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治理视角下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应对

阐述了公共治理理论的基本内涵及其在网络群体性事件中的运用。探究了政府、媒体、公民、NGO多元主体参与的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公共治理模式,并剖析了这些主体在应对网络群体性事件时所面临的困境。提出了针对困境的实践路径和对策：发挥政府的核心主导作用,健全网络法制体系和信息公开体系、加强舆论监督管理和官员素养建设;重视媒体的引导作...     

网络微短剧的兴起与规范化发展

近年来,微短剧的发展呈现数量级增长趋势,成为不少年轻人追捧的“电子榨菜”。然而,快节奏、小成本、低门槛的微短剧在火爆流行的同时也存在内容质量良莠不齐、扭曲个人和社会价值观、损害艺术创作生态、影响国家形象等问题。推动微短剧健康可持续发展,需植根于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从政府端到平台端到行业端,推动多方主体协同发力,加强政府治理、平台治理与行业自治,通过多元共治规范网络信息内容生态建设,让微短剧引领新时代新风尚,成为人们雅俗共赏、喜闻乐见的网上精神产品。     

农村公共服务整体性治理框架研究

整体性治理源于新公共管理的式微与信息技术的勃兴。该理论循由“重新整合”到“整体性治理”的逻辑进路,主要关注治理目标、完整性过程、基于责任感的整合、制度化与信息共享。整体性治理通过组织建构层面的层级整合、从结果到结果的过程探求、责任感与制度化的工具契合、信息技术的深层应用,诠释了“逆碎片化”的“整体性主张”,为解决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单一、、治理主体“各自为政”与治理机制“碎片化”的现实困囿提供了理论参考。藉此构建农村公共服务整体性治理框架,期待政府、市场与社会治理主体形成舍力,加快健全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网络公共领域的形塑与理性成长

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网络公共领域的规范和完善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标志。政府、网络运营者和公民作为主要参与主体，共同形塑着我国网络公共领域的样态。厘清不同主体的特征，探析多主体间的关系，有助于全面深入地认识我国网络公共领域的形态，提出规范和完善我国网络公共领域的新思路，以维护这一新的社会场域的和谐稳定，进而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从主体特征和治理角色来看，政府是网络公共领域的领导者和监管者，网络运营者和公民分别是关键责任人和重要参与者。从主体间互动关系来看，三者形成了高度活跃的交互关系，共同构成立体多维的治理结构。未来，网络公共领域的有效治理需进一步完善法治建设、打破虚实壁垒，并着力形成以政府主导、网络运营者和公民积极参与的多元治理体系。     

网络信息内容的类型化分析及法治进路

网络信息内容治理是优化网络生态的重要方面,其治理情境极具复杂性,而这亦使网络信息内容类型化分析变得必要。根据网络信息内容发布、传播等行为责任主体与涉及利益的不同,网络信息内容可分为平台公共性信息、平台涉私性内容、用户公共性表达与用户涉私性主张四种类型。不同类型的网络信息内容虽具一定差异化特征,但对其治理仍需回归法治语境。因此,需以法治思维和方式在推动实现治理规则建构的完善性与全面性基础上,根据不同类型网络信息内容的特点,实施具有差异性的法治策略,进而推动网络信息内容治理的法治化转型。     

大数据时代网络社交平台风险治理的国际政策比较与启示

随着社交网络的不断发展,网络社交平台在给用户带来便利的同时,其安全威胁也随之凸显。脸书"泄密门"等事件已显现出大数据时代网络社交平台风险的新向度,加强网络社交平台风险治理已经引起世界各国的普遍重视。在此背景下,本文通过研究世界主要国家网络社交平台治理的相关政策法规、机构设置及其治理实践,发现各国均注重网络社交平台的监管立法,并设立专门的机构负责网络社交平台监管,同时也引导网络社交平台自治、鼓励多主体共同监管。目前,我国网络社交平台的法律监管体系有待完善,多主体治理机制尚不成熟,存在较大的网络社交平台风险问题。可能的应对策略包括:进一步完善网络社交平台监管法律体系,推进技术手段的深入运用,加强政府引导,鼓励多主体参与,注重培养网络社交平台自治和用户自律意识等。     

从运动式清网到常态化治理下的网民政治参与

互联网发展为我国公民政治参与提供了新的途径,促进了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国家对网络的监管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从过去对网络进行运动式的反低俗内容、打击网络犯罪活动,到现在网络生态治理,政府对互联网监管工作的方式也发生了从个案管理向体系治理的转移。随着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的成立与发展,现阶段逐渐形成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央-地方垂直治理体系。在此治理体系下,我国网络治理主要发生了这三种变化:从运动式管理到常态化治理,从各自为政、松散化管理到统筹协调组织化治理,从全力堵控网络参与到有序疏导网络参与。     

森林资源参与式社区共管治理网络的发展

政府封闭、排外式的传统管理模式使其在生态公共物品——森林资源管理中的弊端日益显露。本文秉承治理理论的精神内核,论析了社区村民、政府组织、社会组织三大主体在参与式社区共管机制中的角色规范,提出应构建多元参与、互动合作的森林资源管理体系,实现保护区治理网络的发展。     

探析我国事故灾难危机治理的行动策略

迄今为止,传统的＂管理＂思维贯穿于我国公共危机理论研究与政府应急实践,惯用的纯社会动员方法和纯行政命令方式所暴露出的问题正在积聚成潜藏于未来的思想危机,无法满足未来中国应对系统性危机的长远需要。而在现实生活中,日益频繁发生的事故灾难危机,更需要我们以公共危机治理网络为视角,建立起科学、有效的事故灾难危机治理体系,使之形成全主体、全威胁要素、全过程应对事故灾难危机的长期合作网络和制度平台,即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体系,提供危机治理的行动规则;完善应急监管联动机制,锻造危机治理的应对能力;加快应急平台建设,增强危机治理的运行效能;加强应急知识学习,提高危机治理的认知能力。     

政府教育部门应对网络舆情引发高校群体性事件的机制研究

在界定高校网络舆情发生的空间、主体、客体、传播模式范围的基础上,提出了高校网络舆情的定义;总结了高校网络舆情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的四个特点,即舆情更易快速集结,舆情体现出大学生日益增强的公民意识,与公众舆情相比更易治理,舆情相对比较理性等;对已有网络舆情管理研究提出的治理发展模式及其可行性和困境等成果进行了综述,借鉴西方治理理论提出了高校网络舆情引发群体性事件的综合治理模型,即建立以"信息公开、对话、事后分析、决策"为流程的治理体系,对于信息不透明、制度缺失和政府不作为等类型的网络群体性事件,信息公开和对话可以增进政府与社会的相互了解,分析和决策能够化解社会矛盾,从而从根本上预防或平息群体性事件。     

危害国家安全网络虚假信息的现实风险与治理应对

危害国家安全网络虚假信息以其编造主体的政治性、传播方式的宣传性、目标受众的明确性和影响效果的持续性特征，近年来已成为“假新闻”“计算宣传”和“认知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意识形态、网络信息、社会秩序和外部环境等方面形成了现实安全风险。治理危害国家安全网络虚假信息，建议从治理观念、信息内容、计算宣传、认知塑造和国际合作等方面制定具有针对性的治理对策，以最大限度抵御其对我国国家安全的危害。     

政府网络舆情治理中的主要问题及对策思考

归纳分析了当前政府网络舆情治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网络舆情治理思路定位不当,网络舆情监测预警手段落后,网络舆情研判缺乏标准体系;针对性地从治理思路、实施手段、研判标准三个方面提出了相应的解决路径,为构建标准的网络舆情治理体系和研判标准,从而为提高政府网络舆情治理能力提供一定的决策参考.     

网络色情信息治理对策探析

确保网络社会的安全、和谐是当前网络社会发展的主旋律。诸多网络违法犯罪问题的出现,已经引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尤其是网络色情信息泛滥问题需要全社会重视并及早治理。在治理手段上,应当由被动防御向主动应对转变,采取"完善网络法律、规范网络道德、引导网络自律和信息技术监管"的方针,形成政府主导、企业自律和公民参与的合力治理格局。     

让治、信任与整合:治理共同体的路径建构——基于N社区的经验研究北大核心SSCI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实现政府治理与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社区是社会的基本组成元素,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是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的交互场域。新型社会治理格局的建构需要社区层面的实践呈现,而社区治理共同体是政府行政治理与社区自组织、自治理共同作用的产物,并主要关涉地方政府、社区居委会和社区社会组织三大主体。研究发现,N区政府通过“三事分流”的制度创新,让渡地方政府的社区治权进行“全能型政府”治理格局的自我解构,并提供相应的支持性资源;N社区居委会则在政府制度化的合法性支持下,通过微小公益路径的居民需求回应及资源整合视角下的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孵化和支持,实现与政府让治的功能对接与互补。N区政府让治转向与N社区结构化信任和治理主体资源整合的有机结合,为社会治理共同体理念提供了实践层面的正向反馈。     

“信息型”工具无序性变换的样态、成因及其消解——以乡村数字治理为情境

在乡村数字治理情境中，“信息型”工具是治理主体间信息传递与交互的手段。受主客观条件制约，乡村数字治理中“信息型”工具的运用存在类型无序、性能无定以及信息采集标准无章等无序性变换现象，阻滞了乡村数字治理效能的提升。研究发现，“信息型”工具无序性变换是制度、环境、人员、技术等诸多因素耦合的结果，其中政策执行力度弱、数字技术监管制度缺位、治理主体内外部信息孤岛、网络基础设施薄弱与部分治理主体能力不足是主因，可从观念、制度、供给及数据信息四个层面探求消解之策，以期为乡村数字治理提供更为安全、高效、便捷的“信息型”工具。     

内部横向视角下政府数据跨部门协同治理的过程分析

基于内部横向视角推进政府数据跨部门协同治理,是深化政府数据治理改革的重要内容。综合采用文献综述、理论推演、案例分析的方法,按照“协同动力-协同目标-协同反思”的研究逻辑,剖析政府数据跨部门协同治理的理论内涵,分析其基本过程和作用机理,并结合上海市等典型案例地区的政府数据治理实践进行应用检验,综合提出对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内部横向视角下的政府数据跨部门协同治理是以建立协同治理格局为目标的实践变革,由“组织设计-制度安排-技术保障”多维动力要素驱动,受到来自组织运行、制度表现、技术嵌入等多重障碍因素阻滞,应重点采用完善组织环境建设、优化数据治理协同制度和创新治理技术工具应用等应对策略。     

公共危机治理:理论建构与战略重点

本文提出了公共危机的治理理论,针对中国政府传统应对危机的社会政治动员和政府行政管控的机械管理模式,条块分割组织体制、被动撞击式和事后救火式的应急机制以及缺乏长效的政府-企业-社会战略合作伙伴协同应急的公共行动网络,指出中国在公共危机方面的应急管理亟待特别设立专门法律程序。并结合我国将进入社会管理体制和机制全面转轨的新契机,创新政府-非政府-企业-社会整合的危机管理体系和应急行动的组织模式,围绕危机治理体系提出重点发展战略,以建立全社会整体联动的公共危机治理网络。     

元治理视域下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复杂性困境的破局北大核心

新阶段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任务艰巨而复杂,治理主体需要运用更加复杂化的治理工具和治理手段才能应对。从复杂性视角观察,现实中一些地方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突出困境是复杂性系统的“拼凑式”治理,其本质是科层治理、网络治理和市场治理失灵的叠加。元治理作为一种治理理论,与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具有较强的适切性,能够有效解决治理理论在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中面临的多元治理失灵问题。元治理理论赋予政府新的主体角色内涵,注重发挥政府重塑治理共同体的重要作用,通过政府对治理主体的组织、治理方式的规制和治理资源的整合来有效应对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复杂性局面,进而提升整体治理效应。     

国家文化治理体系及政府在其中的地位与作用

文化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定位决定着政府在文化治理中的地位与作用。中国国情要求，党和政府在构建国家治理体系方面是“元主体”，要承担“元治理”的责任。具体到文化治理，政府的基本职责应该包括：架构国家文化治理体系；保障和实现国家文化需求；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促进和发挥“社会”在文化治理中的积极性。     

对治理理论的三种误读

治理理论兴起以来,中国学术界将它与中国的现代国家构建、政治和行政体制改革结合起来,进行了大量研究和探索。但在引介和研究过程中,对治理理论存在某些误读或误解。其一,因治理过程的动态模糊性而影响了对治理理念明确性的把握,混淆了治理与传统政府管理和新公共管理的界线。其二,把治理理论自组织的合作网络与协同合作关系误解为多主体的简单参与。其三,把"元治理"中政府作为供给治理规则与协调者的角色误读为国家与政府集权的重新回归。治理理论在中国存在适用的土壤,它具有能解决传统政府管理无法解决的问题的优势,在引介、再造和本土化运用的过程中,需要结合具体国情探讨适合本国实践的治理形式,但不能偏离治理的基本精神与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