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市场转型中的组织化困局

一、研究视角的选择大家熟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头三十年,在我国农村主要实行的是政经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作为高度集权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一部分,它为工业化初期我国城市经济的快速恢复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抓住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中的核心问题

党的十八大强调,“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发展农民专业合作和股份合作,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近期发布的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对如何进一步加快组织化建设,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作出了重大制度安排。云南省相对于全国来讲,农民组织化程度偏弱,已经成为制约农村发展的关键因素。为此,应结合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以加快农民组织化建设为突破口,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发展和完善,确实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促进农业和农村的科学发展和谐发展跨越发展。     

政府购买服务背景下社会组织自主性的影响机制研究——从组织资本视角分析

转型期社会组织外部资源和制度环境的改变,影响到社会组织经济与政治资本的自主性。分析中国社会工作动态调查(CSWLS2019)数据发现:首先,组织收入规模越大,其议价能力越强,越可能扩张和发展,并提供跨区域服务。其次,组织社会学意义上的政治资本仅对发展和扩张自主性有显著影响。这揭示了资本类组织要素对社会组织自主性的塑造作用,为嵌入与自主之间的共生关系提供了经验支持。分析还发现,近些年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的宏观政策与治理技术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预期效果。     

“进社区”:混合治理空间中的条块关系与行动逻辑——基于浙江H市的基层社会治理改革

进社区是中国各级政府回应社会问题社区化与政府职能社区化发展趋势的普遍选择,也形塑出现代社区作为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单元及自治共同体的多重样态。新型社区制背后蕴含多重治理逻辑并存的复杂性。多重逻辑既来源于地方行政治理结构中条、块等制度生产主体,也来自在转型时期新型政社关系视域下社区的应对策略和自主性发展。其执行的结果是在基层末梢催生出一个具有内在不稳定性、多重功能机械杂糅的混合治理空间。本文以浙江省H市近年基层社会治理体制改革与实践为蓝本,微观分析条、块进社区的治理逻辑、约束条件、行为路径及不同预期、激励和约束下社区的应对策略,并进一步关注在多重逻辑的牵制下社区自主性的表现形态。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对当前基层社会治理视域中的中国政社关系和社区混合治理的实现路径进行回应。     

基层治理中的问责乱象如何精准纠治?——基于“结构—行动”互动视角的考察

问责制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一项重要制度设计,一旦问责制失灵对治理体系的危害是巨大的。聚焦基层问责乱象,以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为基础,可以建构“结构—行动”互动的分析框架,提出问责行为受到问责体系的内在行动者因素和外在结构性条件的双重约束,问责乱象的生成与结构层面的责任化倾向和行动层面的认知偏差有关。并据此,将问责乱象划分为情绪式问责、运动式问责、加码式问责和机械式问责等四类具有代表性的情境。相较于控制路径的问责,信任路径的问责更匹配建立在人民信任关系基础上的治理体系。围绕问责的四种异化形态,能够有针对性地提出认知治理、规范治理、精细治理、期望治理等四条差别化的纠治路径,以期问责行动能够回归最本质需求,维护良好政治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