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新“阶级斗争”论断与“文化大革命”的起因和特点

毛泽东５０年代后期至６０年代“阶级斗争”理论的发展,并不是简单的范围扩大和循环,而是有着明显的内涵变化,经历了重提、扩大、重新确定打击重点的过程,从１９６４年起开始形成一种新的“阶级斗争”论断,认为“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成为“文化大革命”发动的重要原因和主要依据,并构成了“文化大革命”不同于中外历史上任何政治运动的特点。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毛泽东像章

在中国历史上，制作发行毛泽东像章曾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涉及的内容十分丰富，时间跨度也很漫长。“文化大革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铸造毛泽东像章的鼎盛时期，所造数量约占到总量的90％。     

毛泽东1966年检阅红卫兵人数考

关于毛泽东于1966年8月至11月间八次检阅红卫兵的人数，现有的许多著作中有不同的说法。徐友渔所著《直面历史》中说：“毛泽东从1966年8月18日到11月26日，共八次检阅来自全国各地的一千多万红卫兵。”金春明编著的《“文化大革命”史稿》中的表述为：     

＂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三保邓小平

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和邓小平分别被打为第一号“走资派”和第二号“走资派”。刘少奇被迫害．于1969年含冤去世。邓小平则得以幸存并再度被启用,这与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刻意保护有关。     

“文化大革命”暑期的毛泽东塑像

在战争年代和新中国成立前后,为了表达对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敬爱之情,已经有许多画家开始创作毛泽东等伟人的肖像画了,但这时候它还不属于"个人崇拜"运动的产物.毛泽东和其他党的主要领袖在一些著作和谈话中,也都自觉地以"西柏坡会议"所确定的精神,要求全党反对各种形式的"个人崇拜",其中也包括反对竖立毛泽东塑像.     

“文化大革命”中的“五七”干校

对“五七”干校，年龄稍大一点的人都不陌生。它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是“改造”干部的场所。那么，“五七”干校到底是怎么来的，又是怎么结束的呢？     

要跳出“文化大革命”来研究“文化大革命”

今年适逢“文化大革命”结束30周年。那一段长达十年的动乱岁月,留给党和人民深刻的历史教训。科学地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有利于我们正确认识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艰巨性,有利于深入贯彻党在新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此,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北京市中共党史学会等单位联合举办了“思想路线与对形势的判断——‘文化大革命’给我们的教训”座谈会。来自首都地区的一些专家学者在会上踊跃发言。本刊将他们的发言要点进行整理后发表,以飨读者。     

毛泽东本想三年结束“文化大革命”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     

北京高校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试图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号召学生从自己的校园开始,然后在党政系统中逐级追查,以清除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倾向.在这场运动中,北京高校既扮演着关键的角色,也付出过惨痛的代价.     

毛泽东本想三年结束“文化大革命”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运动之初，毛泽东曾设想以较短的时间结束“文化大革命”，然而，动荡不定的局势，远远出乎他的意料。他一次次地修订时间表，但是于事无补，以致这场历史性的灾难，竟然绵延十年之久。     

陈伯达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浮与沉（一）

陈伯达在"文化大革命"中地位急剧上升,又在"文化大革命"中跌人人生低谷.他在这一历史时期的浮与沉,为人们提供了一面镜子.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样板戏”图书出版物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样板戏”是特定历史时期产生的一种奇特的文化现象。作为其主要宣传载体形式之一的“样板戏”图书出版物，是“文革”中和大量出版的毛泽东著作、毛泽东像并列的两大标志性出版物之一，是当时出版业界第二位的“政治任务”。“样板戏”图书指的是随“文革”“样板戏”的产生而派生出的一切相关。的出版物，如正式出版的各种“样板戏”的文学剧本（定稿本）、音乐曲谱本、移植本、剧照、画报、宣传画、电影海报、故事、连环画、名信片等等。     

“文化大革命”中的许世友将军（之九）

毛主席对许司令说,你就当周勃吗?你去读<红楼梦>吧 1973年年底,中国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情--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     

民主党派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历史概要

民主党派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历史,尚无系统的研究和完备的资料。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     

“文化大革命”中的“三结合”

“三结合”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常见的词汇之一，是当时人们最为关注的热点问题，因为它关系到国家的政治前途，也关系到许多人的政治命运．“三结合”的变化，也是当时政治气候的睛雨表。那么，“三结合”到底是怎样产生的？结局又如何？让我们用历史的目光来审视这一过程吧!     

试论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正确思想和决策

发动“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晚年的重大错误,但纵观他的一生,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的思想闪耀着马克思主义者的光芒.然而,社会上有一些人对毛泽东的晚年给予了不公正的评价.本文从政治、思想、经济、外交四个角度整理论述了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思想和决策,对于纠正毛泽东晚年问题上的认识偏差,指导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事业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从方法论的角度谈“文化大革命”史研究

今年适逢“文化大革命”结束30周年。那一段长达十年的动乱岁月,留给党和人民深刻的历史教训。科学地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有利于我们正确认识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艰巨性,有利于深入贯彻党在新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此,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北京市中共党史学会等单位联合举办了“思想路线与对形势的判断——‘文化大革命’给我们的教训”座谈会。来自首都地区的一些专家学者在会上踊跃发言。本刊将他们的发言要点进行整理后发表,以飨读者。     

王稼样在“文化大革命”中

王稼祥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冲击,身心备受折磨,但他没有屈服,而是采取特殊方式进行抗争,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精神.     

杨勇在“文化大革命”中

毛泽东的麾下,名将如林,其中,上将杨勇、杨成武、杨得志,被毛泽东风趣地称为“三杨(羊)开泰”。杨勇原名杨世俊,1913年9月出生于湖南省浏阳县文南乡文家市的一个中农家庭。1930年5月,他在平江参加红军并入党,改名杨勇。他先后经历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三个艰苦时期的     

“文化大革命”初期群众组织取向的个案评析

如何分析和评价“文化大革命”中,众多群众组织面对严峻的政治形势和复杂的社会关系时所具有的心理反应和思维定势,是研究“文化大革命”群众组织及群众运动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基于对“文化大革命”中清华大学两个十分著名而典型的群众组织的分析,力图从群众组织的六种主要取向来为研究“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问题提供一个具体的着眼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