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流通情景下数据要素治理体系及配套制度研究

完善的治理体系是充分释放数据价值的前提保障,而相关配套制度能够促进数据治理各项任务的实现.面向全国一体化的超大规模数据流通应用主场景,针对我国数据要素市场体系建设过程中存在的市场秩序不完善及监管体系缺位等症结,围绕"规则-主体-客体-监管"等四个方面,初步构架了涵盖数据治理规则、新型交易生态、数据流通效率、市场监管机制...     

数据要素视角下公共数据开发利用的县域治理困境与长效路径——以中部L县为例

县域层面的公共数据开发利用,是当前我国政府数据治理中实际存在但尚未引起系统关注的问题。通过对中部L县探索公共数据开发利用的案例分析,发现县级政府面临着来自政府侧和民众、企业侧的多重结构性和文化性阻碍。这些阻碍并发联动、相互强化,共同制约着县域公共数据的价值化利用潜力。为此,优化公共数据开发利用县域治理的长效路径,需数据治理机构围绕本地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任务,同时着眼供给侧和需求侧相关利益主体的认知驱动和能力资源,从转变认知理念、重塑制度体系、引入社会力量、构建数据底座和激活应用场景等入手,逐渐消解县级政府面临的多重阻碍,为数据要素的价值释放提供基础支撑。研究结论为理解我国公共数据治理的复杂性,打破数据价值化利用的“最后一公里”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实践启示。     

公共数据牵引与数据要素共享式开放：改变现状权的理论视角

数字技术革命的迅猛爆发,一方面激发了深刻变革治理模式和生产生活方式的想象力,另一方面又在不断维护和巩固着技术能力及资本能力占优势的巨型平台的地位。公共政策研究必须关注如何改变这种现状,促使数字技术革命承诺的先进理念真正惠及更多普通主体。改变现状权的理论视角有助于思考这种努力,其具体包含设置动态权益保护机制、培育新兴市场主体、加强生产要素组合方式实验性等三项理论主张。广东省在开放公共数据领域的实践经验体现了改变现状权的理论内涵,并有个案展现出赋能普通主体、推进共享式开放的积极效果。理论建构与经验分析表明,借助有效的创新性举措设计,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巨型平台垄断数据市场的现状：通过公共数据牵引实现数据要素共享式开放,为不同主体在数据开发利用过程中的不同权益提供动态保护,培育可以深度嵌入数据共享式开放中的新兴市场主体,实验性扩展生产要素组合方式以便提升市场行为的丰富度和灵活性。     

数据财政：新时期推动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利益分配的模式框架

在我国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和数字政府建设进程中,公共数据开发利用举足轻重,多地探索开展公共数据授权运营试点的实践经验表明,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利益分配的科学性是促进其可持续高质量开展的重要保障。考虑到当前政府部门对政府财政收入增长方式转变的迫切需求,在数据要素被确定为新型生产要素并参与分配的背景下,以国内外典型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案例的利益分配机制为基础,聚焦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和市场化配置过程中政府及有关部门参与收益分配的模式机制,探索研究适配公共数据资源化、资本化、资产化价值生成路径的数据财政、数据税收、数据金融的三层次利益分配框架,为构建形成“公共数据运营+数据财政收入+公共数据专项财政支出”的数据财政长效运行机制打下基础,也为后续建立适应数据要素市场建设和数字经济发展需求的财税制度提供参考。     

企业数据向政府共享：美国实践及其对中国的借鉴

数字集约化企业越来越多地掌握关键领域的经济数据和社会数据。在合理范围内促进企业数据有序流动,对提升政府决策水平、发挥数据要素价值、赋能数字社会和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作用。论文梳理美国企业数据向政府共享（B2G数据共享）的制度探索、合作类型及运行方式,并以典型案例剖析共享流程和实施路径,对其B2G数据共享实践的关键性问题进行阐述。研究发现,美国在法律法规体系构建、数字战略规划中对企业数据向政府共享给予充分关注,设计企业数据向政府共享的基本范式,为企业数据共享实践提供了良好环境和有效保障。中国在进行B2G数据共享规划时,应构建耦合协同的B2G数据共享政策框架,设计多场景适配的B2G数据共享合作方式,开发管制型与市场化相结合的B2G数据共享工具,设计前端控制的B2G数据共享监管和评估机制。     

企业数据向政府共享：逻辑因由、实践模式与发展路径

政企之间的数据跨界流动是政府的治理议题。企业数据向政府共享有利于释放数据公共价值,其发展状况直接影响数字治理成效。企业数据向政府共享的逻辑源于部分企业数据更具复原现实的优势,产生过程具有公共属性,公共价值实现依赖流动性,以及不共享易引发负外部性等方面。结合国内外文献和实践的广泛梳理,归纳提炼出企业数据向政府共享的四种实践模式,即数据慈善、数据协作、数据采购与数据征用,从数据运行、数据权责、数据关系、数据激励四个方面进行模式比较分析。进而梳理了我国企业数据向政府共享实践中面临的挑战,体现在共享成本激励不足、数据质量责任不明、数据互操作性不强、共享流通规范不健全四个方面。针对未来发展路径,建议强化财政资金保障和丰富共享激励手段,明晰数据质量责任并完善问责机制,加快政企数据标准建设和衔接,推进共享体系和全过程流通规范建设。     

数据即权力：数字平台建设中的部门博弈与整合——以浙江省“基层治理四平台”为例

数据作为一种基础设施,是国家基础性权力的一部分,数据即权力。借用控制权理论,将“数据即权力”操作化为三个要素：数字指挥权、数字督导权、数字考核权。采用案例分析法,以浙江省“基层治理四平台”的整合过程为案例,围绕三个核心要素,对数字平台建设中的部门博弈与整合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数字平台代表着部门权力,是权力的聚合点,很多部门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展开权力博弈。然而,博弈产生的权力分散化、治理高成本与低效率问题,使得数字平台建设从博弈走向整合。数字平台的整合遵循着从分权到集权的逻辑,整合不可能一次性完成,具有阶段性。每次数字平台的整合,部门之间围绕数字权力都重新进行激烈的博弈,最后权力会重新分配调整,数字平台也会随之迭代升级。     

数字技术应用如何影响农村居民社会治理效能感?——基于全国11省份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微观层面农村居民的主观感受,探讨数字技术应用对农民社会治理效能感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数字技术应用对农村居民社会治理效能感影响的传导机制,并利用全国11个省份的全面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当前农村居民的社会治理效能感普遍较高。数字技术应用能力越强,农村居民的社会治理效能感越高,即数字技术应用提高了农村居民的社会治理效能感。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技术应用主要通过丰富农村居民的社会资本、提高村庄公共性以及增强村集体行动能力来改善农村居民的社会治理效能感。异质性分析发现,相对于男性群体、老年群体和低学历群体,数字技术应用对女性群体、年轻群体和高学历群体的治理效能感影响更为显著。据此,从完善数字技术应用场景、完善数字政务服务、拓宽农村居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渠道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