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法治政府下“放管服”改革的关联逻辑与未来进路

我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不断深入,迫切要求加快推进数字法治政府建设。它既体现为对法治政府的数字化发展,又彰显出对数字政府的法治化规制,核心要义在于实现数字技术和依法行政的深度融合。数字法治政府建设与“放管服”改革的同频共振,是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利用数字技术更好实践政府职能、以良法善治保障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必然结果。其中,“放管服”改革的运作过程主要依循权责适配、审管协同、服务共创和制度共进的逻辑,以兼顾效率与公平原则,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未来应着力于战略定位、组织建设、数据融通、数字法治能力培养、法律法规完善等方面予以推进和施行。     

发展高效协同的数字政务：数字中国整体布局视域下的政府数字化转型

《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从新的历史起点和战略高度对数字中国建设进行了谋篇布局,明确提出了要“发展高效协同的数字政务”,为新时期政府数字化转型明确了功能定位和原则方向。对此,需要从三方面予以理解：首先,“数字政务”这一概念的提出是在已有政策文件和实践共识基础上,将“数字政府”中的“政府”聚焦到“政务”,同时将“数字化”扩展到各类党政机关当中。它不是对“数字政府”的替代或迭代,而是为了让政府数字化转型更好地推进并融入数字中国整体布局规划中。其次,高效协同是数字政务的核心发展目标与原则,它要求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完善数字政务统筹机制、夯实数据共享与平台设施、提高干部数字素养。最后,“五位一体”是数字政务发挥作用的功能格局,它要求数字政务在实现自身高效协同的同时还要强化对其他领域数字化转型的赋能与引领。需要注意的是,数字中国建设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多个领域,在不同领域政府的角色功能应有所差异。     

《2021两会看点》系列报道之二 越来越有数:享受“数字+”,做到“风险一”

拥抱数字时代,我们每一个人,不可避免地需要逐步适应数字技术,全面融入社会交往和日常生活的新趋势。不论是“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明确的“培育壮大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新兴数字产业”目标,还是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及的“加快数字化发展,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协同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转型,加快数字社会建设步伐……”今年全国两会期间,相信“数字化”话题刷爆很多人的朋友圈。     

“一网”能够“统管”吗——数字治理界面助推跨部门协同的效能与限度

界面及界面理论为数字时代跨部门协同研究提供了一个较为独特的视角。现有文献集中强调信息共享促进跨部门协同的作用，但对于技术赋能的深度机理及其限度还缺乏系统讨论。数字治理界面具有数字整合权、边界裁判权、流程再造权、监督考核权，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部门边界模糊化、协调机构非常态化、信息共享阻滞化和监督考核迟滞化等传统城市治理困境。同时，受数字力、行政力和领导力三因素的影响，界面也存在“失灵”现象。事实上，界面兼具工艺性和生态性特征，不仅是人工设计的产物，也是组织间互动、组织与环境互动的产物，其本质上是这种互动所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边界和“接面”。数字界面功能的提升离不开顶层制度设计和部门共识的形成。     

内部横向视角下政府数据跨部门协同治理的过程分析

基于内部横向视角推进政府数据跨部门协同治理,是深化政府数据治理改革的重要内容。综合采用文献综述、理论推演、案例分析的方法,按照“协同动力-协同目标-协同反思”的研究逻辑,剖析政府数据跨部门协同治理的理论内涵,分析其基本过程和作用机理,并结合上海市等典型案例地区的政府数据治理实践进行应用检验,综合提出对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内部横向视角下的政府数据跨部门协同治理是以建立协同治理格局为目标的实践变革,由“组织设计-制度安排-技术保障”多维动力要素驱动,受到来自组织运行、制度表现、技术嵌入等多重障碍因素阻滞,应重点采用完善组织环境建设、优化数据治理协同制度和创新治理技术工具应用等应对策略。     

云长制：政府数字化转型的组织领导机制研究

政府数字化转型是一项系统工程,在起步阶段尤其需要有效的组织领导作为内驱动力。理论上,行政权力在纵向层级整合力度的强弱与横向功能协调程度的高低不同,组成了不同的领导结构,由此也形成了松散治理、权威治理、合作治理、协同治理等四种基本的治理类型。实践中,渝、桂、黔三地正在推行的云长制,作为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创新领导机制,塑造出了权威治理模式,其以超强的纵向整合使得数字政府建设避免陷入松散治理的境地。随着政府数字化转型向纵深发展,权威治理模式在横向多主体功能协调方面的缺陷开始显现。因此,立足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需求,应秉持整体性政府理念,通过纵向提级推进全国协同并通过横向联结推进多元协同,强化云长制在横向沟通和协调的程度,建立协同治理模式,为数字政府建设持续提供组织保障和推动力量。     

政府数字化治理能力提升的经验、挑战和路径选择——基于“川渝通办”的实践考察

<正>在数字中国战略推进下，政府、社会、各行各业都将加速数字化升级，通过数字化技术思维进行改造和转型。随着“放管服”改革深入推进，各地探索的“一网一门一次”“最多跑一次”“一网通办”“省内通办”等数字政府建设范例，为提高政府数字化治理能力提升积累了宝贵经验。2022年，《国务院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指出，“到2035年，整体协同、敏捷高效、智能精准、开放透明、公平普惠的数字政府基本建成，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实施文化数字化战略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

随着技术的发展,公共数字文化建设成为提升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引擎。2022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明确了“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水平”是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重要任务,对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建设作出了总体部署和战略安排。为扎实推进公共文化和旅游领域数字化建设,更好运用数字技术赋能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     

技术驱动与科层统合：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交互机制

本文将“一网统管”建设作为考察时下中国技术与制度，更具体说是数字技术与科层制度关系的一个切口。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城市治理变革，我国各大城市都在全面探索数字化转型这一技术治理导向的城市治理创新之路。与此同时，城市管理体制发展正在经历“重心下移”的势态。在此双重逻辑下，各行政层级如何回应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需求？案例研究表明：在中国当前数字化转型阶段，技术与治理不是单向赋能或决定的，而是交互的。本文提炼出交互型平台治理的四大机制：虚实互映、感行合一、双轨合力、人机融合。为了解决政府科层组织僵化低效、条块分割等带来的超大城市治理难题，上海市提出以技术与制度双轮驱动的创新方式来将数字技术融入到科层组织之中，寓技术于组织，试图推进技术与制度的交互影响与变革，从而实现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革命性再造。     

面向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公务员数字素养：层次结构与培育路径

近年来,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的深入推进对公务员数字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新的形势下,培育公务员数字素养有其内在的必要性,是破解人力资源难题的迫切需要、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内在要求,也是提升政府数字治理能力的应有之义。具体来看,公务员数字素养包括数字意识、数字精神、数字能力和数字责任四维结构。面向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大趋势,公务员数字素养存在着对数字技术理解和认知不足、数字素养的考核缺乏统一标准、区域数字能力不平衡以及信息安全保障能力相对不足等问题。为此,必须坚持以理念促行动,双向发力提升数字素养;做好统筹谋划,夯实数字素养培育基础;健全相关制度,多措并举强化机制保障;加强育才引智,注重数字人才队伍建设。     

政务数字化转型效果因何不同：基于上海“一网通办”的定性比较分析

基于新公共治理“政府-公民”行动者的框架,从政府数字行政能力、公民合供行为两个维度出发,选择上海16个区为研究样本,将fsQCA和多时段QCA策略相结合,探讨了“一网通办”在创建、攻坚、提升三个阶段政务服务数字化转型效果为何存在差异。研究发现：在政务服务数字化转型中,“个体-组织-系统”不同层次上的数字行政能力很重要,但并不是解释高效果的唯一条件,还必须考虑公民作为治理行动者的合供行为;多个因素相互作用形成了四种提高政务服务数字化转型效果的方式——领导主导模式、技术主导模式、协同主导模式、合供主导模式;从“创建-攻坚-提升”三个阶段的组态结果来看,整体呈现出“数字领导能力主导下的强技术建设或弱公民合供→数字协同推进能力主导下的强公民合供”的路径演化特征。研究结论丰富了新公共治理行动者框架的解释情景,且对深入理解不同阶段推进政务服务数字化转型的路径选择有启示意义。     

整体性治理视阈下政务服务“跨省通办”的现实困境和实践进路——以婚姻登记“跨省通办”试点为例北大核心CSSCI

政务服务“跨省通办”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现实背景下,由人口流动和生产要素流动催生的结果,这既是传统政务服务的升级版,也是政府治理模式的创新。政务服务“跨省通办”既需要强化顶层设计和制度供给,界定政策目标和政策路径;又需要以数字化为技术支撑,构建信息数据融合机制,满足政务服务对数据全面、持续、及时更新的需求;还需要健全不同部门、不同层级、不同地域之间协同配合的治理网络,强化行动主体的协同,如此才能保证预设政策目标的达成。本文以婚姻登记“跨省通办”试点为考察对象,系统剖析政务服务“跨省通办”的现实挑战和推进梗阻,并依据整体性治理理论,基于“制度—技术—结构”框架分析政务服务“跨省通办”的实现路径,为政务服务“跨省通办”持续扩大和“放管服”改革纵深推进提供理论借鉴和实践思路。     

乡村振兴背景下县域农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要素与持续路径——基于30个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县域农业数字化转型是大力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及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途径。基于TOE理论框架,以我国30个县为案例,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探讨技术、组织和环境条件对县域农业数字化转型的组态效应及其持续路径。研究发现:(1)存在驱动高水平县域农业数字化转型的四条路径,分别是以技术基础设施、财政资源供给和社会资本参与为核心条件的全能型,以财政资源供给和社会资本参与为核心条件的“组织-环境”型,以数字技术应用为核心条件的技术平衡型,以技术基础设施和专业数字化部门为核心条件的“技术-组织”型。(2)单一要素并不构成高水平县域农业数字化转型的必要条件,技术、组织和环境条件具有“多重并发”的特点,并形成驱动县域农业数字化转型的多样化组态路径。各地首先应加强技术、组织和环境条件的基础性建设,夯实农业数字化转型的根基;其次要秉持“整体性”发展理念,加强技术、组织和环境因素之间的协同性;最后应依据当地的资源禀赋,明确自身发展的差异性,因地制宜地制定符合当地实际的农业数字化转型策略。     

“跨纵向层级”网上政务咨询互动模式及改进策略——以F部门事项为例

<正>一、问题的提出合作是以实现共同目标为导向的共同行动^[1],“协同”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合作。就政府部门协同来说,协同是指政府组织间的合作与一致行动^[2]。数字政府的发展是政府内部各层级协同共治的过程^[3]。从已有研究来看,政府间协同和协同治理重点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一是仍然围绕政府组织间主流的科层制组织形式,包含从更高层级到地方不同层级的纵向整合以及不同功能的横向部门整合两个方面;二是各政府服务平台在架构上趋于平台化模式,将其作为数字能力的基础配置,目的是通过数据平台或载体上的信息和数据传递价值,促进政府间扁平化与互通融合。而搭建数字化平台必然吸引公众参与,一部分具体表现为在政府互动平台中收集并回应社情民意。三是重视数据资源体系的开放共享,将其作为当下打破部门主义割裂和解决管理“碎片化”问题、实现数字政府建设“敏捷高效、智能精准”目标的有效方式^[4]。     

地方政府部门数字化转型的现状与问题——基于城市层面政务热线的实证研究

数字化转型已成为我国地方政府各部门应对新技术带来的变革以及推进治理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手段。本研究在已有理论和文献的基础上提出数字化转型的三大维度——网络化、数据化和智能化,并以全国79个城市的政务热线部门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当前地方政府部门数字化转型的现状和存在问题。研究发现,地方政府部门的数字化转型虽取得一定进展,但服务渠道的网络化建设水平低且融合度不足,数据管理体系和配套制度建设不够完善,智能化建设思路不清晰且相关工具未能很好地嵌入部门运行和实践之中。为此需要围绕"融合性政务服务"闭环推进网络化转型,围绕"智慧化数据治理"闭环推进数据化转型,围绕"智能化管理运行"闭环推进智能化转型,并在顶层设计、资源投入和管理机制等方面构建完善的支撑体系。     

政府数字化转型的技术逻辑、潜在风险与实践取向

新一代信息技术已深度嵌入经济社会结构之中,其自身的工具理性与政府治理现代化的价值理性高度耦合,这也为信息技术可持续赋能创造了先决条件。理论分析与实践经验表明,政府数字化转型的技术逻辑本质上是依附于信息技术建构政府的有机过程,包括形态演进、高效行政、治理创新与价值选择四个维度,形成了相对系统的逻辑体系。然而,技术“双面性”特征也可导致政府由“数字民主”滑向“技术利维坦”,政府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仍面临着“技术-组织-制度”设置失配、技术理性侵蚀民主价值、空间过载和信息外溢、非兼容性等潜在风险。伴随着技术的迭代升级与治理对象的高度复杂性,政府数字化转型中仍需通过信息技术的内在价值重塑、顶层设计完善以及创新能力提升来实现预定目标,可为防范信息技术异化带来的诸多不确定性或潜在风险提供价值预判。     

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阶段演进与优化路径

数字化转型是城市治理的新实践,也是实现城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路径。结合技术、制度和转型范围三个分析维度,以城市治理的实践经验为参照,数字化转型基本遵循了技术迭代赋能、制度完备性增强、转型范围逐步扩大的理论路径,呈现出信息化政务建设、数字化城市管理、场景型敏捷智治和全景式城市善治四个递次演进的具体阶段。在进化动力学视角下,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是以需求动力为前提,由技术支撑、资源投入、制度设定、目标引领、组织保障和环境倒逼等多重动力因素共同推动。面向城市全面数字化转型,应当以建设人民的城市为理念指引,持续推进技术赋能、提升制度体系水平以及培育数字治理能力,增强城市数字治理有效性,实现城市善治。     

无人化应用的跨界风险与协同治理

当前,中国正处在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时期,各种无人化应用场景的快速发展成为这一革命性进程的加速器。无人化技术在多场景的推广应用提高了生产与管理的智能化水平,显著降低用工成本,给人们提供了更舒适便捷的服务。但无人化应用场景的加速部署同样蕴含着跨场域、跨业务、跨部门的新型复合风险,给数字经济的良性发展带来挑战。以多中心、去边界和深度合作为主要特征的协同治理成为应对无人化跨界风险的新选择。     

数字化转型,推动人大工作提质增效

2021年2月19日,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召开全省人大数字化改革工作推进会,要求构建多系统运行、多网络链接、多路径互通的人大数据平台,推进人大数据资源跨部门、跨层级、跨地区共享,业务协同,推动新时代人大工作提质增效。会议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全省人大数字化改革行动方案》,明确数字化改革“任务书”“时间表”和“路线图”。     

经济协调发展、区域合作共治与地方政府协同治理

在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区域协调发展趋势不断强化的背景下,大量的跨区域公共问题亟须有效治理。协同治理理论为经济协调发展中的地方政府推进合作共治的治理路径指出了可行方向。当前,我国地方政府协同治理阻滞因素主要源自治理环境层面的资源短缺和配套制度滞后、治理方式层面的治理流程不畅、治理结构层面的结构失衡和分散化治理。提升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过程中的地方政府合作共治水平,需要从基础环境层、技术保障层和治理主体层三个方面共同努力,尽快跳脱协同治理标准、协同治理功能和协同治理行动的发展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