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政策和策略思想的历史考察论析

毛泽东政策和策略思想是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在革命与建设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理论方法,是中国共产党作为大国大党的独特方法论。回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践,才能更为深入地理解毛泽东政策和策略思想的具体所指与重大意义。在中国共产党从局部执政转向全面执政的过程中,毛泽东领导了多项重要政策的制定、调整、执行的全过程,由此形成了“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这一著名论断,对新中国建设影响深远。新时代新征程,统筹“两个大局”,不断提高党员干部的政策和策略水平,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向前发展。     

政策空间、组织资源与基层政府政策执行的差异化策略——基于S省A镇四个案例的比较研究

既有研究多聚焦于分析单一任务情境下政府政策执行策略的历时性变化,对多任务与任务共时性情境下的执行策略差异关注不足。从政策空间与组织资源两个维度出发,本文划分了多任务共时性情境中基层政府政策执行的四种策略方式：“集中力量办大事”策略下的动员式执行、“按部就班”策略下的程序式执行、“重点突破”策略下的应急式执行和“抓小放大”策略下的选择式执行。对S省A镇四个案例的比较研究发现,差异化策略折射出执行主体的多重行动逻辑：基层政府通常依据“政策空间”大小与“组织资源”多少,在“凸显政绩”“不出事”“应对检查”以及“响应要求”之间作出理性选择,继而巧妙、创造性地落实各项工作,实现自身治理能力与基层风险防范之间的平衡。     

地方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政策拉练”：模型构建与案例分析

现实中的“政策拉练”是我国地方政策执行过程中常见却鲜有分析的一种现象。基于T区三次乡村振兴“政策拉练”过程的田野观察,运用政策执行研究的博弈分析法,构建与呈现了中国政策执行情境下“政策拉练”的理论模型及其运作图景。研究表明：“政策拉练”是指上级政府对多个下级政府政策执行情况予以检评并依据检评结果决定奖惩分布的一种竞争性激励机制;机制运行过程中政府上下级博弈关系的不完全性导致“政策拉练”的激励效应处在变动之中。本文试图论证“政策拉练”作为一种分析政策执行激励的理论概念所具有的学术内涵与经验意义,以期为政策执行和执行激励机制改革提供理论启示与实践参考。     

政策执行的委托代理困境及其化解思路

由于政策制定者与政策执行者的相对分开,使得政策制定权与政策执行权产生分离,导致政策执行过程中委托代理关系的形成,使政策执行极易陷入委托代理困境,从而导致政策执行失败.其主要原因是政策制定者与执行者之间存在着信息的不对称、利益的不一致和权责的不对等.通过对政策执行者的监督、激励以及对其败德行为的惩罚,可以有效地化解政策执行中的委托代理困境从而防止政策执行失败.     

当前我国公共卫生政策的执行偏差与校正策略探究

国家意志需要通过政策来表达,社会改革需要政策来推动,政策落实依赖于有效的政策执行。公共卫生政策作为国家政策阵线中的重要环节,其执行状况应引起高度重视与研究。本文分析公共卫生政策执行的现实背景与主要问题,探寻影响公共卫生政策执行的多重因素,提出公共卫生政策执行的调整机制。重点在于从增强公共卫生政策自身的合法权威、追求政策设计与执行的公平公正、强化政策执行的法规制度与监管评估、提升政策执行人员的职业操守,以及完善基层政策执行的客观环境等层面提出应对策略。     

政策更迭与策略应对:基层政府“反复整改”的逻辑及其治理——以A镇精准扶贫政策执行为例北大核心CSSCI

基层政府在精准扶贫政策执行中经常面临“反复整改”困境,对这一困境生成逻辑的分析可以为改善基层治理状况提供理论参考。本研究通过构建“政策更迭—策略应对”的分析框架,以秦巴山区A镇的精准扶贫实践为例,讨论上级政府政策更迭的主要表现和基层政府的应对行为,进而剖析基层政府陷入“反复整改”困境的内在逻辑,并提出治理路径。研究发现:上级政府政策更迭表现为政策内容的变更、政策执行尺度的变化和政策执行周期的调整,这些变化会导致政策连贯性变差,进而诱发基层执行者的策略应对行为;基层政府在执行政策时面临的时间限制、资源约束和强力问责等多重压力导致其出于生存理性考虑而主动选择策略应对行为,表现为自由裁量政策执行的内容、自主选择政策执行的尺度和折中执行来平衡各方关系;上级政府的政策更迭和基层执行者的策略应对直接导致基层政府陷入“反复整改”困境,而要超越这一困境,就需要从理念更新、制度变革和技术创新三个方向上努力。     

地方政策再创新的策略类型及生成机理——基于从“河长制”到“X长制”演化过程的追踪分析

“河长制”在实现跨治理主体“空间扩散”的同时，亦实现了跨治理场景的“理念外溢”，催生出湾长制、林长制及多长合一等“X长制”样态。研究发现，“X长制”生成过程可由以“目标+工具”为内核的“政策再创新”概念进行表达，其本质是政策源创新的核心理念作为有效治理工具，在多维治理场景中持续外溢并达成特定治理目标的过程。根据场景目标的复杂性和工具选择的多样性，可将其划分为单域移植、原域优化、跨域组合及全域整合四类样态。作为一种政策再生产的主动性建构策略，政策再创新遵循“目标建构-工具选择-场景创设”的一般过程路径，其异质性政策内容演化结果受“争先”与“求异”双重逻辑驱动。概言之，政策再创新的多重衍生路径勾绘出地方政策再生产的繁荣图景，但其中潜藏的创新内卷及治理负荷过载等现象亦值得警惕。     

邓小平的政策执行思想探析

政策执行是政策过程的中介性环节，是实现政策目标的唯一途径，政策执行的有效与否是政策成败的关键。作为一位政策大师，邓小平有着丰富的政策理论，而其中的政策执行思想更是构成了邓小平政策理论的核心。在政策执行难度日益增大的今天，系统地学习和研究邓小平政策执行思想，对于我们更好地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际意义。     

政策执行过程中的隐蔽违规行为及其约束机制探讨

隐蔽违规行为广泛存在于政策执行过程中,危害极大。为限制和防止地方政府或下级政策执行者的隐蔽违规行为,中央政府或上级政策制定者必须建立有效的约束机制。该机制可从模型化与操作化两方面进行设计。模型化设计主要运用博弈论与委托代理理论对可定量政策资源进行优化配置。依据模型化设计,可建立具有实际可操作性的隐蔽违规行为约束机制。     

制度环境与执行结构：一个考察青年发展政策执行差距的分析框架

《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的制定与实施，从国家层面对我国青年发展工作做出了顶层设计，明确了青年发展的重点领域。对这一青年发展政策执行过程及其成效进行全面评估将有利于为下一阶段青年发展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基本依据与重要启示。文章基于新制度主义的研究框架，通过分析“制度环境”与“执行结构”对社会政策执行过程及其结果的影响，建立考察我国青年发展政策执行差距的理论分析框架，为《规划》的评估研究提供参考借鉴。在制度环境方面，文章考察了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合法性三个方面如何对政策执行产生影响；在执行结构方面，执行组织、执行人员、执行资源和政策对象等四个要素及其互动影响着政策执行结果。最后，提出应以更加多元的视角看待青年发展政策的执行差距，建立综合性、本土化的分析框架，关注政策执行组织权责与资源的匹配性，并注重“人”的因素。     

超大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政策发展与工具选择研究——基于广州市的调研

全国流动人口的管理呈现出从严格控制到逐步放松再到全面放开的政策轨迹。由于资源有限,在推动城镇化,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进程中,超大特大城市一直处于“严格控制人口规模”与“打破阻碍劳动力自由流动的不合理壁垒”两种带有矛盾性政策指向的要求之中。作为调和两者矛盾的一种选择,社会融合政策以政策目标的实现为核心。社会融合政策理应作为连接两者的一道闸门,更好地为城市秩序及流动人口服务,在“流入”前要发挥强制性政策工具“识别器”“遴选工具”和“分流器”的功效,“流入”后发挥混合性政策工具对流动人口增权赋能的功效,促其融入城市。     

试论民族政策学的研究对象

民族政策是调适民族与民族之间关系，指导民族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行动准则。 但目前国内学术界尚未把“民族政策”作为一门学科加以讨论，把它列入民族问题或者民族理论的 栏目之下。本文就建立民族政策学的必要性、民族政策学的研究对象、民族政策学的特点以及民 族政策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关系等展开讨论，认为民族政策学应当从民族理论中分离出来，从施 政的角度研究民族事务的活动规律、民族政策的制定、执行、检查、反馈等措施，以及古今中外的民 族政策比较。     

决策中的“不虞效应”

“不虞”即“出乎意料、无法预测”。经济学家在分析一种经济政策时，往往会同时分析因这种政策的施行可能带来的负面后果，借以警示执行政策者予以足够的重视，以防“播下龙种，收获跳蚤”。这种因一种政策行为还会带来另外一种或若干种不是政策制定者所希望的后果的现象，就是决策中的“不虞效应”。     

“动员”与“自主”：政府层级互动的差异化行动逻辑

政策执行成效受到执行主体和执行过程中的多重因素影响。厘清政策执行过程中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行动逻辑,有助于辨析政策成效的影响机制。本文对H省“秸秆禁烧”治理行动进行田野观察,基于“过程-组织-类型”三重维度分析中间政府动员行为与基层政府自主行为的匹配差异。研究发现,动员行为的发生通常具有明确的时间节点,但基层政府响应政策时具备一定的自主空间;动员行为能助推执行进程,但政策落地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冲突仍依赖基层政府的自主性调节;动员内容并不具备强约束性,基层政府的自主行为是对“约束”的软化和政策的本土化。治理成效依赖动员行为和自主行为的互动关系调节。基层政府的自主空间需在一个合理阈值内,满足政策目标和治理情境间的价值均衡。     

政策执行控制及其形成机理模型

本文根据管理学中“控制”的基本含义，结合政策执行的特点，独创性地提出了“政策执行控制”的概念，阐述了其运行过程、基本类型及其预防和矫治政策执行偏差的功能，探讨了政策执行有效控制的形成机理和基本要素，构建了政策执行有效控制形成机理模型，希望能够从强化政策执行控制的角度，为预防和矫治政策执行偏差提供新的路径选择。     

政策执行模式的转换及其逻辑——一个拓展的“模糊-冲突”框架北大核心CSSCI

政策执行的模式转换是政策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界较少从政策属性角度关注特定场域内政策执行模式因何且如何多次转换。本文基于拓展的“模糊-冲突”分析框架,以个案易地扶贫搬迁过程为考察对象,发掘政策执行模式转换的过程及其逻辑。研究发现,同一政策执行周期内,即使政策目标、政策地点、政策受众等要素保持稳定,执行模式亦可能发生动态转换。政策执行模式的动态转换,关键在于政策模糊属性与冲突属性产生高低变动,信息完全度、政策网络间关系、激励、资源等成为作用于政策属性的关键性前置要素。就再分配型政策而言,信息扩散对比、经验积累学习和制度优化有利于降低政策模糊性,减少政策执行变通的空间,而充足资源、适当的激励以及模糊对再分配型政策的同一认知则有助于淡化政策的冲突属性。立足于政策执行的基层经验,拓展“模糊-冲突”框架,将政策执行模式的静态分类推进到不同模式间动态转换阶段,有助于增加中国场景中政策过程的理论解释效度。     

论公共政策从计划到实践的转化

如何把握机会推进公共政策从计划转化到实践,强化组织的作用和有效执行,是政策执行主体的职责和任务。文章通过考察普遍存在的政策执行的现状,分析政策问题、时间问题、组织环境对政策实施的影响,从政策执行研究的组织理论视角,强调组织在政策实施过程中的作用,从中引出以政策为导向的学习和以责任寻求更好的方法进行政策创新。     

另一种声音

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多种声音的共存是必要的，特别是一种“另类”的声音：批评的、挑刺的、指责的甚至反对的声音。所谓兼听则明，政策制定者其实不必介意、惧怕甚至担忧“另一种声音”。这样一种声音的公开存在，不仅只是象征意义上的需要，更是政策制定、执行、监控和评估等各个环节中所不可缺少的。     

生态文明视角下我国环境政策执行的创新

环境政策执行是环境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文明的实现有赖于有效的环境政策执行.我国的环境政策执行还存在问题,如政府和公民环境保护意识差、环境政策执行机构权力配置偏弱、执行主体职责不明、执行手段和原则固化硬化以及执行偏差的矫正存在缺陷等.为此,该文提出以生态文明理论为指导,创新我国的环境政策执行,主要包括:强化政府环境责任意识,推行生态经济的“四化模式”,明确中央与地方在环境政策执行方面的责任,增强环境法规的执法力度、提倡柔性执法,以及提高公众环保意识、拓宽公众参与途径等五个方面.     

街头官僚理论视野下我国乡镇政府政策执行研究——基于政策执行主体的考察

街头官僚理论研究的核心是官僚执行问题和自由裁量权问题,它为分析基层乡镇政府的政策执行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理论视角。利益差异是导致我国乡镇政府政策执行梗阻的内在动因,这些利益差异包括政策执行主体之间、政策执行主体与乡镇政府之间、乡镇政府与中央政府和上级政府之间以及利益群体与乡镇政府之间。从政策执行主体角度出发完善乡镇政府的政策执行,必须强化公务员公共精神,树立良好的执行心态,提高基层公务员的素质,加强公务员能力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