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品犯罪侦查中通讯监听的失谬与规制

当前,通讯监听作为刑事侦查领域的前沿技术,在打击毒品犯罪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随着通讯监听技术的广泛使用,监听失谬的风险逐渐凸显。通讯监听的失谬主要体现在通讯监听扩大化与保护公民隐私权的冲突、法律规定抽象化导致的通讯监听"脱轨"、通讯监听证据的证明力困境三个方面。因此,有必要重构通讯监听制度,将监听决定权与执行权分离,明确监听法律规定,提高通讯监听证据的效力,确定通讯监听的最低限度。     

监听的立法及其在证据法中的地位研究

监听是世界各国为应付犯罪形势的新变化而发展起来的一种高技术化、高隐密性的强制侦查措施,其出现对于侦查机关打击和惩罚犯罪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监听是一把双刃剑,如对其不加任何制度约束和限制则易于侵犯公民隐私权。尽管监听在实践中经常被我国侦查机关采用,但刑事诉讼立法上对该强制措施却缺乏明确规定。规范监听立法及正确界定监听形成的证据之效力已成为我国刑事侦查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     

秘密通信自由下的通信监听

秘密通信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权利,通信监听必须符合最小限度侵害原则。目前我国通信监听未纳入程序法,也没有专门的通信监听法对通信监听的实施做具体规定。必须以寻求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两大价值目标的调和为指导思想,在借鉴国外有关通信监听的立法通则、结合我国国情的基础上,对我国现行的监听制度进行完善,以有效防止通信监听被滥用。     

论监听的界限

监听是侦查人员为查明犯罪而广泛运用的一种技术。我国刑诉法应当将监听作为侦查行为之一进行规定。同时,由于监听具有侵犯隐私权的潜在可能性,为此,必须明确监听的界限。除了将监听限定在一定范围使用外,还必须有严格的程序规定。     

电话监听的相关法律问题

电话监听的出现对侦查机关打击和惩罚犯罪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监听的采用又严重侵犯了公民的隐私权,因此各国都对电话监听规定了严格的法律程序,以防止侦查机关过度侵害公民权利,我国的刑事诉讼立法对电话监听缺乏明确规定,应当加以改进。     

论我国刑事悬赏制度的构建

刑事悬赏作为刑事侦查中的重要破案手段，在国内外的侦查实践中已经得到广泛的应用。为了适应我国打击、惩罚犯罪工作的现实需要，应该尝试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刑事悬赏制度。     

秘密监听问题探析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犯罪手段日益智能化,秘密监听作为一种高科技刑事侦查手段,在司法实务中被广泛地应用于侦破犯罪案件。然而同国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关于秘密监听的立法还很不完善,司法实践中容易造成混乱,并与公民的隐私权相冲突。为此,需要探讨秘密监听的立法起源,结合证据学阐明秘密监听的证据效力,并针对秘密监听在立法、司法中存在的问题,对它的适用条件,程序机制及个人权利的保护提出可行性的构想。     

侦查程序中人权保障之探讨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设置的侦查程序忽视程序公正,不利于保障人权,无法实现司法公正,因而借鉴国外侦查程序中的合理成分,本着将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有机地统一起来的思想,完善我国刑事侦查程序中人权保障之规定。在我国刑事侦查程序中应赋予律师在侦查阶段广泛的参与权,强化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权利保障,确定各种侦查措施和行为的适用应遵循比例原则或必要性原则,扩大侦查控制的范围等,以期实现人权保障与惩罚犯罪的统一,实现我国刑事司法的公正。     

我国诱惑侦查的法律规制探析——以德国诱惑侦查制度为借鉴

诱惑侦查作为一种特殊的侦查手段,如果适用得当,有利于对犯罪进行有效地打击,但是如果适用不当或者滥用,也会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鉴于我国对诱惑侦查尚未有相应的制度规定,有必要在借鉴德国关于诱惑侦查制度的有关规定并结合我国实际的基础上,对我国目前司法实践中诱惑侦查的无序状态进行法律规制,以实现刑事侦查法治化,寻求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之平衡。     

秘密监听的证据学思考

秘密监听作为应对有组织犯罪、黑社会犯罪、恐怖犯罪和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刑事犯罪的有效侦查行为,如何对其所获得的证据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加以确定,如何在运用秘密监听所获得的证据惩罚犯罪的过程中保障被监听人的人权,便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课题。     

属人管辖权的刑法规范冲突与控制

有限制属人管辖权是本国刑法对在其领域外的本国公民犯罪的管辖设置一定的前提条件,无限制属人管辖权对本国公民在国外犯任何罪都应当管辖。我国公民不论在世界上的哪个国家,也不论在外国居住时间有多久,他所实施的行为只要符合我国刑法中关于犯罪的规定,我国刑法都可以追究其刑事责任。此规定明显不具合理性,缩小了属人管辖权的管辖范围,而公民救济权利、制裁违法行为是我国刑法合理设置属人管辖权的应然考虑。     

贩毒案件中的诱惑侦查之合法性分析

当前,受国际毒潮的影响,我国的毒品犯罪形势日趋严峻,毒品消费以及毒品犯罪给社会造成的危害日益严重。鉴于贩毒案件的特殊性,在现实的迫切需要下,侦查部门在贩卖毒品案件侦查中开始适用诱惑侦查措施。国内关于诱惑侦查的合法性讨论较多,但少有结合具体案件实践分析适用诱惑侦查措施是否合法。在贩卖毒品案件中适用诱惑侦查措施有其必要性,从实体法、程序法角度看也具备合法性。     

论侦查启动之随机性——由儿童失踪立案程序转变透视我国侦查启动模式之利弊

我国刑事诉讼法在侦查程序之前设立了立案程序,并将其作为刑事诉讼的启动程序,这使得我国刑事侦查启动被归于典型的程序性启动模式。然而,实践中,立案程序的设计存在着严重的弊端,由此也产生了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现今大多数国家都采用了随机型的侦查启动模式,且随机型侦查启动模式较之程序型启动模式更为科学、合理,更有利于实现刑事诉讼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双重目的。可见,在当下,重构我国的侦查启动程序,已成为一个迫切需要我们解决的问题。     

比较法视野下的职务犯罪侦查与人权保障

世界各国职务犯罪侦查模式各具特色,但在诉讼构造上仍未打破两大法系界限。在平衡犯罪控制与人权保障过程中,当事人主义侦查模式与职权主义侦查模式相互借鉴,趋向融合。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从法治国家侦查程序中汲取了合理因素,为我国职务犯罪侦查模式转型指明了方向。     

公司犯罪的内涵与外延研究

公司犯罪的概念在我国有一个发展过程,迄今未见统一。以同类客体为标准,将公司犯罪的内涵界定为"自然人或单位实施的违反公司管理法规,侵害国家公司管理制度的依法应受刑法处罚的行为"更能体现公司犯罪的本质特征。明白其内涵,确定其外延,有助于分析公司犯罪的特点,并为找出公司犯罪的原因和治理对策服务。     

浅论诱惑侦查制度的原则缺陷及完善措施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诱惑侦查被应用于打击毒品犯罪等隐蔽性犯罪上,若不从立法上对诱惑侦查制度加以规范和引导,极易导致警察权力的失控与“掉入陷阱的不幸者”权利的被侵犯。诱惑侦查如何不与人权潮流相违背,在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中找到平衡点,亟需在立法上加以理性的规定。     

属人管辖权的刑法思考

有限制属人管辖权是本国刑法对在其领域外的本国公民犯罪的管辖设置一定前提条件;无限制属人管辖权对本国公民在国外犯任何罪都应当管辖。“我国公民不论其在世界上的哪个国家,也不论在外国居住时间有多久,他所实施的行为只要符合我国刑法中犯罪的规定,我国刑法都可以追究其刑事责任。”此规定明显不具合理性。缩小属人管辖权的管辖范围、救济公民权利、制裁违法行为是我国刑法属人管辖权规范控制的应然考虑。     

刑事一体化视野中的无被害人犯罪

无被害人犯罪是犯罪学上的一个特殊类型,对之进行研究的目的就是探究是否能够对之进行非犯罪化,因此在刑法学上属于＂待非犯罪化＂的犯罪。无被害人犯罪并非没有被害人,而是当事人不认为自己是被害人,因此,无被害人犯罪能否被犯罪化在于该种行为是否对法益造成侵害或者威胁。     

职务犯罪侦查监督制约新模式下的侦查措施改良

《律师法》实施全面拓展了律师会见权与调查取证权,强化了对职务犯罪侦查的监督制约,也对职务犯罪侦查措施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必须从把职务犯罪情报机制建设作为一项重要基础工作、作为扭转职务犯罪侦查工作被动局面的战略措施这一高度上来认识,转变观念、增强情报工作意识。反贪部门在不断提高工作水平的同时,有必要积极建议立法机关合理地配备特殊侦查措施,应对新形势下的办案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