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国家治理的理想图景

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深厚“人治”传统的国家。人治,尽管也是治理国家的一种方式,但由于受人的因素的影响过大,非理性色彩浓厚,对公权力的行使往往具有随意性和任意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治建设突飞猛进,随着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全面推进,法治精神已逐渐融入社会主流文化。但这并不代表权大于法这种传统“人治”思想没有了市场,相反,从近年来频频发生的典型案例来看,权大于法不但存在,甚至还在一些领导干部的思想行动中表现出来。约束权力、     

“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权力边界

《宪法》第62条第16项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了兜底式授权。鉴于全国人大在我国的特殊优越地位,如何在宪法框架内为其划定权力边界,是理论上与实践上的重大议题。宪法上所称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应当作为一个规范概念予以把握,以判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权限。第一,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最高是指在公权力机关序列中的相对优越,而不是绝对无限;第二,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在行使监督权时,不应损及被监督者依据宪法而享有的职权的完整性与独立性;第三,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实际行动能力决定了应当由其行使的职权是有限的。     

实现中国梦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探析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中国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中国梦承载历史、昭示未来,是关于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的未来规划。任何梦想的实现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应该在把握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迎接挑战中,凝聚中国力量、弘扬中国精神来实现伟大的中国梦。     

中国梦·我的梦——中国梦之说

当今中国政治舆论宣国梦”这一热词。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担当,也是中国人民乃至全体炎黄子孙共同的美好追求。当下的华夏神州地不分东南西北,     

“中国梦”视角下的中国和平发展战略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中国梦的伟大战略思想。中国梦体现在我国外交战略上就是坚持和平发展、坚持互利共赢、参与全球治理之梦。中国梦视阈下的中国外交政策,引领着我国和平发展外交政策的新理念,开辟了我国和平发展立体外交的新格局,因此成为新时期统率中国和平发展战略全局的核心思想。     

法治护航“中国梦”——依法治国的伟大成就

法治,人类的共同皈依.依法治国,是中国共产党的庄严选择,中国民族伟大复兴的磐石.从开国大典前夕的《共同纲领》播下法治的“种子”,到民主法制在经历曲折后的艰辛探索;从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到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法治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定信念和执着追求.我们欣喜地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法治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法治观念日益深入人心,民主法治理论不断丰富,社会主义法治实践不断发展,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重视和实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逐步走上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道路.     

石文龙：法治是实现中国梦的制度基础

法治不仅是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制度保证，也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是实现中罔梦的制度基础。     

论理想作为规范——兼评邓正来之"中国法律的理想图景"

理想作为规范意义上的行动理由,无论在当前理论中,如追问"中国法律的理想图景",还是在当前实践上,如创建"和谐社会",都是一个重要的论题,但却一直缺乏从规范意义上的分析性观察.通过分析抽象理想和具体理想作为规范在命令、要求和建议层面上的不同意涵,试图揭示出隐藏在美好理想和近现代挫折之间重大断裂的原因:不同意义上的理想本应居于相应的规范位置.基于此,检讨了当前追问"中国法律理想图景"可能具有的积极和消极的一面,进而通过分析全民所有这样一个理想,指出面对和谐社会以及其他现实已经存在的理想,问题不在于发现新的理想图景,而是如何找到实现该理想的途径.     

东方有风春满园——春天里成长中国梦

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     

从理想走向现实的中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充分实现和享受人权，是人类追求的共同理想，也是中国人民孜孜以求的理想。促进和保护人权，是各国政府的神圣职责，也是中国政府不懈努力的神圣职责。尽管以个人权利为核心的“人权”概念产生于近代西方，但尊重人、爱护人的人权理念在中国文化中源远流长。人权在中国，是一种理想，也是一种制度，由理想走向现实，标志着并且推动着中国社会的历史性进步。     

论正当防卫的权利分析——兼议死刑的存废

正当防卫是由公民的个人行为和国家的特殊授权组成。国家特殊授权是权利救济,是公力救济;公民个人行为是行为救济,是私力救济。因此,正当防卫是公力救济与私力救济相结合的产物。更为特殊的是,正当防卫表现出权利与行为的相对运动,其权利救济是国家刑罚权对公民权利的救济,是公权对私权的自上而下的补充,其权利的运行方向是下行的;而其私力救济是公民防卫行为对国家刑罚的补充,是私力行为对国家行为的自下而上的补充,其行为的运行方向是上行的。     

理想、官方、民间——浅议舆论的三个层次

作为一个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逻辑起点,舆论概念本身的定义就有许多争议,这是由舆论学自身特点决定的.但无论差异多大,我们在理解"舆论"二字时,都应该认识到它是复杂的、多层次的,理想状态下的舆论指的是在诸多前提条件下的人们对全息信息的独立认识结果;官方控制下的舆论是政治舆论学设想的理想状态,也是现实生活中的常态舆论的主体;民间隐藏的舆论相对于官方控制舆论而言,官方控制越严,民间隐藏的舆论的存在形态和存在方式越多样.     

俄罗斯早期市民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以社会、国家及社会舆论为视角

17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俄罗斯国家管理体制的演变和社会与国家的相互作用，是俄罗斯早期市民社会形成的社会学基础，从中也可以进一步理清俄罗斯社会从管理客体转变为管理主体的历史演变过程。作为社会与国家沟通主要渠道的社会舆论界在俄罗斯早期市民社会形成过程中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国家与社会的每一次冲突与调和，国家暴力与革命者暴力的每一次角逐．舆论界总会向独立迈近一步。俄罗斯的社会现代化进程是以一种病态的方式进行的，君主——社会现代化的创始人和长期以来的领导者最终也以垮台而告终。最终，由于最后两位皇帝的缺点以及舆论界忍耐力、睿智和远见的缺乏导致了布尔什维克主义革命。     

重温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兼论加强社会主义的国家机器

学习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对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人民民主专政的阶级实质,决定了它必须依法制裁反对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加强社会主义国家机器,要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一中心任务,大力发展生产力,增强物质基础;要建立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完善社会主义法制;要大力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发挥精神动力的作用。     

支配、正当性与法律理想图景——读《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支配与正当性之间的关系构成了《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书讨论的主要脉络,从语义分析的视角看,在现代化范式与其批判之间,存在着二种不同的对中国法学研究进路的理解.对现代化范式批判的再反思,对中国法律理论图景的再认识,是推进这一讨论的最好方式.     

论行政诉讼缺席判决制度的目的、功能和司法理想

改造完善行政诉讼缺席判决制度必须解决的三个基本理论问题:行政诉讼缺席判决制度的目的、功能和司法理想。缺席判决制度的设立目的是为人民法院在缺席行政案件审理中运用审判权提供程序保障,维护法律尤其是司法的尊严;缺席判决制度的功能应当是控制缺席情形的发生,保障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保证司法审查权通过诉讼程序得到实现;理想的缺席判决制度应当是能为当事人所理解的具有正当性和高效性的制度。     

国际法上国家及政府承认的依据——国家利益

国际法上有关新国家、新政府的承认制度，是建立在既存国家的国家利益基础之上的，一个既存国家出于其国家利益的考量，在一个新国家、新政府出现的时候，或是予以承认，或是予以否认。可以说，国家利益在当今的国际社会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国家利益观念的演进与二战后国际经济法的发展

国际法与国际关系之间关系紧密,国际法学与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相互影响,这些特性决定了不同时期占据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概念对国际经济法的发展可能产生迥异影响,或具有不同的解释功能。国家利益的观念即是其一。具体的讲,二战后现实主义的“权力利益观”对同一时期国际经济法的发展产生很大的消极影响,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合作利益观”解释国家间在经济领域的立法合作。同时,在全球化背景下兴起的建构主义的“观念利益观”,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实践上,对国际经济法的发展都将产生一定程度的积极意义。     

法治国家建设的历史演进及其法理学分析——兼评国务院对行政行为享有最终裁决权

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目标,从我国的历史和现状看,既存在现行立法机制上的问题,也有现行政体本身的特点的限制以及人们的法律理念上的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对法治建设历程的回顾和对《行政复议法》的立法得失的分析,进一步阐明我国行政法治建设的现状、存在的困难．尝试着对行政法治建设进程中的深层问题作初步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