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与自治互构:村干部职业化与内生治理需求的表达——基于鄂东Z村的田野调查

研究表明,村干部职业化并未导致"行政消解自治"的困境。笔者深入鄂东典型村庄,发现能人村干部强大的资源整合力、广泛的利益吸纳动员、治理单元下沉及多元治理策略成为连接村干部职业化与村民自治的有效机制。文章从经验研究出发,论证了中西部一般农业型村庄村干部职业化背景下行政与自治的互构机制,在这一背景下村干部既能够完成自上而下的大量行政任务,又能应对村内繁杂的治理需求,基层组织依然保持"乡政村治"的权力格局。但,能人治村可能造成村庄政治垄断和集体资产私人化的意外后果。     

城镇化背景下的村干部职业化:生成逻辑、困境与对策

村干部职业化作为地方政府应对现代化和城镇化的双重挤压下村治治理的一种制度创新,有其必然的内生逻辑。村干部职业化也带来诸如干群关系悬浮化、村治导向市场化、村治方式格式化及村治资源私人化等问题,需要通过促进村干部职业化与村民委员会自治有效衔接,加强农村社会建设及重塑基层政府权力体系等措施,坐实村干部职业化机制,真正提升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行政化与村民自治能否兼容？——一个基于“内部人控制”理论的分析框架

利用内部人控制理论对村级组织进行的分析表明，从形式上看，村庄内部不缺乏监督制度，但从实际效果上看，村庄治理结构中存在内部监督失效的可能性。近年来，经济发达地区把村干部作为政府官员来管理了：在再造村干部激励系统的同时，还重新设计了监督约束机制，包括经济责任审计制度和巡查制度在内的反腐制度开始向基层延伸，村干部退出机制也在探索中。在传统农村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中，村民自治“当地人治理当地人”的模式所依存的经济、社会基础正在成为历史。发达地区“有限村治”的尝试表明，乡村治理结构改革应超越行政化与自治化对立的思维。     

村干部的职业化：原因、效果与限度——基于上海市远郊农村的调研

村干部的职业化是理解上海远郊农村基层治理的基础。通过对上海远郊村庄治理逻辑的梳理发现，村干部的职业化是村庄内生发展的需求、厚重治理资源的依托和规范性劳动力市场的倒逼等因素共同形塑的产物，并且塑造了上海农村的规范治理形态。但是，职业化意味着“简约治理”的失效和政府行政治理的深度卷入，它虽然顺应了“大都市、小农村”的复杂治理定位，却弱化了村民自治的意义，提升了基层治理的成本。因此，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应该慎重推广村干部的职业化建设。     

“拟职业化”：向村干部职业化过渡的路径探索

近年来，部分地区在村干部管理中制定了“拟职业化”办法，该类管理办法呈现出“职业化”特点，但又不完全按照职业化标准执行，形成类似村干部职业化制度建设的模拟版本。村干部“拟职业化”的出现，反映了在乡村振兴战略推动逻辑下，基层政府重新发现并挖掘村庄内生动力，并对“职业化”制度推行的弊病进行了思考，尤其是反思如何破解一般性政策与地方性内涵有效衔接难题。在国家制度建设层面，村干部“拟职业化”路径，一是与支持或者反对“职业化”两种声音展开了对话，二是对“职业化”制度的要求传统进行了继承和改写，三是又对治理现代化的现实语境作出了回应。因此，“拟职业化”因其模拟性、灵活性和创造性特点，在未来基层治理创新实践过程中将成为一条有益的路径选择。     

创新村民自治的运行机制

创新村民自治的运行机制主要是建立村党支部与村委会的协调机制、对村民委员会权利的监督制约机制、村干部的激励机制 ,村民管理的互约机制和“乡政村治”的衔接机制 ,探索社会秩序协调运作的农村政治工作的新型治理模式。     

村干部的角色类型与村民自治实践困境——基于上海、珠三角、浙江三地农村的考察

厘清村干部角色特征是认识村民自治制度实践状况的切入口。村干部角色实践在东部发达地区农村存在很大差异,至少形成政府代理人、村庄当家人和经营者三种村干部角色类型,表现为行政主导型、社会主导型、个人主导型三种村级治理模式。村干部不同的权力取得方式和利益实现方式是村干部角色类型的重要型构机制。村干部角色的特定偏向使村民自治制度出现不同面向的实践异化,造成国家、村庄以及个人三者利益的失衡,由此构建的是一个不均衡的利益分配秩序和治理秩序。针对村民自治制度实践中的不同问题,地方政府应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使村民自治回归其本义。     

村干部职业化的内在逻辑及其后果

在资源大量输入村庄背景下,传统以“经纪模式”和“双重角色”对村干部的角色定位有所不足。文章通过对经济发达村庄村干部职业化内在机理的分析发现,村干部的职业化过程实质是强化村干部作为国家代理人的角色,弱化作为村庄保护人的角色。调查发现,在资源输入村庄过程中,村干部为自身利益考虑的第三重角色出现。村干部角色呈现代理人角色和自身角色的双重强化和保护人角色的弱化局面。这给村民自治带来了行政消解自治的严重后果。     

乡风文明建设中的村级治理结构及其效能——基于宜都市罗村“人情风”整治的历时性考察

行政与自治是开展乡风文明建设的两种基本工具，其不同组合方式生成了行政支配型、自治主导型、行政适配自治型三种村级治理结构。基于罗村“人情风”整治实践考察发现，行政适配自治型治理结构因基于村民同意的内生性公共规则能够获得权威基础，“共识+强制”规则嵌入能够获得普遍约束力，村民间的弥散化问责能够最小化治理成本，从而实现治理效能最大化。实践表明，治理人情异化现象并不必然以国家在场作为前提条件，乡村自主生产的公共规则可以部分约束人情内卷化困境，而行政力量适时嵌入则可以进一步提供规制权。在实践中，要通过处理好村民公共性与行政嵌入的关系，找回乡村主体性。通过行政与自治力量在乡村场域中的有效互动，形成行政适配自治的善治局面，从而最大化基层乡风文明建设效能。     

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实践逻辑与基层政权转型

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重要路径。囿于国家治理视角相对抽象化与社会治理视角相对表层化的局限,基层治理视角理应回归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实然逻辑。作为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自主实践,乡村治理共同体实践样态体现为目标一致的公共事务、“一核多元”的协商共治和责权利一体的分类治理。该实践基于“行政激活自治”机制,通过利益关联、责任网络与动员结构构建,实现自治动力激活、自治能力提升与自治行动促成,保证乡村治理共同体有效运转。乡村治理共同体实现基层政权的重心下沉、组织嵌入与权威嵌入,形成“嵌入型政权”,而从“悬浮型政权”向“嵌入型政权”转型,蕴含了国家治理、政府治理与基层治理的基本逻辑,增强了基层治理韧性。     

嵌入治理:下派驻村干部工作机制研究——以福建省为例

福建省下派驻村干部工作机制经过多年实践不断完善,至今已经完成4批下派驻村工作,取得了良好成效。文章通过建构"嵌入治理"模型来解释下派驻村干部工作机制的现实有效性和合理性,认为"嵌入治理"模式是对村民"自治失灵"的有益补充,在当下我国农村能够产生较好的治理绩效。但是,下派驻村干部工作机制作为一种特殊主义的"嵌入治理"模式,不能随意扩大适用范围,要注意其自身适用和约束条件。     

村干部“公职化”对村民自治的实际影响及其政策建议——基于浙江的实证研究

政府给村干部发“工资”和支付养老保险的村干部“公职化”政策引发了广泛的争议，学界普遍担心这会对村民自治制度造成实质上的损害。通过对浙江省部分乡村的实证研究可以认为：“公职化”对村干部的角色行为产生了明显的影响，村干部的利益代表性更加政府化；对乡一村关系也产生了影响，村干部更加听命于政府。但从总体上看，“公职化”政策没有对现有的乡一村关系造成实质性改变，它只是强化了既有的乡镇主导的乡一村关系。另外，“政府全额支付”模式下村干部的利益代表行为政府化更加显著，“部分支付”模式下的村干部对“公职化”政策更取赞成态度。对此的政策建议主要是：应强化对村干部的以村民利益为导向的广大村民参与的考核这一关键环节，村干部“工资”以“政府部分支付”模式更适宜。     

强项目下乡背景下的依附型乡村关系与村级治理重构——基于南京市L区项目实践的考察

乡村两级之间的互动关系是认识我国乡土社会的重要视角。透视不同历史阶段，可以发现乡村关系经历了从“汲取”到“悬浮”的一般性变迁。项目制实施以来，项目资源的覆盖广度、投入力度、考核强度持续提档升级，助推基层社会进入强项目下乡时期，人员、资源、事务的三重输入使乡镇政府与村级组织之间形成依附型乡村关系，并促使自然村一级被吸纳进村级治理体系。通过对治理事务进行拆解，塑造出层级分明且分工合作的复合型村级治理结构。村级治理表现出村级组织对上、对外，自然村对下、对内的治理样态。要使村级治理发挥应有的自治效用，除了供给其发挥作用所需的条件和空间，还要避免自然村、村民小组等自治单元被行政二次吸纳。同时，应以治理有效为目标，以便于政策落地为标准，因地制宜地开展对村民自治单元的探索，从而形成多维度、多层级、多形式的村民自治结构与多元化乡村治理体系。     

村（社区）干部队伍建设难题破解初探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村（社区）干部是党的方针政策的落实者、执行者，是地方各级政府联系群众的重要桥梁和纽带，是带动全体村民共同发展壮大乡域经济的“火车头”，是国家认真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中坚动力，处在基层工作最前沿。面对村干部双重角色造成的职责超载、农村社会转型导致村（社区）干部自治压力增加，干部培育和激励机制不足导致队伍新鲜血液不足，主动学习提升劲头不足导致村（社区）干部胜任力不足等难题，必须厘清职责清单，进一步明晰村委会职能，有效降低村（社区）干部行政负担；以党的建设为核心内容健全村级多重主体治理网络，提升队伍有效治理工作能力；健全培育激励机制，留住优质资源和优秀人才；加强后备干部实岗锻炼，以核心能力提升为落脚点，破解村（社区）党员干部的团队建设困难。     

创新自治共治机制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上海嘉定马陆镇的实践与思考

上海市嘉定新城(马陆镇)以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创新,通过搭建社区共治平台,深化民主自治建设,扩展社会参与渠道等方式,不断完善"行政、共治、自治"三元复合的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形成了"和谐、互补、高效"的新型社会治理合作关系,加快推动单一行政型的社会管理向多元参与型的社会治理转变,有效地促进了基层社会的和谐稳定。     

治理理论视阈下我国村干部腐败治理的路径研究

乡村治理是社会治理中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一环,村干部是推进乡村治理的灵魂。近些年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农村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催生并扩大了农村寻租空间。作为行政权力的末梢,村干部利用手中的行政权力设租、寻租,形成新的乡村治理难题——村干部腐败治理。治理理论的法治、责任、有效、合法性以及信息透明性等基本价值理念与村干部廉政建设的内在契合性,为推进村干部腐败治理的路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协调机制的重构:“乡政村治”治理中乡村关系和谐发展的现实路径

"乡政村治"治理格局和模式既保证了国家赋予基层政府和自治组织有效运行,又为基层社会提供了新的稳定秩序。但在新形势下,"乡政村治"治理格局中乡镇机构内部、村庄场域内部、乡村之间的关系仍存在一些不足。从乡村社会实际出发,重构乡村关系协调机制是"乡政村治"治理格局中乡村关系和谐发展的现实路径。     

绩效机制与社会治理权责下移——以广西某市为例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社会多元化趋势日益显现,基层公共组织特别是乡镇基层政权和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在社会治理方面的价值不断凸显,这对我国当前政治—行政制度设计,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要求.如何顺应形势,通过优化制度设计.适应社会治理权责下移需要,成为当前行政管理理论与实践领域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广西某市虽然地处偏远边疆地区,但在这方面的探索却相对走在前列,在实践中探索了社会治理权责下移的一系列机制与方法,其中以绩效机制稳定社会治理权责下移的做法,尤其值得重视.     

民间组织参与村级治理机制及其有效性研究

随着国家治理理念转型及治理现代化目标的推进，基层治理行政化逐渐强化。在村级治理中，伴随正式规则及制度输入、政绩性严格考核及行政化治理事务冗杂，村级组织尤其是村干部在村级治理实践中逐渐与农村发展要求、村民实际需求脱节，其治理无法有效对接乡村社会，在乡村社会内部留下了大量的治理缝隙。基于对鄂西A村民间组织的经验调查，分析其参与农村治理的实践机制，发现民间组织以事务治理为重点，以部分利益主体参与为起点，通过吸引社会精英获得资源的增持，并借由村庄的共同体价值取向动员一般群众，形成了社会治理的互动网，为村庄治理展开创造了良好的资源条件及群众基础。民间组织作为村庄治理有效中介，在具体事务治理中有效对接村庄社会，提供契合村民及村庄社会发展的有效服务，成为基层治理的有效补充，使村庄治理摆脱技术化、行政化窠臼，为村民自治提供发展空间，保证基层治理有序展开。     

“引领者”、“当家人”、“经营者”：富豪村干部角色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能人的崛起使农村基层治理出现了富豪村干部治村的现象。富豪村干部在一定程度上会执行国家意志，但并不是国家的忠实代理人；作为社会人，是乡村社区利益的维护者，但作为理性人，又会成为自身利益的追逐者。富豪村干部的独特地位决定了其在不同的宏观形势和微观情境中扮演乡村社区的“引领者”、村庄真正的“当家人”、村庄的“经营者”等多重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