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诉案件撤诉的疑难问题新探

在我国 ,撤回公诉制度一直是刑事诉讼理论和实务界的薄弱环节 ;其作为“起诉便宜主义”原则的配套制度有着存在的必要性 ,但检察机关这一权力的行使必须接受审判机关的监督和制约 ;同时我国司法实践中撤回公诉权行使的条件、阶段及事后的处理并没有体现“起诉便宜主义”的要求 ,相当不科学 ,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使得撤回公诉权沦为检察机关逃避“错案责任”的手段 ,极不利于司法公正的实现 ,对此法律应当给予明确的规范。     

善意相对人享有的是“撤回权”而不是“撤销权”——浅析合同法第47条、第48条的立法失误与纠正

撤销权是使一个已经生效的合同效力归于消灭的权利，而撤回权是使一个尚未生效的合同不生效的权利．合同法第47条和第48条将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和无权代理人订立的合同中善意相对人享有的权利规定为“撤销”权是立法失误，此处的“撤销”权实为“撤回”权。建议以后予以修改。     

县权公开面临的困境及解决途径

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简称“县权公开”，是指在党员群众的视野中，县委权力在党章和有关党内法规的框架内实现包括权力授予、权力行使、权力运行程序、对权力监督等运行全过程的公开透明。其对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推动党内民主的发展和防治县权腐败具有重要的价值。但当前“县权公开”改革仍然面临困境，迫切需要我们提供有益的思路以推进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落到实处。     

认真对待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反悔

自愿性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生命线。保障认罪认罚案件中被追诉人的反悔权就是保障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反悔既包括对认罪的反悔,也包括对认罚的反悔。反悔权既可在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行使,也可在审判阶段行使。反悔权的行使不仅有法律规定,而且还具有法理上的正当性和制度规则间的协调性。不同的案件,反悔的原因也是各异的。但总的来看,大多数反悔是基于量刑问题,要么是被追诉人"技术性上诉",要么是法院在检察机关所提量刑建议之上进行量刑。同样,在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三阶段,反悔的行使方式、效果也是不一样的。审判阶段的反悔体现为上诉。反悔不仅引发程序的转换,也会对证据能力、证明力和证明标准以及量刑产生影响。     

重塑刑事撤案制度 提高法律监督能力——对公诉机关建议撤案权的思考

公安机关撤回案件是指针对公安机关侦查终结后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因一定的原因而将案件撤回的行为,其方式包括公安机关主动撤回和检察机关建议撤回。在当前司法实践中,它亦成为公安和检察机关尤其在处理棘手案件时都欣然接受的一种结案方式,其适用量远远超出不起诉决定。其中公诉机关这种值得质疑的建议撤案权,不仅剥夺了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救济权和求偿权,也导致了检察机关监督权和公安机关个案复议、复核权的丧失,使得个案处理上在公正     

检察机关撤回公诉制度

撤回公诉是公诉权的一项具体权能，是检察机关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表现形式。公诉权特性、控审分离理论和起诉便宜主义为检察机关撤回公诉提供了正当性基础。基于检察机关享有的裁量权范围不同，可以分为禁止或限制撤回公诉、检察机关裁量撤回公诉和法院审查撤回公诉等三种模式。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撤回公诉制度，而是在两高的司法解释中有所提及。法律依据的疲软，导致实践中检察机关撤回公诉适用不当的问题突出。完善我国的撤回公诉制度，应当确立法院进行形式审查的模式，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一系列的制度设计。     

认罪认罚自愿性判断标准及其保障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当前司法改革的重点问题。做好试点工作,积极推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需要慎重解决被告人认罪认罚自愿性、律师辩护和被告人撤回权等问题。为确保被告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应明确自愿性和明知性的客观判定标准,以权利告知书和证据开示制度强化被告人知悉权,以律师参与及法院审查保障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对于律师辩护,应发挥现有值班律师制度的作用,明确值班律师以法律帮助人的身份协助被告人认罪认罚,设置辩护律师在认罪认罚程序中提出错误建议导致被告人不利益的救济机制;对于被告人认罪认罚的撤回权,应将其区分为自由撤回、限制撤回及例外撤回三类,并明确其行使程序等问题。     

检察环节认罪认罚自愿性保障研究

认罪认罚试点工作是目前司法改革中的重点问题,对认罪认罚自愿性内涵和判断标准的解读更是重中之重。目前,我国检察环节对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自愿性保障机制不够健全:"自愿性"内容的理解存在差异、真实性需要进一步探究、值班律师的参与度不够及撤回权的法律保障不足。因此,需要审查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完善其回归配套机制,提高值班律师对认罪协商的参与度和建立认罪认罚撤回权救济机制等措施,保障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     

WT0争端解决机制与国家经济主权的新变化

现今国际关系中,国家经济主权的基本内涵并没有改变,但WTO争端解决机制却对各国主权权利的行使方式与范围产生了较大影响,如WTO的强化“规则导向”、通过司法解释权途径延伸其管辖权、运用“审查标准”等做法,都对各国主权行使方式产生影响。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被告人反悔权的保障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被告人可以撤回认罪认罚的供述,享有对签署的具结书提出反悔的权利。被告人反悔权具有正当性,是辩护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认罪认罚自愿性具有反向保障作用。被告人行使反悔权后,其先前的有罪供述及相关证据并不当然排除,经审查判断,能够与其他证据相印证的,可以采用。被告人提出上诉是其行使反悔权的体现,不应当对上诉理由进行限制。检察机关以被告人反悔上诉为由而提出抗诉的做法不具有合理性与合法性。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被告人反悔权的保障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被告人可以撤回认罪认罚的供述,享有对签署的具结书提出反悔的权利。被告人反悔权具有正当性,是辩护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认罪认罚自愿性具有反向保障作用。被告人行使反悔权后,其先前的有罪供述及相关证据并不当然排除,经审查判断,能够与其他证据相印证的,可以采用。被告人提出上诉是其行使反悔权的体现,不应当对上诉理由进行限制。检察机关以被告人反悔上诉为由而提出抗诉的做法不具有合理性与合法性。     

公诉变更制度之完善

公诉变更制度作为公诉权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所涉及的追加、变更、撤回起诉使起诉权中的提起并支持公诉权变得立体而丰富。但由于相关程序规范的不健全,公诉变更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并未发挥出其应有功效。建议从程序上对追加、变更、撤回起诉予以细化和充实。     

论撤回公诉的不当性

经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修改后于1997年1月1日开始实行的刑事诉讼法废除了检察机关撤回公诉的权力,但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刑事诉讼规则又认可了检察机关这一权力,从司法实践看,检察机关也确有撤回公诉事实,但撤回公诉权力的行使存在法律依据不足,与公诉权相悖,也无法律程序可依的现状。     

侵占罪的管辖问题探讨

根据现行法律规定,公安机关对侵占罪没有管辖权,但可接受被害人的报案并可依法采取一定的紧急措施。检察院对侵占罪没有公诉权,它对被害人的代为告诉仍然没有脱离自诉程序的范围。法院对于检察院提起公诉的侵占案件不应当开庭审理,而应建议检察院撤回起诉。建议增加“在特定情形下公安机关可以对侵占罪行使管辖权”的法律规定。     

论口供证据规则的发展——由“证明性”到“可采性”

口供证据规则包含证明性规则和可采性规则。证明性规则是以口供的真实性为基础,体现刑事司法对实体真实和惩罚犯罪的价值追求;可采性规则是以口供的自愿性为基础,体现刑事司法对程序正义和人权保障的价值追求。自人权、自由等价值观念兴起后,两大法系口供证据规则的发展呈现出一条由“证明性”到“可采性”的主线,形成了以可采性为主、证明性为辅的规则。当今中国的口供证据规则主要还是证明性规则,未来的发展方向是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可采性规则。     

拍卖过程中优先购买权问题探讨

优先购买权是一种期待权 ,始于基础关系成立之时。优先购买权的行使有四项条件 ,即 :标的物出卖时行使、同等条件下行使、在一定期限内行使和须以一定方式行使。另外 ,标的物出卖应当在拍卖前合理期限内通知优先购买权人。优先购买权人应当在合理期限内出价承诺购买 ,并以此作为拍卖底价 ,以价高者得为原则     

合同解除权行使的若干争议问题

合同解除权中的行使主体、行使方式、对方异议权的行使,在理论界和实务界争议较大。文章认为,合同解除权的行使主体仅限于守约方,违约方不得享有解除权;行使方式是通知解除,不需也不必诉请裁判机构解除;异议权应设定明确的行使期限,异议成立时由解除权人承担违约责任。     

无限防卫权刑事立法化质疑

新刑法将无限防卫权刑事立法化。但无限防卫权的确立损害了“刑罚权应由国家统一行使”的原则，损害了刑法的公正价值，损害了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违背了正当防卫主客观相一致原则。我们应在立法上尽早取消无限防卫权，完善我国的正当防卫制度     

公共企业的伦理困境

在现存委托代理关系中，作为直接委托人，政府可以通过多种手段对公共企业进行管制和规控，使其对政府负责，但作为间接委托人的公民却无法直接行使最终委托权，使公共企业对自己负责。由此，公共企业在运营过程中必然会面临“公共服务”与“经营营利”、“公共利益”与“团体利益”、“国家责任”与“公民责任”等多重价值的排序和选择。如果选择不当，便会陷入伦理困境。     

空白票据补充权若干问题探析

空白票据是社会经济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种票据现象.为了使空白票据发生其应有效力,必须赋予持票人空白补充权.持票人对票据进行补记时就可发生使未完成的票据成为完全票据的效力.空白补充权是一种形成权,其权利人可以自由决定是否行使,其他人不能干预.在持票人行使空白补充权之后,空白票据成为完全票据,并且被视为自始存在票据权利,但任何权利人不得滥用这一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