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务服务数字化转型的“纵向一体化”逻辑、过程与路径——基于制度学派的分析框架

数字化转型已成为现代政务服务体系改革中不可逆转的趋势。对于政务服务数字化“何以生成”以及“如何转型”等基础性问题,现有的数字政府研究尚缺乏完整且系统的解答。通过引入新制度经济学中的“纵向一体化”理论,构建了一个基于交易成本的分析框架。在此框架下,将政务服务的供给过程分为前端交付和后端生产两个部分。所谓政务服务数字化转型,实际上就是实现“前向一体化”和“后向一体化”的过程;其生成逻辑在于前向一体化,政府通过持续满足公众多样化的需求,以改变公众对于政务服务多重竞争性交付机制的选择偏好;其转型逻辑则在于后向一体化,政府通过将外部交易成本转化为内部管控成本,并利用数字化技术进一步降低内部管控成本,从而实现总体成本的降低。政务服务的数字化转型体现了以政民互动为逻辑起点、以府际关系为改革着力点,再回归到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终点的过程。     

发展高效协同的数字政务：数字中国整体布局视域下的政府数字化转型

《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从新的历史起点和战略高度对数字中国建设进行了谋篇布局,明确提出了要“发展高效协同的数字政务”,为新时期政府数字化转型明确了功能定位和原则方向。对此,需要从三方面予以理解：首先,“数字政务”这一概念的提出是在已有政策文件和实践共识基础上,将“数字政府”中的“政府”聚焦到“政务”,同时将“数字化”扩展到各类党政机关当中。它不是对“数字政府”的替代或迭代,而是为了让政府数字化转型更好地推进并融入数字中国整体布局规划中。其次,高效协同是数字政务的核心发展目标与原则,它要求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完善数字政务统筹机制、夯实数据共享与平台设施、提高干部数字素养。最后,“五位一体”是数字政务发挥作用的功能格局,它要求数字政务在实现自身高效协同的同时还要强化对其他领域数字化转型的赋能与引领。需要注意的是,数字中国建设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多个领域,在不同领域政府的角色功能应有所差异。     

地方政府部门数字化转型的现状与问题——基于城市层面政务热线的实证研究

数字化转型已成为我国地方政府各部门应对新技术带来的变革以及推进治理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手段。本研究在已有理论和文献的基础上提出数字化转型的三大维度——网络化、数据化和智能化,并以全国79个城市的政务热线部门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当前地方政府部门数字化转型的现状和存在问题。研究发现,地方政府部门的数字化转型虽取得一定进展,但服务渠道的网络化建设水平低且融合度不足,数据管理体系和配套制度建设不够完善,智能化建设思路不清晰且相关工具未能很好地嵌入部门运行和实践之中。为此需要围绕融合性政务服务闭环推进网络化转型,围绕智慧化数据治理闭环推进数据化转型,围绕智能化管理运行闭环推进智能化转型,并在顶层设计、资源投入和管理机制等方面构建完善的支撑体系。     

政务数字化转型效果因何不同：基于上海“一网通办”的定性比较分析

基于新公共治理“政府-公民”行动者的框架,从政府数字行政能力、公民合供行为两个维度出发,选择上海16个区为研究样本,将fsQCA和多时段QCA策略相结合,探讨了“一网通办”在创建、攻坚、提升三个阶段政务服务数字化转型效果为何存在差异。研究发现：在政务服务数字化转型中,“个体-组织-系统”不同层次上的数字行政能力很重要,但并不是解释高效果的唯一条件,还必须考虑公民作为治理行动者的合供行为;多个因素相互作用形成了四种提高政务服务数字化转型效果的方式——领导主导模式、技术主导模式、协同主导模式、合供主导模式;从“创建-攻坚-提升”三个阶段的组态结果来看,整体呈现出“数字领导能力主导下的强技术建设或弱公民合供→数字协同推进能力主导下的强公民合供”的路径演化特征。研究结论丰富了新公共治理行动者框架的解释情景,且对深入理解不同阶段推进政务服务数字化转型的路径选择有启示意义。     

政策扩散的效果评估：政策再创新及演化过程——基于地方政务服务改革探索中的多模式分析

扩散研究中经典的S型曲线,在解释中国的政策扩散过程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基于“形式-内核”的二维分析框架,扩散结果可以初步类型化为完全扩散、扩散失败、象征性扩散与再创新性扩散。地方政务服务改革探索中存在多种模式创新,案例追踪研究发现：由于公共政策本身所具有的特性,政策扩散同技术扩散之间具有根本性的差别。一方面,公共政策失败可能导致扩散统计结果出现累计值下降的情况,这就削弱了S型曲线对扩散效果解释的精准性;另一方面,政策本身会根据地方发展差异进行本土化调适。中国地区间发展差异较大使得纯粹意义上的完全扩散和扩散失败,连同象征性扩散都有在成本约束下演化为再创新性扩散的倾向。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对地方政府政策再创新行为逻辑的解释。应当明确,未来的政策扩散研究,特别是扩散持续性与稳定性的研究,应当跳出对政策价值的前提预设,对扩散过程中的政策本土化和再创新予以肯定和鼓励。     

地方政府创新的区域性扩散——基于皖琼农村改革政策的分析

尽管理论界对政府创新进行了一些有价值的论述,但对地方政府创新的区域性扩散论及不足。借对安徽的农村税费改革、海南的文明生态村建设过程的分析,试图证实地方政府主导下的制度创新具有扩散效应,并可以带来全国农村改革政策的调整。高一级政府应该鼓励下级政府的制度创新,以提高整个社会的创新水平。     

政府回应性：作为日常治理的“全回应”模式——基于LDA主题建模的地方政务服务“接诉即办”实证分析

依托现代信息技术平台全量回应市民诉求正在成为我国政府回应公众诉求的新形态。“全回应”模式具备即时全量回应、全部门回应、全层级参与等核心特征,因而政府回应性研究应从关注“回应与否”转向“回应质量”。信息技术赋能之下,接诉平台会汇集的公众诉求数量大、议题领域宽、行政层级跨越广、情绪指征鲜明、诉求表达充分度高,催生出新型政府回应模式及特征。本研究利用政策信息学主题建模方法细化诉求分析粒度,针对北京市“12345”市民服务热线多平台诉求类数据,考察政府回应效率、回应方式、回应详实程度等维度的影响因素,以及不同诉求主题对政府回应性的影响。研究发现,诉求来源、行政层级、诉求主题类型等因素皆会对政府回应性产生影响。相比之下,诉求的情绪呈现与诉求长度对政府回应的影响较弱。     

地方政策再创新的策略类型及生成机理——基于从“河长制”到“X长制”演化过程的追踪分析

“河长制”在实现跨治理主体“空间扩散”的同时,亦实现了跨治理场景的“理念外溢”,催生出湾长制、林长制及多长合一等“X长制”样态。研究发现,“X长制”生成过程可由以“目标+工具”为内核的“政策再创新”概念进行表达,其本质是政策源创新的核心理念作为有效治理工具,在多维治理场景中持续外溢并达成特定治理目标的过程。根据场景目标的复杂性和工具选择的多样性,可将其划分为单域移植、原域优化、跨域组合及全域整合四类样态。作为一种政策再生产的主动性建构策略,政策再创新遵循“目标建构-工具选择-场景创设”的一般过程路径,其异质性政策内容演化结果受“争先”与“求异”双重逻辑驱动。概言之,政策再创新的多重衍生路径勾绘出地方政策再生产的繁荣图景,但其中潜藏的创新内卷及治理负荷过载等现象亦值得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