散,为系统回应这一紧迫问题,通过建构包含原则内容、主体角色、机制设计和支撑保障四个维度的整合分析框架,并借助这一框架对成都和海南两种典型探索模式展开研究。研究发现,当前两种模式存在忽视社会公平、收支主体错位、核算拨付困难、基础制度缺位等问题,这些问题也反映出各地收益分配探索面临的共性困境。为克服上述问题,构建起持续良性运转的收益分配体系,未来各地政府应将激励投入贡献主体、兼顾收益分配公平作为基本分配原则,从财政统管政府收支、整合监管核算体系等方面明确主体角色,通过明确收益分配账单、建设数据资产账户来优化机制设计,以完善数据基础制度、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为方向夯实支撑保障。     

公共数据授权运营产权运行机制的理论建构与实施路径

一体化公共数据资源体系建设有助于推进公共数据授权运营产权运行机制的建立与实施。基于已有研究和多地实践,从理论层面明确了公共数据授权运营中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数据产品经营权等结构性分置的方案,初步理清了三种权利的内涵;指出由于当前的方案是基于行政逻辑而不是完善的法律机制,所有权问题会影响结构性分置方案的实施,需要数据管理机构承担起责任,发挥多重作用。公共数据范围的划定,个人、企业信息的困扰,数据分类分级,数据提供单位的供给意愿,流通和交易生态环境的打造,安全保障体系的调整优化等也会限制、阻碍甚至冲击产权运行机制的实施。需要从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的整体逻辑出发,坚持以公共利益为导向破除认识误区,以数据资产化为牵引推进地方实践,持续推进顶层制度和标准规范建设,着力构建上下贯通的协同创新机制,多方位助力产权运行机制的实施,为数据产权制度探索出可实施的经验。     

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的功能定位与实现机制——基于福建省案例的研究

自《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出台以来,各地竞相探索公共数据市场化配置机制,并发展出多种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模式,对区域内公共数据进行开发利用。然而,公共数据开放和公共数据授权运营之间的关系在概念与实践层面仍然模糊,对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的研究还不充分。在明确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在政府数据资源开发利用中的功能定位与核心争论,并建立对全国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模式差异的宏观认知上,提出针对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的“三维四主体”分析框架,基于对福建省的个案研究,从制度保障、平台建设、实施主体三个方面进行分析,总结福建模式的特征、优势和不足,指出福建省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是赋能数据开发利用的“制度”而非与数据开放、数据共享并列的数据开发利用的“方式”,从而为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定位提供新的解释路径。     

政府数据授权运营制度：理论跃升、问题检视与跃迁进路

政府数据授权运营制度是近年来政府数据对外流通共享的创新制度,其应当在公共物品理论、数据财政理论、激励法学理论、双重失灵理论基础上实现理论跃升。从各地的实践探索以及初步建立起的相关制度内容上看,存在主体资格有待规范、数据处理范围不清、收费定价和收益分配方案有待明确等问题。对此,应当明确不同授权模式中授权主体的最低层级限制、明确被授权主体的实体性和程序性资格限制,限定供给侧数据为具有经济价值的有条件开放类数据、限定需求侧数据为去标识化数据并制定产品服务清单,明确收费的公益性质和定价的保本标准、明确由运营机构获得运营收益由政府获得税费收入的分配方案。以此通过制度跃迁平衡政府数据授权运营制度中的公益性与私利性、福利性与营利性、安全性与收益性,从而助力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和数字经济发展。     

数据财政：新时期推动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利益分配的模式框架

在我国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和数字政府建设进程中,公共数据开发利用举足轻重,多地探索开展公共数据授权运营试点的实践经验表明,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利益分配的科学性是促进其可持续高质量开展的重要保障。考虑到当前政府部门对政府财政收入增长方式转变的迫切需求,在数据要素被确定为新型生产要素并参与分配的背景下,以国内外典型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案例的利益分配机制为基础,聚焦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和市场化配置过程中政府及有关部门参与收益分配的模式机制,探索研究适配公共数据资源化、资本化、资产化价值生成路径的数据财政、数据税收、数据金融的三层次利益分配框架,为构建形成“公共数据运营+数据财政收入+公共数据专项财政支出”的数据财政长效运行机制打下基础,也为后续建立适应数据要素市场建设和数字经济发展需求的财税制度提供参考。     

完善我国行政许可听证制度的思考

我国行政许可听证形式应多样化,应适当扩大适用范围,确立行政机关法制机构为行政许可听证的具体组织机构,明确行政许可听证参加人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听证参加人的产生机制;应建立一支独立的行政许可听证主持人候选人队伍,要在肯定行政许可听证笔录效力的情况下,适当赋予行政许可机关的自由裁量权。     

公共数据牵引与数据要素共享式开放：改变现状权的理论视角

数字技术革命的迅猛爆发,一方面激发了深刻变革治理模式和生产生活方式的想象力,另一方面又在不断维护和巩固着技术能力及资本能力占优势的巨型平台的地位。公共政策研究必须关注如何改变这种现状,促使数字技术革命承诺的先进理念真正惠及更多普通主体。改变现状权的理论视角有助于思考这种努力,其具体包含设置动态权益保护机制、培育新兴市场主体、加强生产要素组合方式实验性等三项理论主张。广东省在开放公共数据领域的实践经验体现了改变现状权的理论内涵,并有个案展现出赋能普通主体、推进共享式开放的积极效果。理论建构与经验分析表明,借助有效的创新性举措设计,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巨型平台垄断数据市场的现状：通过公共数据牵引实现数据要素共享式开放,为不同主体在数据开发利用过程中的不同权益提供动态保护,培育可以深度嵌入数据共享式开放中的新兴市场主体,实验性扩展生产要素组合方式以便提升市场行为的丰富度和灵活性。     

WTO框架下的我国行政许可制度的法制化

行政许可制度在我国社会具有重要作用 ,针对我国行政许可制度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作者从行政许可设定的原则和行政许可制度的建设两个方面 ,对WTO框架下我国行政许可制度的法制化问题进行了探讨。     

数据要素视角下公共数据开发利用的县域治理困境与长效路径——以中部L县为例

县域层面的公共数据开发利用,是当前我国政府数据治理中实际存在但尚未引起系统关注的问题。通过对中部L县探索公共数据开发利用的案例分析,发现县级政府面临着来自政府侧和民众、企业侧的多重结构性和文化性阻碍。这些阻碍并发联动、相互强化,共同制约着县域公共数据的价值化利用潜力。为此,优化公共数据开发利用县域治理的长效路径,需数据治理机构围绕本地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任务,同时着眼供给侧和需求侧相关利益主体的认知驱动和能力资源,从转变认知理念、重塑制度体系、引入社会力量、构建数据底座和激活应用场景等入手,逐渐消解县级政府面临的多重阻碍,为数据要素的价值释放提供基础支撑。研究结论为理解我国公共数据治理的复杂性,打破数据价值化利用的“最后一公里”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实践启示。     

省级政府规章行政许可设定权的正当性探讨

行政许可直接关系到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保障,许可的设定应当明确究竟哪一级行政机关有权设定行政许可.但由于缺乏相应机制的衔接,省级政府规章有权设定行政许可,不可避免地存在法律掉链的现象.笔者试图通过对我国省级政府规章拥有行政许可设定权的权限、范围和程序进行思考和分析,探讨省级政府规章设定行政许可的正当性问题.     

行政许可告知承诺制：法律属性、运作逻辑与规范化进路

告知承诺制是推动“放管服”改革的重要内容,提高了行政许可的效率,改变了行政许可的程序。学界虽对其法律属性的界定作出了诸多探讨,但既有研究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行政过程论研究范式下的告知承诺制包括公告行为、决定行为、检查行为和制裁行为,能够较好地揭开告知承诺制的“面纱”。许可申请人信用状况是告知承诺制有效运行的前提基础,其核心环节分为形式审查后作出准予许可决定以及事后检查行为验证相对人所承诺的条件是否属实,其外在特征表现为对行政许可程序的简化与调整,而最终的价值追寻则是贯彻行政效能原则。为推动告知承诺制的规范化改进,应当遵循过程性原则,从适用范围、实施程序和法律责任三个方面展开具体建构。     

关于完善我国授权立法制度的几个问题

总结我国授权立法的实践经验,应当进一步明确授权立法的主体,实行单项授权制度,废除经济特区政府的授权立法权,增设国务院和经济特区所在地的省、市人大及其常委会授权立法的请求权,强化对授权立法的监督。     

论我国行政服务中心的发展与相对集中行政许可制度的构建

行政服务中心在我国已经存在十多年的时间,目前针对行政服务中心的去留问题,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看法,行政服务中心正面临制度革新。相对集中行政许可制度在《行政许可法》颁布之后并未得到全面实施,减少审批项目、提高行政效率仍然是行政许可改革的目标。行政服务中心沿着相对集中行政许可制度的方向发展既可以使该机构对行政许可的运行发挥更大的作用,也有利于相对集中行政许可制度的构建。     

重庆市人民政府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严格控制新设行政许可通知的通知

正重庆市人民政府文件渝府发[2014]5号各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有关单位: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国务院关于严格控制新设行政许可的通知》(国发[2013]39号)要求,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严格控制新设行政许可,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一、总体要求严格行政许可设定,是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的必然要求,是创新政府管理方式、进一步简政放权的关键环节。各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要按照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从严设定行政许可。凡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的,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行     

授权的益处与技巧修正

使自己成为一个善于授权的人，对你自己、你的员工和你的事业来说都有很大的益处。这是一种值得发展的技巧。     

公共数据共享如何加速超大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基于上海公共数据平台建设过程的案例分析

在超大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海量数据和信息技术对城市治理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以上海公共数据平台建设过程为例进行分析,在中国场景下构建了一个解释性分析框架,分析了公共数据共享加速超大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运行过程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这一运行过程主要从公共数据平台建立（逻辑起点）、平台开放（中心步骤）、平台治理与数据共享（最终目标）三个方面依次展开;在平台治理与数据共享过程中,各行为主体既要保证整体性思维又要实现协同性流程,从而实现从“管”到“治”的目标,达到从“没有不满意”到“满意”的效果。在作用机制层面,公共数据共享在促进达成“平衡机制”（关键难点）的过程中,通过“细分机制”（方式途径）的实现,完成“增能机制”（目标任务）,最终加速超大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在实践层面,公共数据共享通过数据平台实现了数据赋能的力量,使人工操作与平台智能结合,让数字政府在超大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加速的过程中充分发挥自身作用。这需要通过明确政府、市场和居民之间的利益边界,维护好城市居民的合法权益,共享数字化转型带来的红利,从而为这一转型加速过程提供法律层面的保障。     

面对WTO:我国行政许可的选择与对策

我国即将加入 WTO,然而我国的行政许可制度能否胜任呢 ?本文以此为契机,在分析我国行政许可制度当前状况基础上,提出要转变传统思想,树立新的观念,正确看待行政许可行为,提倡服务与合作的理念。最后指出完善我国行政许可制度的途径：正确界定行政许可的范围和领域;进行行政审批改革;强化司法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