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改革的意识形态话语分析

意识形态是思想观念的集合,话语与意识形态不可分割。以意识形态为视角开展话语分析是一种批判话语分析方法。课程改革过程中充斥着意识形态话语,它们主要以制度文本作为主要载体,课程改革中的意识形态话语是国家、政治、权力深度介入教育的结果,五项教育宗旨中也充斥着上层阶级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话语分析为课程改革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视角。     

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构成要素及其实现

现实社会中的话语权之争主要体现为意识形态话语权之争.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权,是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观点和方法而建构和组织起来的.从构成要素上看,是由话语主题(说什么)、话语主体(谁在说、向谁说)和话语载体(怎么说)三个部分而构成的一整套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这套话语体系拥有解释、规范和指导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方向与进程的资格、能力、身份和地位.从根本上讲,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实现取决于作为其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这一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本身所具备和展示的理论特性、价值特性与实践特性.     

五四运动的历史诠释与话语重构

五四运动研究的历史几乎与五四运动本身的历史一样长久,而五四形象的确立和五四话语的重构就是在不断的纪念、研究和回忆的过程中逐步确立的.从总体上说,对五四运动历史诠释存在着三种不同的"五四"话语系统唯物史观派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五四"革命的强势话语系统;自由主义西化派有关"五四"启蒙的渐进的弱势话语系统;文化保守主义派构建的反"五四"话语系统.研究三种"五四"话语系统的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合理地利用和开发"五四"运动的精神资源,对于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和21世纪中国文化建设都必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中国外交观念演进的话语视角

任何外交都离不开话语实践,就如任何意识形态离不开语言这个＂物质外壳＂一样。60多年来,中国外交从和平话语到革命话语再到和平与发展话语、合作话语的变迁,真实记载着中国外交不断成长的历程,体现了中国外交中的和平观念、革命观念、发展观念与和谐观念对中国外交实践的导向功能、整合功能和辩护功能。     

从社会性别视角看当代女性期刊的话语

对女性期刊的研究是伴随着我国社会性别理论以及传媒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而展开的.从社会性别视角来解读女性期刊发现,其所呈现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女性的私人化领域,女性仍然复制着传统的性别角色;女性期刊所塑造的女性形象也体现着传统媒体中一贯的性别歧视.可见,多数女性期刊仍然把传统的性别话语作为话语主体.     

论意识形态安全视域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公众认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准则与内核呈现,对意识形态安全发挥着重要功能,它彰显了主流意识形态自身的理解力和实践价值、增强了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共识、承担着统领多元文化和抵御不良思潮的重任。完善主流意识形态价值的话语表达,处理好一元与多元的关系,增强主体价值认同,抵御各种不良思潮的冲击,是当前意识形态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在强化公众认同的实践路径上,要注重对理论的深刻阐释和加大宣传力度,为此,应注重传统文化精髓与马克思主义的耦合和创新,占领和巩固意识形态的主阵地,关注公众利益诉求,用生活话语讲好中国故事、牢牢把握意识形态舆论话语权。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高势位”建设机制研究

意识形态是话语权的载体,话语权是意识形态的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只有保持"高势位"的特性,才能建立起一种基于公众文化权威和意识形态服膺而自然生成的意识形态中心化影响力、凝聚力和感召力。在当今时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高势位"的建设机制面临着西方国家话语霸权的挤压和中国国内多样化社会思潮消解的影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高势位"的建设机制要从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保障广大人民群众话语权利、搭建话语平台、行使国家话语权力等方面着手,以此建设完整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从而保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优势,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能够做到立时代之潮头,发思想之先声。     

生活方式暴露理论和日常行为理论对自行车盗窃被害的应用研究——基于天津的调查数据

中国被形象地称为＂自行车王国＂。当前的研究大多揭示了自行车盗窃被害的社会和法律方面因素。从生活方式暴露理论和日常活动理论视角来看,当前的研究从家庭层面及社区层面反映了影响当代中国自行车盗窃被害风险的一系列重要变量,包括被害目标吸引力,被害人的防御力,暴露于犯罪的风险。从天津搜集到的数据表明,住房类型、成年家庭成员数量、社区贫困程度以及社区违法犯罪情况都与当代中国城市自行车被盗风险存在着显著的关系。     

意识形态教育与“意识形态终结论”思潮

意识形态教育是极为重要的工作,在意识形态教育中,要特别注意反对淡化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终结等错误倾向。文章从意识形态教育的视角对"意识形态终结论"进行思想溯源,依据意识形态的理论进路来考察"意识形态终结论"的话语表达形式,论证"意识形态终结论"所具有的意识形态性。     

理论自信的意识形态思考

社会主义中国的最大思想理论优势,就是形成、坚持、发展了符合当代中国实际,不断指引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经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这一理论体系成为我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立足中国实际、面向世界、不断发展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并且作出有效的理论指导,是我们的理论自信所在。     

构建和谐社会视角下的意识形态工作

从理念价值意义上讲，和谐社会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思维的重要理论基础，它的提出本身就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拓展和延伸，这也决定了意识形态工作对于和谐社会建设发挥着综合性功能。新形势下，着眼构建和谐社会这一目标，必须对意识形态工作进行全方位的创新。     

从政治批判到性别话语——莫言《丰乳肥臀》的批评研究

莫言的长篇小说《丰乳肥臀》在发表初期受到了政治批判。邓晓芒和张清华运用"新历史主义"等理论对小说进行了客观分析,传统的社会学与艺术风格的分析在研究中占据了重要位置。在"性别话语"中,主要包括女性和生殖崇拜、女性形象与女性命运、性别政治研究。从邓晓芒的研究到性别话语,这些研究视角和方法都延伸并强化了作品的意义,拓宽了我们理解小说的途径和方法。     

新形势下领导干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实践路径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系列重要论述,结合中国当下形势和实际工作,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在全球化、现代化背景下,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着外来文化和思想多元化的冲击,各种文化思潮激荡,给意识形态工作带来了一定挑战。新形势下领导干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需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加强理论武装、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高度重视传播手段建设和创新、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并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     

黑格尔婚姻观的伦理实体性

婚姻是家庭得以维系的纽带,婚姻是否和谐关系着家庭的稳定,也关系着社会的稳定。反观当前中国人的婚姻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危机,离婚率日益提高,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人们在很大程度上将婚姻视为一种契约,视为一种感觉,从而缺乏伦理性。婚姻从根本上来讲是一种伦理行为,应该将婚姻视为一种伦理性的实体,因此婚姻原则上是不能够离异的。我们尝试从黑格尔的婚姻观出发,来探讨现代婚姻的问题,并寻求解决之道。     

亲属法视野下的人格权冲突——以隐私权为视角简

隐私权是作为个体的人所拥有的并保障其生活安宁与独立的一种重要人格权。此隐私权是一种非常个体化的权利。而在家庭成员由于共同生活的便利性以及家庭“团体性”的特征,使得侵犯隐私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并且由于家庭成员关系的特殊性而并未获得应有的关注。本文以隐私权冲突为视角,运用比较法的方法分析父母子女之间的隐私权冲突与夫妻之间的隐私权冲突,并且通过对中国现有司法判决中的相关案例进行了实证分析,最后提出了隐私权冲突的权利优先判断准则。     

浅说女性主义相关主题

本文旨在从理论的层面对女性主义相关主题进行梳理和探讨,主要从女性中心批评、父权二元对立、阴性书写与身体写作、性与性别等几个方面展开论述,本文认为要强调中国文学本身的文化基础,同时注重中国本身的宗法父权特质,即要建构属于中国自身的民族特质的女性主义文论。     

生态伦理何以可能——以对非人类中心论理论根基之批判为切入点

在生态伦理学界，非人类中心论正日益成为强势话语。但从理论根基上对这种强势话语进行透析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非人类中心论在实质上并没有走出人类中心论，二者争执的实质只是思维方式之争，非人类中心论试图强化的只是人在环境保护中的责任意识。     

网络新型不正当竞争行为研究

互联网的强势发展为中国经济带来巨大机遇的同时，也产生了很多的法律规制难题。与域名有关的、与网络链接有关的、与软件攻击有关的各种新的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方式不断冲击着人们的眼球，暴露出理论研究不深入、针对性不足的问题。面对新问题、新挑战，需要从网络新型不正当竞争行为本身出发，对其新特征、新表现形式进行分析，为完善网络新型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法律规制、促进网络市场的健康运行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理解、界定及追问

近一段时间以来,关于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研究这一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迫切需要进一步探索。为了更好地开展相关研究和讨论,有必要对"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这一提法本身进行规范。通过对"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提法中所涉概念的理解和界定,以及对于"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追问,可以很好地达到这个目的。     

理解中国崛起:走出“修正——现状”二分法的迷思

伴随中国的持续崛起,修正主义—维持现状二分法成为学术研究和政策讨论的常见工具,但是,既有研究通常将其视为自然而然的一对概念,较少对其本身进行全面的审视。植根于现实主义传统的修正主义—维持现状二分法在理论阐述和操作化层面,都存在诸多固有缺陷和内在问题。对现状范围和修正对象的模糊定义,往往导致研究对象的混淆和国家意图的误判。关于主导大国的现状假定也造成研究视角的偏狭和疏漏。国家行为与意图间的非线性关系更让行为与属性间的直接因果推理问题重重。在这些理论和实证缺陷的背后,同时暗含着规范维度的深层问题,不对等的道德标签往往伴随着这一二分法的判定和讨论。当前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和互动进一步彰显了修正主义—维持现状二分法的局限性。对中国在南海行为、创设亚投行、坚持国家主权规范等三则事例的讨论显示,这一二分法并非描述和解释相关重要问题的有效视角,扬弃这一二分法、迈向新的话语势在必行。研究者应在保留核心研究关切的同时,避免重蹈覆辙,更加中肯地理解中国外交、大国关系及国际秩序的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