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强的国,哪有富的家。”--影星成龙谈香港“占中”

于2013年3月27日发起,2014年9月28日正式启动,发生在中国香港的＂占领中环＂非法集会引起了香港各届爱国人士的强烈谴责。近年来,＂占领＂运动在各国都有出现,已经成为一种街头政治的主要表现形式,是社会部分公众尤其是血气方刚的青年学生表达政治诉求的主要手段,表现出更强的对抗性。这类通过激烈对抗表达诉求的＂占领＂活动,在社会对抗情绪严重的国家经常会导致流血冲突和社会动荡。这种行为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非法的,警方都有权依法处置。     

“内圣外王”对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定位的启示

"内圣外王"是儒家思想的精神实质,这一思想的目标是内修身以成圣,外治世以为王,强调以个体道德修身为本,以治国平天下为末,两者相互促进,体现了正确处理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关系,同时,强调治世自修身始,为人们提供了由内及外、由心及物、由己及世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为人们的道德实践和政治实践提供了具有可操作性的目标模式,这些对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正确定位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香港海员大罢工的性质及外在推力探析——兼论大罢工对苏兆征的影响

1922年发生的香港海员大罢工,其性质最初是海员自发组织的、以谋求工作待遇改善的经济斗争.但随着港英政府的介入,罢工斗争的性质逐渐演变为反抗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政治斗争.从外部推力来看,香港海员大罢工的爆发与"一战"后世界工运局势变化有所关联.同时,它也受到香港工运传统的影响.在这场罢工运动中,工人领袖苏兆征发挥了重要...     

试析“钓鱼”执法

"钓鱼"执法,就是行政机关在执法活动中利用诱惑性手段促使被管理主体违法并使后者因此承担法律责任的执法活动。"钓鱼"执法有合理与不合理、合法与非法之分。法律必须禁止诱生违法意向的"钓鱼"执法、公私利益掺杂的"钓鱼"执法、不计社会成本或未穷尽其他执法方式的"钓鱼"执法等,允许完全以公共利益为目的、机会提供型的"钓鱼"执法的存在,并在前提与程序等方面对之进行明确规范,使之成为要式行政行为。     

美国式民主输出——“占中事件”幕后推手

本文以香港甚嚣尘上的"占中"事件为研究案例,以美式或西方式民主输出为主线,分析研究"占中"事件中以美为主的国外势力的渗透与操控,审视并思考西方国家尤其是霸权主义国家美国作为此次事件幕后推手的实质意图,探讨其以"民主"旗号干涉别国内政行为的欺骗性和虚伪性,从而来论证"占中"事件的非法性,为坚持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法制建设提供建设性意见。     

试论邓小平政治智慧的“对话特质”

邓小平在重构社会主义理论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开创了一种以"对话沟通"与"和而不同"为旨趣的对话政治样态,其具体表征有:一是与资本主义对话,使意识形态层面的紧张对峙让位于文化交往和政治对话界面的价值求同;二是与现实对话,使社会主义结构论让位于社会主义功能论;三是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对话,确立改革开放旨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根本性政治目标;四是与中国传统哲学智慧对话,开创中国经济、政治交往与祖国统一大业等层面的多元发展态势.     

“越老越空”辩

有这样一种看法:业务干部象南瓜,越老越红;政治干部象丝瓜,越老越空。 这至少是一种误解。 当然,我们不能看到多年来我们的政治思想工作中确实存在着空的问题。有些政治工作人员,满足于背诵现成结论和几个并不正确的“流行观点”,动辄搞大批大斗、大轰大嗡的“运动”方式。这种“以不变     

论“和谐哲学”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实际上提出了一种新型的"和谐哲学"。"和谐哲学"的核心,在于倡导一种互助、合作、团结、和谐、稳定、有序的价值取向。加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就要以"和谐哲学"为指导,把和谐作为一种根本和长远的价值目标,在和谐与不和谐两种因素的矛盾运动中,坚定不移地朝着社会更加和谐的方向前进。     

正确理解列宁的“少谈政治”与“多谈经济”

过去,人们经常引用列宁“政治同经济相比不绝不占首位”的话以证明政治“高于一切”、“压倒一切”的理论。现在,有的同志又喜欢引用列宁“少谈些政治,多谈些经济”的话来论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了,政治工作就可以“退居二线”或者可有可无了。两种截然相反的理论,都搬出了马列主义的权威论断作根据。列宁这两个论断是自相矛盾的吗?抑或认为政治工作与经济工作是一个此长彼消的关系吗?这里有必要作点引证和考察。一九一八年九月,列宁在《论我们报纸的性质》一文中指出:要“少谈些政治”,“多谈些经济”,同时明确指出了要“少”和要“多”的原因,以及需要少谈什么样的“政治”,多谈什么样的“经济”。为什么要少谈些政治呢?因为“老一套的政治鼓动——政治喧嚷——占的篇幅太多了”,对于     

试论1925年北京大学“脱离教部”事件

1925年北京大学"脱离教部"事件,真实反映了北洋政府后期教育界因教育独立和学术自由抗争而爆发风潮的复杂性。北洋政府后期的政治状况、五四之后学生思想的转变、校内教员之间的矛盾成为事件主因,而学校对于学生运动的不作为等因素同样不可忽略。     

“公共”的再发现:意志论与利益论政治代表观的整合

在政治代表研究领域,意志论代表观与利益论代表观的分野存在已久,而一些试图调和二者之间矛盾的尝试则力有未逮。部分学者转向寻求民事代表研究中处理这一经典冲突的成功经验,包括代表行为前的契约、代表行为中的重复博弈与代表行为后的司法审判这三种成熟的策略。但将这些方法引入政治代表行为研究时却面对着种种无法逾越的障碍。通过对比民事活动与政治活动,我们可以发现这些障碍的根源:以往的政治代表研究者忽略了“公共”这一政治行为独有的抽象主体。公共的再发现使得政治代表的结构由二元主体转向三元主体,由一重代表转向三重代表,这为调和意志论与利益论之争提供了新的思路。     

公共利益义务的认同及其教育

目前,香港"占中"事件,自9月28日凌晨起通过非法集会,严重影响了香港的社会秩序,因此迷惑了部分市民特别是大学生群体,严重损害了香港公众的公共利益。从大学生在"占中"事件中的缺失表现入手,指出大学生在利益价值观的取向、民族精神缺失及对社会国家的责任义务观念淡薄是形成大学生公共利益义务认同的缺失表现,也是从这三方面寻求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指出在当前社会,在认识和理性看待"占中"事件的前提下,仍然要培养大学生积极承担公共利益义务的品质。     

“海上丝绸之路”国际战略意义透析

正"海上丝绸之路"构想具有非常重大的国际战略意义,对我国来说,其经济发展方面的促进作用固然很大,但这还是表层的,从深层次来看,这更应是一个顶层的战略设计,其战略作用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源源不断地发酵。"海上丝绸之路"构想以经济贸易合作为先导与基石,以政治外交合作为前提与推进手段,以促进文化交流、化解安全风险为重要目标,对于深化区域合作、促进亚太繁荣、推动全球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     

现代共享性政治伦理范型:经验、知识及其信念——“文化公共性”的实践叙事与价值逻辑

政治伦理是现代公民社会"政治文明"的内核和灵魂所在。立足文化"公共性"这一新的学理视角,当代中国新"政治伦理"文化信念之理据的价值辨思、规范化意义上的当代中国的政治伦理研究,以及基于合法化和正当性本身的未来中国社会的合理的政治伦理信念之表达,需要同时做出两个方面的努力:一是坚持以美好生活承诺为终极伦理信念,以"政治正义性"为核心伦理价值预设,以民主政治下的公共"治理"为工具性/功能性伦理目标,以权利、平等、自由、参与、宽容等为实践性伦理运行原则,致力于与现实具有高度契合性的理论模型的设计与实践;二是着眼于健全的公民性政治人格、优良政治的德性素养的养成。具体路径有两条:一是对一种建立在公共伦理基础上的优良制度理性的慎思明辩与实践求证;二是"社会道义"的理性熔铸——公正之为目标的社会政治生活的责任担当;三是立足中国伦理文化语境,搭建国家与社会之间对话、合作及其良性互动的平台。     

认识政工效益的“软”特点

思想政治工作的效益与人们所熟悉的经济效益，虽然都用了“效益”这个词，但表示的却是互相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概念。经济效益是对于经济行为中价值的投入和产出的比较而得出的概念，无论从投入的活劳动来看，还是从投入和产出的物化劳动来看，都有直接的物质性指标。而思想政治工作是一种进步精神的灌输，是一种无形的精神活动和意识活动，它的效益表现了行为和效果之间的一种关系，用公式表示就是：　　政工效益=教育对象接受信息量/教育者输出信息总量=(信息肯定量信息否定量)/输出信息总量　　式中“教育对象接受信息量”可以是正数，…     

“目标管理”与“政治评价”：县域官员二元评价体系研究

围绕影响中国地方官员晋升的主要因素这一问题,学界形成了“绩效论”和“关系论”两种主要解释路径。这两种解释路径都存在偏颇。基于田野调查研究发现,县域治理存在目标管理与政治评价两种考评方式。目标管理具有周期性、流程化、数量化等特征,由于考核结果的均平化、失准化,使得该项制度难以真正发挥识别、选拔有能力的领导干部的功能。政治评价具有政治性、模糊性和个体性等特征,它体现了“以事评人”“依任务提拔人”的价值取向,契合党选拔干部“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的选人用人导向。目标管理与政治评价共同构成了县域治理中的二元评价体系,与县域治理中的事务属性、干部结构和干部选拔要求相匹配,契合了中国治理体制和干部选拔培养的需求。     

“历史叙事”与政治秩序建构中的“自由”困境——论近代中国“国民性批判”及其现实意义

自由"国民"与奴隶之"部民"是近代中国"国民性"书写中两种迥异的叙事取向。它更是可在一定时间维度内检视国人如何思考"自由"范式的一幅智识图景。为实现"国民性"书写的政治谋划——改变"部民"品性以型塑"新国民","自由"之先定承诺作为审视标准被嵌入到此历史叙事中,连续的历史由此呈现为显著的断裂。然而,此"先定承诺"作为共识极为脆弱。"国民性"书写背后是践履"自由"之"先定承诺"的困境及政治分裂。如此,此历史叙事使革命者和自由知识分子都找到了实现各自政治目标的理论支持和手段。这使他们都可根据自己的"偏好"去建构一种新"国民性"的历史连续性,并无需追问其是否接近历史真实。此类谋划亦恰恰展现了各政治势力是如何在文化政治视野内去把握建构政治秩序的叙事技艺。此技艺与践履"先定承诺"间的张力奠定了此类谋划至今一直就存在的政治紧张。     

孙中山论香港问题的三个向度

香港是孙中山革命思想的策源地以及革命运动的指挥部。孙中山把振兴中华、收复失地作为毕生奋斗目标,并在其革命学说中针对香港问题提出许多精辟见解。孙中山有关香港的重要论述可以归纳为三个向度,即爱国主义的价值观、主权在中的政治论、中西兼容的治理观。这些闪耀着孙中山思想光辉的重要观点,对于当前持续推进"一国两制"的香港实践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双文明”和思想政治工作

两个文明一起抓,两个任务一起下,两副重担一起挑,两个成果一起要,创建“双文明”单位,这是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特点。工矿企业在新的历史时期,不仅要生产优良的物质产品,还要同时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这两个方面的统一,才是我们思想政治工作的具体目标。仅从思想政治同经济的关系说,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思想政治工作,不论对于厂矿的生产发展和经济成果的取得,还是对于改革和其他工作任务的顺利进行,都是一种有力的保证。我们讲的思想观念、意识形态等等,总     

略论“五行”学说的基本内容

"五行"学说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但长期以来为人们所忽视,实为一大罕事。从自然界到社会政治、伦理活动,从人体结构到宗教祭祀活动,"五行"学说都无所不及,可见其范围之广,堪称中国古代一个庞大的哲学思潮。这一思潮产生很早,从春秋战国到秦汉,它已成为一种世界观的理论体系,为人们普遍运用,一切事物及其运动变化都以"五行"的作用和属性的相生相胜为基础。因此,探讨"五行"学说的基本内容,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