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驱动的城市公共安全风险“全周期”治理机制研究——基于厦门市公共安全管理平台的探索

激活数据要素潜能,重视大数据技术应用是推进我国城市公共安全风险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课题。着眼于“中国特色公共安全治理体系”,聚焦于“治理过程”与“治理要素”高度融合的中国特色城市风险治理机制,可以识别出数据驱动下中国城市风险治理的“八大场景”,并以厦门市公共安全管理平台为例,探讨大数据治理过程如何重构风险治理组织并型塑城市风险治理过程,分析基于数据汇集的城市公共安全风险识别机制、基于数据关联的城市公共安全风险研判机制、基于数据监测的城市公共安全风险预警机制和基于数据决策的城市公共安全风险防控机制。实践表明,数据驱动的城市风险治理过程形成了风险、数据、主体和技术融合关联的治理形态,推动城市风险治理的治理效率提高、治理效能提升与治理效益增加。     

组织韧性：城市社区风险治理的机制优化

面对复杂多变、日益严峻的风险挑战,组织韧性是城市社区提升风险防治能力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面。如何整合城市社区组织关系、制度规范、社会资源和集群文化以有效提升组织韧性,在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和冲击时快速适应、恢复以至在新的基础上实现跃升,成为我国城市高质量发展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命题。基于组织韧性视角,应以城市社区风险的有效防范与治理为出发点,从组织架构、组织制度、组织技术和组织文化等多元维度系统地探索组织韧性赋能城市社区风险治理的具体路径,并通过采取具有针对性的措施提升城市社区自组织结构、过程、能力和治理模式方面的韧性,从而夯实城市应急治理的制度根基。     

风险社会视域下领导者韧性:表征、概念与框架

当前社会面临比以往更繁多、更复杂、影响更大的传统和非传统叠加的公共安全风险。风险呈现突发、密集、叠加、蔓延等特征。城市管理者面临的挑战已不再是单一的冲击或压力而是多种挑战的结合。领导者面对不确定、风险交织的环境,表现出的不适应性使得他们在应对风险过程中极其被动,频频出现失误。韧性框架为领导者防范和化解风险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方法论,领导者意识到可能发生的风险,对风险和危机的解释力、风险治理能力及有效化解风险和危机的行动构成了领导者韧性框架“解释—能力—行动”的三个维度,为增强领导者在未来风险和危机中的抵御力、适应力、恢复力和转化力提供理论指导。     

风险认知视角下的邻避冲突整体性分析框架

邻避冲突是社会治理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基于不同学科视角,现有邻避冲突研究大致形成了"影响因素-互动关系-行为动机-技术工具-内在机制"的研究谱系,但邻避问题离不开公众对邻避设施的认知,现有研究却缺乏将外部客观影响因素与公众主观认知结合起来的分析。本研究以杭州九峰垃圾焚烧事件为例,通过对案例素材和访谈资料的详细分析,提出了个体风险认知评估和风险感知情绪引致邻避冲突的三个研究命题,并由此构建了整合性的邻避风险认知分析框架。将邻避冲突置于"主体-客体-场域"三要素闭环内,围绕影响因素这一内核,从风险认知视角探究风险认知评估与风险感知情绪双路径诱发邻避冲突的过程机制,为邻避冲突提供机理性解读。该分析框架在补足现有研究短板的同时为邻避冲突治理提供了几点启示:重视事前风险沟通的必要性,关注地方民众的情绪调控,及时回应地方民众的利益诉求。     

论风险社会中的行政问责制

2003年全国爆发的“非典”证明中国开始进入风险社会时期，风险社会对社会治理、政府的社会责任、追究政府及其官员责任的方式、政府及其官员承担责任的方式都提出了新的要求。风险社会中的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方式多元化，治理过程中权利与权力的尊重、协商与妥协形成了新的治理方式——复合型治理。复合型治理下的行政问责是一种复合公共责任，复合型的责任关系核心就是以实现共存为目标的公共责任。     

风险社会视域下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治理研究

网络社会的风险属性突出而复杂,是突发公共事件治理中的重要变量,网络舆情是客观危机事件在网络上的反应,同时是网民对风险认知的自我表达,是突发公共事件的“传感器”“建构场”“放大器”“情绪表”。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治理需要树立“以人为中心”的理念,兼顾治理工具性与价值性;完善多元共治的舆情风险治理机制,减少风险不确定性;同步推进舆情引导与风险化解工作,源头预防内生风险;培育网络社会共情与共识,促进理性风险建构。     

共建共治共享视角下城市社区公共安全新兴风险防控研究

共建共治共享视角下,铸牢城市社区公共安全新兴风险屏障,是维护基层安全、社会安全和国家安全的必然要求,在空间维度上有利于防范风险在不同领域、空间的传导与叠加,在时间维度上有利于降低城市社区公共安全治理成本。当前,我国城市社区公共安全新兴风险防控体系还有一些问题,表现为风险意识与防控能力有待增强、治理主体的协同性呈现不足、现代科技应用效能还需挖掘、主体间的信息壁垒依然存在,治理体系与应对公共安全新兴风险形势的要求之间还有差距。为此,应在城市社区公共安全新兴风险防控思维上寻求转型,树立主动防控的思维,加强风险防控教育;树立合作治理的思维,激活多元主体活力;树立智慧治理的思维,挖掘科技应用潜力;树立多向沟通的思维,确保信息沟通有效。     

南京城市风险治理战略研究

种种迹象充分表明，南京已进入城市化进程中的风险高发期，急需构建具有前瞻性的城市风险治理战略体系，全面提升政府风险治理能力和水平，夯实与完善南京城市公共安全管理的基石。本文立足于南京城市风险治理实践，全面分析了南京所面临的七大城市风险，概括了南京城市风险的三大发展趋势，总结了南京城市风险治理的成效与不足，提出了南京有效治理城市风险的六大战略建议。     

我国工程项目社会稳定风险治理的政策思考

社会稳定风险是工程项目建设的内在属性,并且遵循着"技术生产—制度诱发—主观建构"的生成与演化过程.项目建设的施工安全、邻避效应开启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与治理,然而社会稳定风险具有明显的动态性,同时还包含着风险程度与级别的差异化呈现,以及不同主体的差异化行动策略加剧了社会稳定风险的生产与演化.根据达伦多夫的理论阐释,将工程项目社会稳定风险的程度归结为"低强度—低烈度、高强度—低烈度、低强度—高烈度、高强度—高烈度"四种类型.在此基础上可以进行主体分歧的弥合,以及实现社会稳定风险诱发变量的分解与阻隔.同时,我国工程项目社会稳定风险治理及政策导向有着鲜明的本土意涵,风险治理需要立足于工程项目技术风险及其"相处"问题,明确本土风险治理的制度环境,促进公众有效的风险沟通与权益表达正常化、规范化,才能实现工程项目社会稳定风险的有效规避与常态化治理.     

新时代党对风险治理的全面领导探析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大现实课题。研究发现，西方国家的政党博弈正在不断加剧其风险治理困境，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之治”超越了资本至上的治理逻辑，成为我国风险治理的独特优势。同时，党的领导与我国风险治理具有内在的逻辑理路，党的全面领导与风险治理具有内容嵌入性，人民至上是党的领导与风险治理的共同立场，加强对风险治理的全面领导体现了党治国理政的主体自觉性，推进国家安全治理现代化要求坚持和加强党对风险治理的全面领导。为提升国家抗风险能力，要围绕风险治理过程和全面从严治党的目标要求，在预防研判中坚定政治方向，在战略决策中深化调查研究，在政治动员中发挥制度优势，在落实执行中推进自我革命，使党始终成为我国战胜一切风险挑战的“定海神针”。     

国家安全以乡村善治为基础

课题组在"全球—国家—乡村"的研究框架下,认为需树立发展中国家为本位的"安全观"研究意识,看到发展中国家承受的风险特征:国际的外部性风险叠加国内的内生性风险。风险的复合型与复杂性决定了中国的安全问题研究需同时关注多个维度。本报告考察了国家总体安全视角下的发展中国家乡村治理的案例;提出我国正面临来自乡土社会的五大风险;认为虽然乡村正在成为大量制造安全风险并将风险不断外溢、从而对国家综合安全产生严重负外部性的区域,但是乡村仍有成为国家安全危机软着陆载体的可能。必须以国家总体安全为目标,进行乡村治理的结构调整和机制创新,强化乡村"外部风险内部化"的功能。     

人工智能嵌入社会治理的风险及其规避

人工智能嵌入社会治理对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具有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在社会治理中的应用带来了治理技术的安全隐患、治理主体的替代 危机、治理行为的价值缺失和治理责任的模糊不清等风险。人工智能的技术复杂性与不确定 性、赋能治理与侵犯权利的双重效应以及兼具治理工具与治理对象的自反是其风险根源。人 工智能嵌入社会治理的风险规避是一个“系统工程”,应致力于构建一个综合性公共政策框 架。概而言之,要以数据与算法治理为基础,加强人工智能风险的根源治理;以优化与完善社会政策为保障,彰显技术治理行为的价值理性;以风险评估与社会实验为手段,开展人工智 能风险的监测预警;以社会合作与共治为架构,推进人工智能风险的协同治理。     

市域社会治理防范化解社会矛盾风险的优势与对策——基于H市“全周期风险防控”模式的考察

作为基层社会的较高层级,市域社会既是社会矛盾风险的集聚地,又具有空间性、源头性、智慧化、整体性等治理优势,是防范化解社会矛盾风险的关键层级。因此,完善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机制,提高市域社会治理能力,需要将防范化解社会矛盾风险置于市域社会治理视野下。H市遵循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周期管理”理念,初步形成了以“全领域源头治理+全主体协同共治+全流程处置稳控+全手段‘五治’融合+全要素建章立制”为核心的“全周期风险防控”模式,为市域经济社会发展营造了安全稳定的环境。借鉴“全周期风险防控”经验,并改进其存在的不足,强化源头治理、多元治理、流程治理、智慧治理和制度治理,完善源头防范体系、多元化解体系、过程控制体系、科技支撑体系和制度保障体系,对推动构建具有时代特征、符合善治规律和体现地方特色的市域社会矛盾风险防范化解机制显有裨益。     

“风险社会”治理中统一战线的功能作用研究

现代社会的本质是“风险社会”。现代社会中的风险呈现出隐蔽性、延展性、普遍性、不确定性、制度性等与传统风险截然不同的特征,由此也为现代国家治理带来了诸多挑战。风险社会中的国家治理,要求重建风险认知的基本范式、重构风险应对的基本制度、重塑风险治理的基本格局。统一战线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多元专业优势、组织协调优势、信息渠道优势和桥梁纽带优势,有着重要的政治吸纳功能、利益整合功能和多元共治功能,在现代风险社会治理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风险社会语境下我国安全生产网络状治理模式初探

当前中国社会正面临着由现代性和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双重风险社会＂的挑战。安全生产风险已成我国当前最主要、最突出的风险。以政府为主导的一元化安全生产治理模式陷入了＂治理失败＂的困境。为了走出这一困境,必须进行安全生产治理模式的创新,建立起安全生产各利益相关者和风险分担者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和互动合作的网络状安全生产治理新模式。     

风险社会下的人权保障——从宪法的功能视角出发

近年来在我国发生的大量群体性事件、公权力违法事件、侵害公民基本权利事件.如果把目光放在这些不同事件发生的深层次原因上,从风险社会的视角出发,并延伸到法领域的话,不同案件的相同点便是都可以在风险的概念下进行整体分析.以权力、权利二元分配的分析模式无法充分说明社会（尤其是风险社会）之中的某些法现象.风险分配是当前社会发展当中被缺失的重要一环.从法与宪政的观点出发,可以找到问题产生的原因与解决的进路.法与宪法不仅是法权分配的规范还应当成为风险分配的规范.为了保障人权,作为社会基本分配规范的宪法应该具有回应社会但又独立于风险社会的特殊品格.     

安全视域下的风险与机遇平衡——以劫持人质事件处置为视角

劫持人质事件处置存在着巨大风险，需要正确地认识，同时树立“以人为中心”的“安全至上”理念，采取各种措施、策略有效地控制风险。在处置活动中，机遇和风险是共存的，二者是互相联系的，必须在把握好风险与机遇平衡的基础上作出决断。要做到“风险”与“机遇”相协调，必须在“风险”和“机遇”之间保持平衡。稳字当头、稳中求胜是在稳定的前提下，做到积极进取，是安全理念下处置策略的必然选择。     

重建轻效:智慧城市建设内卷化风险何以生成?——基于对s省a县的追踪观察

智慧城市建设是当前及未来城市规划与发展的必然趋势,被认为是提升城市治理能力的“一剂良药”,然而,当下部分智慧城市建设却逐渐呈现出内卷化的趋势。基于对s省a县“新型智慧城市”建设项目的追踪观察,试图解释智慧城市建设中存在的“有投入增长无实质治理绩效提升”的重建轻效现象。研究发现,智慧城市建设中内卷化风险的形成是包括政府在内的多元行动主体在既有的规章制度、政策设计与结构安排下互动博弈的结果,具体表征为目标替代、资源竞争、路径依赖与功能锁定四个维度。透析其背后的深层机理,不难发现,建设价值的偏离、“智慧锦标赛”的惯性、市场遮蔽社会、深层条块分割等才是催生智慧城市建设内卷乱象的根本原因。对智慧城市建设的批判性反思有助于真正理解其本质内涵与实践逻辑,同时也为更好地建设以人为本的智慧城市提供理论指引。     

城市边缘区社区空间失序风险的整合性治理路径

在城乡空间急剧转型中,城市边缘区成为社会失序相对集中的“风险空间”,并在自然空间、政治空间与生活空间等多维度上呈现出社区空间失序的风险表征。基于空间与风险的互动关系及其所蕴含的公正价值,构建空间治理与风险治理统合于社区治理实践的整合性治理框架,可以实现城市边缘区的社区空间秩序重建。城市边缘区整合性治理的具体路径,包括促进城市边缘区发展的政策协同、完善全方位的政府跨部门治理协同机制、打造多元主体参与的社区治理共同体、加强大数据等高科技与跨学科知识支撑等。     

风险社会背景下的个体安全探析

由于巨大的社会变迁,世界各国正进入"风险社会"甚至是"高风险社会"时代,各种潜在的风险和灾难对人们造成的伤害使人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不安全,同时个体对社会的安全需求快速增长.风险社会政府的一项重要责任就是提供公共安全的同时保障个体安全.应从风险社会的基本理论出发,分析不同社会形态中个体安全需求的变化,从而从制度上探求保障个体安全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