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性司法伦理体系构建路径之探析——以法官伦理为视角

司法伦理是社会对法律人在法律适用过程中的行为具有应然意义上的规范和法律人内心价值追求的自在规范。构建良性的司法伦理体系对于实现法治、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非法占有目的司法推定的现实困境及路径探析——以“集资诈骗罪”为例

非法占有目的作为一种主观的超过要素,认定时通常采用司法推定的方式,但是由于规范本身的混乱、矛盾,我国现有司法推定模式在实践中面临诸多困境。要完善非法占有目的的司法推定模式,就应当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合理择取,保证基础事实的客观性、确定性与可靠性;第二,改变以结果型为主的推定模式,采用以行为型为主的推定模式,注重主客观相统一;第三,加强、完善司法推定程序方面的制度设计,保障司法推定的规范化开展。     

死刑司法控制的程序性路径分析——以死刑复核权之回归为视角

对死刑进行司法上的控制可以分为两种途径:一是实体上的司法控制,就是通过对犯罪人严格适用刑事实体法的有关死刑的规定,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死刑的实际适用;二是程序上的司法控制,就是通过严格执行刑事程序法有关死刑案件的程序性规定,在客观上达到进一步减少死刑适用的实际效果。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后者对于死刑的司法控制具有更为重要的作用。文章以死刑复核权的回归为视角,探寻对死刑进行有效司法控制的程序性路径。     

土地征收中“公共利益”司法审查的现实路径与应然定位

公共利益是土地征收的核心要件之一,囿于概念本身的模糊性,在立法上一般以原则性规定为主,实践中也常常被行政机关泛化甚至架空。通过对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2020年相关裁判的分析发现:法院对公共利益进行审查时,通常以规划+目的的方式进行形式上的判断,而在实体内容上保持了对行政权的尊重和克制。此种审查路径虽然可以弥补由公共利益概念的模糊性带来的法律适用上的缺陷,但由于行政规划与公共利益的非对等性、征收期待目的与公共利益的非同一性,使得此类论证方式缺乏足够的证明力度。从整体架构而言,对公共利益的初次判断应交由立法机关,而司法机关应保持司法避让的态度;在公共利益的最终判断上,司法机关则应充分利用程序和比例原则对公共利益的司法审查进行必要补强。     

民意与法意的碰撞与耦合——以检察机关和舆论媒体的互动与应对为视角

在渐成气候的媒体时代,检察机关和舆论媒体形成了既相互影响又相互制约的共同体,因为舆论媒体有其独有特点以及检察机关与检察权的特有运行方式,导致舆论的道德法庭与检察权的独立运行之间存在一定的冲突与失范。为了寻求解决之道,应从双方互动存在可行性,舆论媒体应尊重和监督检察机关,检察机关应回馈与引领舆论,舆论媒体监督与检察权运行的辩证统一的关系等方面加以考虑,最终使检察权独立性得以维护,司法公正得以彰显,司法责任得以落实。     

以法官品质要素为视角谈司法公信力的提升

司法公信力包含司法权运作和受众心理两个层面,其内容涵盖信仰、信心、信任三个方面。司法公信力的衡量标准是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在构建司法公信力的过程中,司法权的运作主要是借助法官这一群体来实现的。法官品质的提升必须不断增强专业知识技能、致力于服务社会和自我素质的全面提高,才能达到司法公信力的内在要求,实现司法公信力的提升。     

地方“治理盆地”中的现实困境与突破路径——以利益关系为视角

当下,地方治理的多元空间中存在着“治理盆地”现象,主要体现在治理“落差”、主体、网络、资源、利益、结果等诸多方面。显然,这些现状是地方治理失效的具体表现,并导致地方治理的低效化、失衡化、极端化。利益主导、利益封闭、利益共振、利益非均衡是三重困境产生的原因,因此应以利益关系调整为突破口,寻求破解之道,消除地方“治理盆地”现象,推进地方治理深入发展。     

社会管理创新与软性司法之治——以检察权为视角

社会管理创新在司法领域的反映应当体现为司法方式的转变,而功利主义的引入又为这种转变提供了可能,在司法的空间内衍生出软性司法,软性司法所追求的社会整体和谐与社会管理创新的目的价值具有一致性,软性司法在补缺硬性司法漏洞、民意聚拢等方面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使之成为与硬性司法并行不悖的司法手段。     

司法行为模式论——以行为理论为视角

行为模式的差异性决定行为据以发生的权力在属性上的差别,而行为模式的差异性则往往由行为对象所决定。正是司法行为对象的差异性决定了司法行为体系中存在着目的行为、戏剧行为、规范调节行为以及交往行为等不同模式及其相互之间的差异性,而这种行为模式的差异性又决定了作为司法权构成要件的司法解释权、司法审判权、司法监督权与司法调解权等四项子权力在行为模式上的差异性。     

死刑司法控制的程序性路径分析——以死刑复核权之回归为视角

对死刑进行司法上的控制可以分为两种途径,一是实体上的司法控制,二是程序上的司法控制。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后者对于死刑的司法控制具有更为重要的实际作用。完善死刑复核程序,对死刑进行有效的程序性控制,应当强化犯罪人诉讼权利的有效行使,采用公开审理的方式,在最高人民法院设置专门负责死刑案件复核工作的刑事专业委员会,明确死刑复核程序的审理期限。     

司法科技推动司法改革——以法院科技化建设为视角

现代科技已经成为推动新一轮司法改革的重要力量,对法制观念、法律制度、法律运行机制和法学研究方法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法院科技化建设作为司法科技紧密结合的产物,既体现了科技强院战略要求、司法为民和司法便民的司法理念,也利于提高司法效率、节省司法成本,是当下司法改革的重要方向。     

司法的功能与反家庭暴力立法——以家庭暴力的司法介入为视角

家庭暴力是发生在家庭成员间的一种违反法律与善良风俗的暴力行为,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社会“癌症”。推动家庭暴力防治专门立法、发挥司法资源的功用、全面保护家庭暴力受害者的合法权益成为当务之急。文章根据我国反家庭暴力立法和司法实践的状况,指出我国司法介入家庭暴力的现实路径。     

死刑的限制及应对——以《刑法修正案（八）》为视角

死刑是剥夺犯罪人生命的刑罚方法,是所有刑罚中最严厉的一种,在预防和惩罚犯罪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作为一种极端的刑罚方式,死刑有悖于对行为人生命权的保护,从而国际社会针对死刑废止的争论也意见不一。目前,世界范围内已经有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废除或不执行死刑,但根据我国现阶段维护社会稳定的要求,笔者认为,应当在一定范围内保留死刑,同时推进死刑废止改革的进一步发展。本文试以对刑罚与死刑的价值取向之阐释为基础,简要对死刑存在的现实基础及缺点进行分析,从而论证死刑存在的现实意义及其有望被废止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并针对目前中国法制文明建设的现实情况提出相应的建议。     

环境法庭的正当性分析——以能动司法为视角

环境法庭从诞生至今,一直受到理论界的关注,作为应对急剧增加的环境纠纷的新事物,其从诞生至今,褒贬不一。在基层设立环境法庭,由于其缺乏实体法和程序法上的依据,受到理论界的一些批评,本文以能动司法为视角,从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两个方面分析了环境法庭的正当性,以期为解决环境法庭设立的正当性危机,同时也为环境法庭的完善提供一种新...     

基于形象塑造的大学文化治理路径研究——以中央财经大学为例

提升高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是高校履行“四个服务”职责使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要求。在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被高度重视的时代,聚焦文化之于大学、之于大学治理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回溯大学文化与形象塑造等核心概念的理论界定,梳理文化治理与大学治理的理论关联,从教育管理实践经验出发,聚焦当下大学文化治理所面临的独特魅力消减、建设动力缺失和创新活力不足等多重困境,进而将理论脉络与实践困境一体重构,提出以大学形象塑造为核心要素、以“文化激活—文化自为—文化塑造”为实现路径的大学文化治理框架思路,并结合中央财经大学文化治理实践加以阐释,为当下大学文化治理服务于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参考。     

新闻监督与刑事司法问题研究——以我国刑事司法判例分析为视角

我国新闻监督与刑事司法的关系一直都不甚乐观,究其本源,乃二者规则不一,加之观念差异,很难达到统一.我国相关立法更是“凤毛麟角”,无法可依、无规则可循,造就了司法实践中二者冲突不断.应当从理论上探讨二者之差异,并在多年司法判例中寻找二者冲突之病因,在借鉴各国现有立法的基础上,解决我国新闻监督与刑事司法长期形成的二元分离状况,真正实现普遍的正义.     

论法学通说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应用——以裁判文书说理为视角

法学通说是法学研究的产物,是学术思想的凝结,也常常应用于司法实践。裁判文书中,通说既表现为理论通说,也包含了司法判例等实践通说。经验观察表明,当事人与法官都会应用通说,通说对于案件事实认定具有作用。在法律适用环节,通说有助于法律规范的选择、案件事实与规范之间的衔接并提高裁判结论的说服力。疑难案件是通说应用的主要场域。法学通说不是规范意义上的法的渊源,而是一种裁判理由,通说司法应用的本质是一个裁判说理问题。司法实践中,存在通说不发挥实质论证效力、法官不对当事人援引通说进行回应以及不同主体对通说的差异化应用等问题。未来需要对通说的援引条件和援引程序加以规制,论证义务是对法官主动应用通说的实质要求。在法律规范的基础上,法官以通说说理需要平衡当事人、法律职业者以及社会公众不同需求,以提高裁判结论的可接受性。     

国际人权公约国内司法适用新路径——以解释性适用理论为视角

国际人权公约的国内司法适用一直是理论界和实务界难以解决的问题。近年来部分国家出现的解释性适用理论以其特有的灵活性与良好的适应性成为解决上述问题的模式之一,起到了很好地缓解国内人权司法保障与国家履行国际人权公约义务之间的矛盾。以解释性适用理论缘起为视角,讨论其概念及具体方法,分析国际人权公约在我国国内司法适用的现状及存在障碍,通过比较该理论在域外国内司法适用中的作用及特点,探讨其在我国法院适用的合理性与可行性,并提出建议意见。     

修复性司法理论与检察工作实践——以构建和谐社会为视角

修复性司法（Restorative jusfice）理论的提出及实践,虽然不过三十年,却以其崭新的法治理念和创新的司法模式,赢得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与传统的报应性司法或者矫正性司法相对应,修复性司法更加注重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更加强调当事人与社区的参与,更加强调社区及人际关系的和谐。该理论对于修正传统型司法的弊端,顺应和谐型社会的要求,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借鉴和吸纳修复性司法的合理内核,反思和矫正传统型司法在实践中的不足,全面推进检察工作的科学发展,是当前检察理论研究工作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法院为国际旅游岛建设提供司法保障之路径

在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的过程中，人民法院可以而且应该发挥积极而重要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审判机关的作用更是不可替代的。首先，建设国际旅游岛需要一个安定和谐的社会环境和诚信的社会体系，要求人民法院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依法打击各种违法犯罪，确保社会稳定，维护公平正义，促进社会诚信。其次，国际旅游岛建设过程中涌现出的各种利益纠纷，尤其是一些与建设国际旅游岛的政策执行密切相关的新领域、新类型的纠纷案件，需要人民法院及时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