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公益诉讼证明责任初探——以环境民事诉讼为视角

民事公益诉讼具有不同于普通私益诉讼的程序机理,作为具体程序设置的证明责任的分配也应当具体分析。以环境民事诉讼为视角,应当充分考虑多重影响因素,在一般规则的指引之下,结合案件实际情况,由法院裁量以实现举证责任的合理分配,从而在程序设计上充分实现两造的攻守平衡,使诉讼公平地进行。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证明责任分配研究

证明责任分配主要解决要件事实真伪不明时如何裁判的问题。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设计中最为关键的问题就在于如何合理分配证明责任。我国已有关于环境侵权诉讼证明责任分配的法律规定并不具直接扩大适用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可能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原、被告双方都有各自证明责任的范围,因果关系推定体现了立法者保护弱者的价值追求,与之相关的证明责任倒置理论需要澄清。《最高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填补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证明责任分配法律文本缺失之不足,其中的多个法律条款有利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审理,但相较《征求意见稿》而言,其对个别条款的处理存在明显不当,是一种倒退,必须予以正视。     

我国刑事证明责任概念论

刑事证明责任是实现刑事诉讼目的和功能的重要一环。鉴于目前学界对刑事证明责任相关问题的纷争,笔者认为纷争的主要症结在于对刑事证明责任概念的内涵的不同把握上。笔者在考察域外刑事证明责任理论和概念及现阶段我国刑事证明责任概念纷争的基础上,通过对举证责任与证明责任关系、我国目前刑事诉讼模式、审判架构、犯罪构成特质诉讼机能的分析,结合对刑事证明责任“负担说”的法律性质的论证,认为我国刑事证明责任与大陆法系国家刑事证明责任的以“刑事证明责任具有以事实真伪不明的不利后果分配的客观责任为基点,映射主观证明责任的双层次性”的本质是一致的。从而最终得出当前我国刑事证明责任的概念,以期建立刑事证明责任责任理论研究的逻辑演绎的同一律。     

论我国刑事被告人诉讼证明责任的承担

关于刑事被告人应否承担证明责任及应承担什么样的证明责任,我国学界一直未能达成共识,并由此导致了司法实践的诸多问题。司法实践证明,正确分配刑事程序中的举证责任,明确规定辩护方对少数具有能力证明的辩护理由承担举证责任,不仅有利于减轻侦、控机关的诉讼负担,而且有利于查清案件事实,防止罪及无辜,从而实现控制犯罪与保障被告人权利的“双赢”。     

数人侵权责任诉讼模式研究

我国《侵权责任法》规定的数人侵权责任服从和服务于救济、预防、惩罚等多重功能的实现,而数人侵权责任的追究程序,往往因诉讼模式研究的滞后而难以实现其预期目标。数人侵权责任诉讼可以类型化为个别型、整体型以及选择型三种诉讼模式。选择型诉讼模式契合侵权责任法以受害人为中心、强化对受害人救济的当代重要发展趋势,应当成为数人侵权责任诉讼程序设置的基准模式,而法定诉讼担当的运用则有助于奠定该诉讼模式在当事人适格方面的正当性基础。     

医疗损害诉讼证明责任分配规则探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确立的医疗损害诉讼中的证明责任倒置理论,表面上来看有利于保护受损患方的弱势地位,实现诉讼武器对等,保障患方的合法利益,但实际上并不能解决自身的逻辑冲突,也违反我国证明责任的基本分配规则,并且在实践中也并没有起到理想的效果。《侵权责任法》在医疗侵权诉讼领域确立了过错责任原则,其隐射出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符合我国证明责任的基本分配规则,能够妥善协调医患利益,促进医疗体系的发展进步。     

刑事证明责任为何而设--证明责任法理探析

证明责任是刑事诉讼中非常重要的问题。设置证明责任是基于解决纠纷的目的、追求诉讼效率、制约权力滥用和限制自诉权、应诉权不当行使的需要。     

浅论诉讼中的证明责任与举证责任

从立法现状、证明对象、证明主体、证明标准、责任转移与固定五个方面对诉讼中的证明责任与举证责任进行梳理与分析可知,举证责任的主体是当事人,证明责任主体是侦查人员、检察人员、法官。     

诉讼证明的概念辨析

诉讼离不开证明,但我国的诉讼证明概念却一直没有一个合理的界定,以致于基于诉讼证明概念基础之上的各种诉讼证明制度也大受影响。其中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没有认识到诉讼证明中存在两类截然不同的证明———职权性证明与权益性证明。将诉讼中并存的这两类证明加以严格的区分,有利于完善证明主体、证明责任等证明制度,有利于学术交流的顺利进行。     

诉讼证明理念初探

我国学界对于诉讼证明理念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诉讼证明理念可以从证明目的、证明价值、证明模式和证明效率这四个维度来加以把握.近年来有关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的争论,引发了学界对传统诉讼证明理念的深刻反思.现代诉讼证明理念的内涵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即真实发现与价值选择相结合,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并重,法定证明与自由证明相统一,以及真实优先、兼顾效率.     

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研究

诉讼证据作为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材料,不可能自动呈现在人民法院面前,行政诉讼证据应由谁提出,是举证责任的主要问题;然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国家的诉讼制度中,对举证责任的承担有不同的规定。     

论民事诉讼之举证责任

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应对自己的主张包括反驳对方的主张提出相应的证据证明,这是当事人追求胜诉的基本要求。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论刑事诉讼证明中的责任区分

刑事诉讼证明具有复杂的结构 ,存在多主体、多层次。因而 ,其证明责任也应是严格加以区分的 ,可分为 :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说明责任 ;当事人的举证责任 ;公安司法机关的证明责任。在明确了刑事诉讼所有参与主体在证明活动中的责任的基础上 ,构造出完整的刑事诉讼证明中的责任区分理论     

对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转移问题的思考

在我国的证明责任理论中,证明责任能不能在具体的诉讼过程中转移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大多数的学者认为,证明责任是可以转移的;也有学者认为,证明责任在诉讼过程中是确定的,不可能发生转移。从证明责任的设置目的来看,它主要是为了防止法官以事实不清为理由,拒绝作出裁判。而法官在事实真伪不明的困难状态下如何作出裁判呢?必须借助证明责任规则。这就涉及到证明责任的分配问题。因此,证明责任分配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对事实真伪不明的败诉风险或不利后果的分担,由此可见,证明责任在具体的诉讼中由谁承担是由法律预先设置的,与诉讼的进行没有关系。因此,证明责任是不能够转移的。能够转移的只是提供证据的责任。     

我国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与DSU中举证责任的比较

本文在阐明举证责任含义的基础上,分别介绍了我国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和DSU中的举证责任,进而对两者从“谁主张,谁举证”、“违反申诉与非违反申诉”、“法院查证与当事人举证”三个连接点进行了比较。     

公共行政视角下的公正

公正是人类不懈的追求,从古希腊开始,人们就开始探索公正及其实现的途径。其实,最需要公正的领域是公共行政的领域。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行政道德化的价值基础就是公正,即公正的制度安排和行政人员行政行为的公正。行政人员作为公共行政的主体,他在行使公共权力的过程中做到公正不仅是公共行政运行的客观需要,而且对整个社会的健全有着重要的影响。对于行政人员自身的发展来说,他的公正定位是他实现自我和完善自我的根本途径。     

论诉视角下的股东代表诉

英美法与大陆法中诉的表征存在着巨大差异,移植于英美的股东代表诉体现着这种差异,而这种差异所带来的问题正是我国学者面临的问题。如股东代表诉中公司的地位、诉讼中前置程序问题、股东代表诉产生的既判力问题等,这些完全从公司的视角是很难得到解决的,而从诉的视角也许能对问题有更清晰的认识。     

举证责任问题的理性思考

举证责任的功能与举证责任的性质应当区分开来,前者是为促进案件事实的发现,并为在事实真伪不明时确定由哪一方承担败诉的风险,从而为法院裁判提供方向性的提示;后者则是确定当事人在公法上的义务,要求当事人协助法院发现真实.为实现公平和公正,应当综合举证责任分配的两大学说,完善我国的举证责任制度.     

证明责任分配的价值取向分析

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提起诉讼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对自己有利的判决,而判决的结果往往取决于当事人提出证据的强弱。因此,如何在当事人之间公平、合理、合法地分配证据提出的责任就显得非常必要和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