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的台湾文学场域与媒介

20世纪50年代的台湾文学前承光复后台湾文学的转折,后启60年代文学的兴盛。此时期文学杂志的“民营”状况,副刊非一统的存在状态,都悄然改变了权力场和文学生产场之间的单一支配关系,使控制文学场域的合法逻辑出现了裂隙,并使得作者、编者、读者的性情最大程度地影响文学生产。此种历史境遇中的文学传播,使政治高压下的20世纪50年代仍能涌动起多种文学思潮,也使台湾文学的乡土性、本土性得以延续、流布。20世纪50年代的台湾文学不应在意识形态层面上被看做文学的断裂。     

50年代中期“和平解放台湾战略”形成初探

50年代中期,中共形成了和平解放台湾的战略.历史表明,这一战略对中共对台工作和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演变,有着深远的影响.本文旨在对这一战略形成的背景、过程、基本着眼点和主要内容作一初步的探讨.     

50～60年代大陆与台湾经济变动中的民众伦理

５０～６０年代大陆与台湾经济变动中的民众伦理（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高辉（北京）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副研究员李长莉中国民族文化伦理与现代化（工业化）的关系问题，是东亚学术界关注的一个课题，也是中国大陆和台湾现在仍然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大陆和台湾...     

二十世纪50-60年代法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及其启示

法国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历史上的政治制度所“具有的典型性是欧洲任何其他国家所没有的”（《马恩选集》第一卷，第602页）。今天，法国及世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其政治制度仍具有典型意义（被一些转型国家复制，如俄罗斯等）。而战后法国的政治发展，尤其是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法国政治体制改革，既体现了法国的自身变化及对环境的适应，又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战后西方国家政治发展的一般特征和趋势，因此，研究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法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有重要的意义。     

试论三十年代台湾小说

震憾世界的“五四”运动,以磅礴的气势充分显示出中华民族新的糈神面貌。这一运动的浪潮,迅速波及到当时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岛。“五四”精神启迪了台湾同胞的觉醒,岛上也掀起一场新文学运动。经过十年的生长、发展,三十年代,台湾新文学运动进入一个新阶段。自1930年至1937年6月这段时间,被文学界认为是台湾新文学的“开花期”和“成熟期”。这时期,文学社团日趋扩大,报刊杂志大为盛行,作家辈出,作品增多,台湾     

20世纪50年代以来台湾经济体制市场化的历程、特点及其影响

在一个既定的理论框架下,本文考察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台湾经济体制市场化的历程和特点,认为20世纪50年代以来台湾以自由化为主旨的体制市场化不仅锻造了微观市场主体,也为工业化的重大进展提供了市场制度保障,从而促使台湾经济快速成长并步入新兴工业化经济体行列。全球化和区域化背景下,经济体间的一体化安排成为微观市场主体经济活动的重要制度保障,而台湾在全球经济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游离态势则无法实现这一组织功能,从而成为其经济困境形成的重要因素。台湾经济要走出困境,必须有效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可行的路径是由国家主体授权或通过与国家主体先行构筑一体化进而参与到更大范围的一体化之中。     

论20世纪50—70年代爱欲叙述中的性别政治

在中国革命胜利之后,为了社会秩序稳定,也为了聚拢、集结人们全部身体力量为革命建设服务,国家意识形态加强了对爱欲的管束与治理,革命伦理建立了压抑个人爱欲快感、崇尚奉献牺牲的革命爱欲观。然而,从性别政治角度考察,不论是“十七年”时期压抑爱欲的革命文学叙述,还是文革时期彻底剔除爱欲的激进文学叙述,写作者的性别立场仍潜在规约与影响着文本对男女两性性别角色的认知和建构。男作家的革命文本叙述也隐含着男性中心主义文化立场,而女作家的革命文本却在革命规范之内做着隐蔽的突破,试图为女性解放找寻合理路径,为女性寻求更加开阔的生存空间。     

浪漫主义与60年代台湾文学思潮

在已有的各种台湾文学史叙述中 ,浪漫主义的缺席引起一些敏感的学者的思考 ,或分析其原因或搜索其踪迹。本文认为从《文学杂志》到《现代文学》 ,台湾学院派文学对浪漫主义的看法有明显的改变 :从驱逐浪漫到浪漫的回归。在 6 0年代台湾文学场域里 ,《现代文学》杂志所代表的现代主义具有青年次文化运动的特征 ,必然表现出一种青年知识群体特有的浪漫心性 ,一种冲破时代压抑的生命激情。因此 ,台湾现代主义思潮隐含着浪漫主义的精神维度。     

基于粮食政策视角下的20世纪50年代台湾土地改革经验探析

台湾20世纪50年代的土地改革削弱了地主的权力基础,让农民获得了土地,激发农民的积极性,有利于粮食增产,从而稳定政权,促进社会转型,为台湾经济的腾飞奠定了基础。     

台湾青年与台湾的政治选举

2012年台湾＂大选＂以国民党胜出而降下帷幕。那些合资格首投族在＂大选＂投票的那一刻出现严重＂窝票＂现象。原因是：台湾青年普遍对＂看得见的未来＂缺乏信心;长期以来政治意识淡化的必然结果;逆反心理强化首投族对选战的反感;台湾青年在激烈选战中出现＂审美疲劳＂;客观上考试时间与回乡投票冲突。＂窝票＂背后隐藏着的台湾青年政治价值观危机,随着两岸长期和平发展的进程而给未来台湾选举带来影响：台湾青年＂窝票＂仍将是＂教训＂政治人物的＂杀手锏＂;公民意识的淡化造成选举投票率滑坡不止;缺乏政治经验使投票意向更加难以预测;两岸认同危机因教科书问题而继续存在。追踪台湾青年政治价值观的未来走向,是研究未来台湾政治选举的重要课题。     

20世纪50年代的服装

中上装和列宁装新中国刚成立时,人们的服装还保留着民国时期的样式。城市市民一般穿侧面开襟的长袍,妇女穿旗袍。农村男子一般穿中式的对襟短衣、长裤,妇女穿左边开襟的短衫、长裤,有的还穿一条长裙。衣服面料多是机织的"洋布"、粗棉布、麻布。此外,还时兴西装和中山装。     

台湾家族政治透视

台湾的家族政治,自台湾实施"地方自治法"以来即已存在,可谓由来已久。每到选举时节,家族政治的问题就会浮上台面,引起社会大众的注目。今年由于"立法委员"、"院辖市长"、"市议员"三项重要公职选举同时进行,又因"精省"效应引发卡位战,"政治世家"全力动员,夫妻档、兄弟档、姐妹档、父子档纷纷登场,热热闹闹的家族政治已成为台湾政坛的又一奇观。有人说,这是"内举不避亲",人尽其才,台湾政治民主化的最好体现;也有人说,这种家族庇荫,兄终弟及的现象,是封建宗法制度的残余,实质上是对台湾政党政治的嘲弄,是一种历史的倒退。孰是孰非,世人自有公论。一、家族政治的类型及表现形态由于历史的原因,台湾地方政治向来派系、山头林立。不论派系也好,山头也好,绝大多数以家为本位,先家庭而后家族。尽管表现形态五花八门,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类:夫妻档较为有名的是属民进党的姚嘉文、周清玉,黄天福、兰美津,许信良、钟碧霞,以及已经离婚的     

50年代的社会净化风暴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中央发动人民群众,横扫贪、毒、娼、赌四害,净化社会环境。社会净化运动涤荡了旧社会的污泥浊水,清理了腐败分子,使社会风气清新健康,促进了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不讲理的台湾政治

坦白讲．明年3月谁当选“总统”．我实在提不起兴趣。我最担忧难过的是．20年来．台湾已经渐渐孕生一种强固的、不讲理的政治文化。台湾政治有多不讲理7从民进党容不下沈富雄就可见一斑。沈富雄4年前扯进陈由豪事件．注定他从此只能当讨厌的”乌鸦”。当一个党已不准讲真话．当派系被迫假解散．当执政党还是选举机器．“执政”二字只是形容词而非动词。     

台湾“戒严年代”的荒唐事

台北曾经没有8路公共汽车．法国作家左拉的作品因为作者姓“左”而不可在台湾出版,连金庸的小说《射雕英雄传》．也因为暗合毛泽东的词句（毛泽东诗词中有“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之句）,而被迫在台湾改成了《大漠英雄传》……     

80年代后半期台湾成为对外投资者

80年代后半期,对于以出口为导向的工业化中取得显著发展的台湾经济来说,是一个重大转机的时期。而最充分地反映这一重大转机现象的是,台湾从一个长期接受海外直接投资的接受者演变成为对外投资的投资者。这一点在台湾岛内外都十分引人注目。本文着重分析80年代后半期台湾的这一迅速变化。首先整理一下台湾迅速扩大的对外投资现象。然后,了解还有哪些产业留在台湾,并从对台直接投资的变化中,弄清台湾     

八○年代以来的台湾文学理论批评

(一) 经历了“乡土文学论战”大规模论争洗礼的台湾文学理论批评,进入80年代后,呈露了新的鲜明特色——它既有数十年累积下来的各种艺术观念和批评经验的共时汇聚,更有新的开拓和进展。显然,在经过分别具有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性质的文学思潮一“正”一“反”的过程后,台湾文学理论批评进入了一个新的“合”的阶段。 1980年前后开始的对当代台湾文学发展历史加以回顾、总结、比较。检省的风尚,即这种趋向的直接表现和必然结果之一。1981年《联合报》出版《联副三十年文学大系》,其“总序”《风云三十年》将过去30     

台湾政党政治与台湾未来政治格局走向

台湾政党政治与台湾未来政治格局走向１、国民党的衰势还将持续一段时间，政经资源还将流失，“一党优先”的局面有可能不保，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其仍将有实力维持台湾政局平衡。２、民进党的进取势头仍将保持，将严重挑战国民党的统治权。３、新党发展的空间在扩大...     

50年代美国华裔的命运抉择

在50年代特定历史条件下，生活在美国的绝大多数华裔放弃中国国籍，宣誓效忠美国，走上了认同美国之路。他们成批迁出华人聚居的唐人街而搬到市郊居住，选择高等教育作为“向上移”的突破口，重新塑造了华裔的形象并开始被主流社会接纳。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从不提及美国社会的工作歧视和种族隔离问题，对主流社会一味采取了迎合与屈从的态度，从而使这种认同带有明显的屈辱性。美国华裔的认同抉择，主要不是所谓“化离心”，而是当时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