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刑法修正案八的盗窃罪既遂未遂界定标准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对盗窃罪做出了重要的修正,增加了三种入罪情形,同时降低了盗窃罪的量刑。从盗窃罪整体趋于轻罪、保持盗窃罪与侵犯财产类犯罪的统一性、在司法实践中非情节严重之盗窃未遂不予定罪处罚等角度分析,盗窃罪仍然是结果犯。在此前提下,对入户盗窃、扒窃、携带凶器盗窃的着手点、既遂点进行进一步探索;对盗窃记名、不记名的有价支付凭证、有价证券、有价票证,开锁类工具的既遂、未遂问题进行进一步厘清。     

论盗窃罪既遂未遂的区分标准和具体认定

在司法实践中,如何具体认定盗窃罪的既遂未遂,需要根据不同的情况进行判断。其中,实施盗窃的场所、时间、盗窃的对象、盗窃主体的身份、盗窃行为的手段等都可能影响到既遂未遂的标准划分。同时,对于数额较大,应从主客观两个方面进行理解。只有行为人主观上企图窃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客观上可能造成公私财物损失数额较大时,才构成盗窃未遂。     

浅析唐律盗窃罪的既未遂认定标准

唐律"公取窃取皆为盗"条依据"物"的不同特性,将"物"分为器物之属、阑圈系闭之属、放逸飞走之属和伴随物,并对它们的既未遂规定了不同的认定标准。又因其认定标准本身的特点,而对现代刑事司法和立法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不同种类身份犯之共同犯罪的定罪研究及立法建议

不同种类身份犯之共同犯罪的定罪问题是我国刑法理论界长期争论的问题,也是司法实务界非常困惑的问题。笔者认为身份因素产生的依据不同,必然对定罪与量刑的影响作用也不同。因此,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定单一罪名或者不定单一罪名,而是要依据身份因素对定罪与量刑的作用来决定罪名与刑罚。由于我国刑法总则对身份犯之共同犯罪的定罪与量刑没有指导性条文,导致司法实务难以操作与混乱现象。笔者参考国外立法经验,提出合理的立法建议。     

论目的犯的地位

由于目的犯中犯罪目的的难证明性和侵犯人权的可能性,其地位遭到司法界和理论界的广泛质疑。本文通过分析目的犯与四种定罪机制的关系,肯定了目的犯在定罪中的重要地位,并提出通过规定犯罪目的的基础事实和设置兜底罪等方法,对目的犯进行完善。     

对“身份不明犯”定罪量刑的思考

“身份不明犯”是指《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身份不明犯”的侦查、起诉、审判,先要明确程序法上“身份”的范畴问题。“年龄”作为程序法“身份”是涉及定罪量刑的一项重要内容。司法实务中,怎样科学、准确地认定“年龄”,以保证法律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的统一,需要认真探讨。     

论准中止犯——兼评大陆法系中止未遂的有效性要件

准中止犯是指在行为人犯罪行为实行终了的过程中,主观上基于自己的意志放弃了犯罪行为,客观上对于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付出了真挚与积极的努力,只是行为人的中止行为与犯罪结果不发生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因而准用中止犯的处罚原则的情形。准中止犯的立法例表明大陆法系刑法在中止未遂的有效性要件上出现松动,是主观主义刑法立场的体现。我国传统的刑法理论不承认准中止犯,但我国刑法在对待中止犯问题上历来持主观主义立场,因此准中止犯的立法能为我国借鉴。     

危险犯犯罪形态之辨正

危险犯是犯罪既遂的类型之一 ,这本是学界通行的见解。但近年来众多论者对此通说提出质疑。对此质疑所持的理由笔者进行了逐一的批驳     

再论盗窃罪既未遂的区分标准——以行为过程为分析视角

传统上认定盗窃既未遂的观点存在共性缺陷,引入行为过程的概念能够克服之。行为过程是一个主客观相互作用的过程,因此科学的盗窃既未遂认定标准也应主客观相结合,同时围绕犯罪行为人的行为过程来设计。其认定标准有二：一是行为人的主观计划是否实现;二是行为人的行为在客观上是否对受保护的法益造成损害,即是否实际控制被盗财物。     

盗窃罪犯罪主观特征研究

盗窃罪的主观故意包括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两方面内容。认识因素包括对犯罪对象的属性、他人占有状态及其价值在较大或巨大以上的认识和明知。犯罪目的是盗窃罪构成的必备要件,刑法学界对盗窃目的的认识和研究有一个发展过程,“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得到立法上的肯定。犯罪动机不属于盗窃罪的构成要件,可作为量刑的参考因素。不能以事后故意来追认事前所为而成立犯罪。而只能根据事后产生的犯罪故意的内容另行论处。     

盗窃罪中数额要素的作用新探——从规范层面分析

盗窃罪中的数额因素决定着盗窃罪成立与否，同时对于盗窃罪既遂与未遂的认定也有影响，但是不同类型的盗窃案件中，数额因素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分析盗窃罪的既遂与未遂不但要考察盗窃行为本身的既遂与否，还要考察盗窃的数额是否达到法定要求。在认定盗窃罪的成立及形态时应该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并在坚持结果无价值的立场上评价认识错误情形下的盗窃行为。     

犯罪未遂形态研究

在犯罪的未完成形态中,犯罪未遂在司法实践中极为常见。准确理解犯罪未遂的特征和分类,掌握犯罪未遂与其他犯罪形态的异同,分析犯罪未遂的具体量刑标准,对正确贯彻刑事政策与体现罪行相适应原则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盗窃罪与侵占罪的比较研究

盗窃罪和侵占罪是侵犯财产罪中两种不同的犯罪形式。两罪相同与相似之处表现在:两罪侵犯的是公私财产所有权,在客观方面都以“数额较大”作为构成犯罪的必要要件之一,在主观方面都以“非法占有”作为行为目的。两罪在行为对象,行为方式、犯罪形态和诉讼程序方面都表现出各自的特点。     

教唆未遂的立法探析

教唆犯一直为学者们所关注,教唆未遂的认定更是争议不断。由于对教唆犯性质认识的不同,教唆未遂的认定也不同。本文就从教唆犯性质人手,重新审视教唆行为的未完成形态,以此解决教唆未遂认定问题。     

身份犯新论

徐留成在《政治与法律》2008年第9期撰文认为，身份犯是一类犯罪，并非指一类犯罪人。作为一类犯罪的身份犯，是指法律规定的以实施犯罪的行为者在行为时所具有的刑法身份为定罪要件或法定量刑情节的犯罪。刑法身份是指法律规定的，对定罪量刑具有影响的一定的个人要素或一定的单位附属条件。包括自然人刑法身份与单位刑法身份。类罪特征、     

危险犯之独立性研究

危险犯的产生是实害犯处罚标准前移的结果,在立法补漏、行为指引和行为人主观罪过的可责性上都有其正当性。作为一种独立犯罪类型,危险犯并非实害犯之未遂犯,而是一种既遂犯,其既遂的评价标准为稳定、静止危险状态的出现。     

不真正不作为犯与作为犯等价性研究

由于不真正不作为犯适用作为犯的法律规定,因而认定不真正不作为犯与作为犯存在等价性就十分重要。从犯罪构成要件的开放性特征和法益侵害本质看,不真正不作为犯与作为犯具有等价性。在判断二者等价性的标准上,应采用"危险原因设定说",即不作为人在其行为之前就设定了向侵害他人法益方向发展的因果关系,从而实现不真正不作为犯与作为犯等价。     

增设单位盗窃罪的立法思考

单位盗窃行为在现实生活中经常发生,严重危害社会秩序.针对司法实践中要么把单位盗窃行为不作犯罪处理,要么把单位盗窃作为自然人盗窃罪处理所存在的弊端,笔者建议,我国刑法应尽早增设单位盗窃罪.单位盗窃罪的主要特征是:构成单位盗窃罪的起点要高于自然人盗窃罪,单位盗窃罪的处罚应实行双罚制.     

论盗窃罪的非法占有目的

盗窃罪的主观方面除了犯罪故意之外,还应包括非法占有目的。非法占有目的作为盗窃罪超过的主观要件,不仅有着与其他财产犯罪相区分的机能,而且有着区分罪与非罪的功能,其基本含义是意图以所有者的地位永久性地支配、利用他人的财物。对非法占有目的的具体认定应采用以客观事实为基础的推定方式确定,除此之外,还应借助与其关系密切的"使用盗窃"、"毁坏目的"的区别中辨明是否存在非法占有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