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政府对外政策走向

主张“变革”的奥巴马入主白宫后，美国外交中带有奥巴马个人和民主党特色的理念将逐渐体现。面对多重挑战，奥巴马政府外交调整的幅度将是有限的。在对华政策上，奥巴马政府有望延续小布什政府的基本框架。     

美国气候变化政策演变特征和奥巴马政府气候变化政策走向

美国气候变化政策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主要表现出如下特点：从地位上看,美国气候变化政策经历了从一般性程度上升到战略性高度的过程;从内容上看,美国气候变化政策是变化性与延续性相结合的产物;从政府首脑来看,其党派属性对气候变化政策影响重大。奥巴马政府任期内,“积极应对”将会成为美国气候政策的主旋律,但是其国内政策能否有效推进取决于多重因素的相互制衡。美国依旧会继续避免作出实质性的减排承诺,并且会继续要求发展中国家也参与到全球温室气体减排中来,只是形式将会更加间接化和多样化,同时会加强与主要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力度,并有望打破小布什退出《京都议定书》造成的僵局。     

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俄美能源政策调整

能源是国民经济的血液,是重要的国际战略性资源。石油被称为“黑金”,天然气被称为“蓝金”。作为世界能源出口大国和世界最大的能源进口国,俄罗斯和美国对能源政策的调整,必将对世界能源格局和能源安全产生巨大的影响。     

奥巴马政府对利比亚政策评析

突尼斯政局动荡以来,其示范效应不断扩散,继埃及成为地区局势的风向标之后,利比亚又成＂风暴中心＂。此次中东北非局势动荡来势迅猛、波及面宽、政治诉求明确、国际社会反应强烈。奥巴马上台后,忙于两场战争、国内改革和重返亚洲,中东并不是其施力重点。     

美国战略调整与中美俄三角关系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网站2月20日发表文章称,当克里在就其出任美国国务卿举行的任命听证会上发言时,专家们注意到克里似乎背离了奥巴马总统大力推行的“重心”转向亚洲政策中的一项关键内容,认为克里“似乎在说我们不需要重心”。还有人分析说,尽管有事实可以佐证美国进行了战略转向,但从奥巴马总统第一任期开始实施的政策是否会继续在他第二任期内得到全力贯彻仍未可知。这一番话引起笔者对美国战略调整与世界局势关系的思考。     

发展与奥巴马政府反恐政策

发展重新回到美国安全领域,成为奥巴马政府界定反恐政策目标的意识形态基础和应对恐怖主义的工具。究其原因,既与美国当前面临的反恐压力和改善外交形象的需要有关,也与上个世纪美国推行的现代化政策有渊源关系。以发展来应对恐怖主义,美国政府需要处理好援助与干涉、民主与发展、长期投入与短期收益三大矛盾。目前来说,奥巴马政府面临很大挑战。     

“重返亚洲”——奥巴马政府东亚政策评析

奥巴马上台以来,迫于经济状况的不佳和承担义务的压力,美国在全球范围内不断调整战略。与在全球采取收缩战略不同的是,美国在亚洲地区却采取了积极参与的态度,引人关注。“重返亚洲”的口号表明亚洲事务将成为美国对外战略的重中之重。     

美国对台湾“政治安排”的政策及影响

美国对台湾“政治安排”的政策对“合情合理安排两岸政治关系”有重要影响。美国对台湾政治定位的政策是“认知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支持“台独”或“两个中国”,但同时又“对台湾地位不持立场”。在两岸关系的解决方式方面,美国对台湾的前途持开放立场,但认为应透过对话和平解决,且要尊重两岸民众的意愿。美国这一政策增加了对统一前两岸政治关系做出“合情合理安排”的难度,但在某些方面与大陆对台政策也有一致性。目前,两岸应充分利用这些相契合的政策,推进两岸政治关系做出“合情合理”安排。     

瑞典社民党的理论反思与政策调整

瑞典社民党通过国家干预,在对私人所有制进行限制和改造的同时,大力推进经济变革,提高人民生活.近年来它大刀阔斧地调整经济结构,改革福利制度,坚决迎接全球化挑战,表现出极大的创造力和革新精神.在这个过程中,它所进行的社会主义取向的改革影响了瑞典历史进程,推动社会向着有利于劳动人民的方向发展.     

赫鲁晓夫执政时期苏联文化政策的调整

赫鲁晓夫执政后,以1958年成立苏共中央意识形态委员会为契机,开始着力进行文化领域的改革。本文以该委员会解密档案为依据,分析了1958至1962年间苏联在文学、广播电视事业、出版和图书馆事业等文化领域的政策调整,并简要总结和评述赫鲁晓夫执政时期苏联文化政策调整的特点与效果。     

转型期的俄罗斯外交战略

冷战后的俄罗斯社会处于改革和转型过程中,其对外战略也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由最初的全面倒向西方,逐步演变为全方位、多极化和实用主义的外交取向,最终目标是恢复俄罗斯的大国地位.与西方的关系由热变冷,逐步拉开距离;与东方的关系则由冷变热,逐步修复传统友好关系.普京上台后,俄罗斯的外交战略更加清晰,实用主义色彩更加浓厚,基本确定了未来俄罗斯外交的总体走向.     

Religion and Foreign Policy Making in the USA,India and Iran: towards a research agenda

This article is concerned with religious soft power in foreign policy making through a focus on the foreign policies of the USA, India and Iran. It suggests that, if religious actors ‘get the ear’ of key foreign policy makers because of their shared religious beliefs, the former may become able to influence foreign policy outcomes through the exercise of religious soft power. In relation to the above-mentioned countries, the article proposes that several named religious actors do significantly influence foreign policy through such a strategy. It also notes that such influence is apparent not only when key policy makers share religious values, norms and beliefs but also when policy makers accept that foreign policy should be informed by th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