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论中国刑法现代化视野下的犯罪概念

犯罪概念是刑事法学的基本范畴之一，不同的语境会得出不同的犯罪概念，而不同的犯罪定义则反映了不同的犯罪观念。贯穿中国刑法现代化的思想主线是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融合、社会保护与人权保障的统一，因此，刑法现代化视野下的犯罪概念也应体现这一价值取向。中国现行刑法规定的犯罪定义在总体上契合刑法现代化的要求，但在具体说法上应修改为：符合刑法规定的、侵害法益且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行为。     

论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关系

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是一对法哲学范畴,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对法治实践尤其是司法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冲突情景下的选择模式有实质合理性优先、形式合理性优先、实质合理性与形式合理性并重三种模式。但单纯强调某一个方面优先均有较多的局限性,而强调并重实际上却很难办到。实质合理性与形式合理性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是冲突的、对立的,但两者统一的可得性是存在的,两者统一亦具有必要性。现代法治尤其是后现代法治的基本目的就是要追求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的统一,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提供了有效的统一工具。     

试论行政规范的合理性

满足合理性要求的行政规范有助于建立有效的利益调节机制。因为这样的行政规范能够在价值合理性的基础上实现工具合理性,即以相对较低成本谋求多数人利益需求。因此,必须预设行政规范目的是从“众意”中寻找“公意,”而且规范的内容是对经济和社会的适度干预,设计满足简单而公正的要求的具体程序制度,并建立对已经生效的行政规范的审查、监控机制,从而最大程度地使制定出来的行政规范具有合理性。     

浅议法的形式合理性

法的形式合理性理论是西方法治文明的产物,自上个世纪以来一直是法学界所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通过对韦伯、麦考密克、哈贝马斯等中外学者关于法的形式合理性理论的考察,强调对法的形式合理性的研究不仅是一个有价值的理论问题,还是一个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实践问题.当下我国在构建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过程中.大量移植和借鉴西方法律,从而更加凸显了法的形式合理性在法律的发展和法治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对“良性违宪”的反思

本文认为，前两次“良性违宪”的讨论不够深入和全面。“良性违宪”理论的错误不是一般性错误，而是法哲学层面的方向性错误。“良性违宪”理论为宪法制度确立了两条凌驾于宪法原则之上的政治标准。用韦伯的理论框架分析，就是拥护实质合理性法律观而反对形式合理性法律观：用昂格尔的理论框架分析，就是拥护官僚法而反对法治。因此这种理论站在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对立面。与此同时，虽然存在重大错误，但“良性违宪”理论所揭示的现象却值得思考，从中我们可以反思我国宪法文本以及宪法修改和变迁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论法的形式合理性及其研究意义

法的形式合理性所研究的内容是作为规则体系的法自身的合理性,而作为一种规则体系的最初要求是符合逻辑,内部协调统一。另外,还要求它具有普遍适用性,可操作性和使用语言明确。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阶段,研究法的形式合理性对于法治建设而言,不仅有理论上的指导意义,更具有实践层面上的具体操作的意义。我们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依法治国",就不能忽略法的形式合理性。     

试论行政合理性原则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控制

行政合理性原则主要审查行政自由裁量权在法定幅度范围之内行使得是否合理适当,为法定权限范围内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控制提供了依据。本文着重论述了行政合理性原则的功能、对行政自由裁量权控制的具体要求及主要形式构成,特别论述了行政合理性原则在实现权力对权力的合理控制中的重要作用。     

关于韦伯科层制合理性的再思考

作为一个重要的创生概念,韦伯的科层制的合理性为现代社会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然而,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纯粹追求效率、忽略个性使得科层制的弊端日益暴露,由此,引发了本文的对科层制合理性的再思考。     

从形式价值的角度看审判的合理性

西方学者威廉姆.露西教授认为:作为作出判决过程的审判首先应当是一个“合理的过程,”即审判应具有合理性、满足合理性条件。同时,审判作为能够引发国家强制力释放的行为必然应具有合法性。审判是法的实现的一个环节和独立的过程的前提,审判的作出具有理由;理由的归类即具有“真理由;”通过理由的衡量找出“不容辩驳”的理由。作为“合理的过程”的审判之“合理”体现在简单案件和复杂案件的审判中。     

论“严打”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严打”是我国特殊历史背景条件下产生的刑事政策,本文从“严打”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角度分析,对我国依法治国环境下“严打”刑事政策进行反思.     

中国法治的人文道路

现时代需要一种融合中西人文主义之精髓、兼济人的认知理性与道德理性的新人文主义。从人文主义的视角看,道德人文维度与民主政治维度是构建中国法治需要着力加强的两个方面。在法治发展道路上,中国需要协调好法治的道德、功利、政治与行政四个层面,沿着自身的文化传统,打造政治和社会的理性与道德基础,开拓一种具有厚重人文底蕴的"道德的民主法治",实现仁义道德与自然权利、民主法治在现代的历史衔接。     

刑法解释中的合理性诉求

从真实性标准转向合理性标准是现代理论范式转型的体现。合理性诉求是刑法解释学中的根本性论题,它是基于对正义的向往,根据真实的事实和材料做出的符合刑法规范的目的的法律论证,并且它大体上可以为当前社会所接受。在合理性诉求的实践中,必须根据法官、起诉者、被告人之间的三角关系,建立一种对话式的论证模式,谋求事实共识,达成规范目的的合意。     

面向21世纪的刑事司法理念

刑法理念是刑事司法理念不可或缺的内容。面向2 1世纪的刑事司法理念首先要求对刑法理念进行探讨,这种探讨应立足于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这一对范畴,并以此对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精神做深入的挖掘。罪刑法定是以形式合理性为其价值取向的,因而应当建立形式合理性的刑法观念。如果不想使罪刑法定原则成为一个口号或标语,就必须注重它在司法实践中的贯彻和落实,这就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司法化问题。罪行法定原则的司法化涉及司法体制、司法理念和司法人员的素质等问题,特别是应建立这样的司法理念:罪刑法定原则下形式合理性优于实质合理性。     

民法法典化的价值、模式与学理

文章首先回答中国为什么需要民法典,民法典的价值理性和形式理性为其提供了存在上的正当性;其次探讨了中国民法法典化的模式,指出应以德国五编制为基础;最后提出了中国民法法典化的学术条件,成熟的学理研究是法典化的理论背景;同时作者还指出,民法典作为塑造世俗生活的根本规范,其功能极其有限,我们不应寄予民法典过大的希望。     

论法律与理性

理性作为非权力话语 ,是法律人自我理解的前提 ,而自我理解又是法律人自我存在的依据。法的规律性认识可以通过运用人的本能的理性来获得 ,理性已不单是一个人的理性能力问题 ,而涉及主体相互间的语言沟通、交涉与理解的架构。我们对法的理性的理解 ,通常是从认知理性与道德或实践理性两种意义上来认识与讨论的。人们对法与理性的认识不是被动意义上的认识 ,而是一种解放性、扬弃性的认识。所以 ,法的理性还是一种批判能力。法的信仰不能超越理性。信仰一旦超越理性、为信仰服务 ,则将导致理性丧失生命。如果我们不能正视或无力回应当前理性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那么 ,我们就无法切实地为我国法治建设提供充分而有效的理论支持。     

形式理性的误读、缺失与缺陷--以刑事诉讼为视角

形式理性关注法的周延性和法的权威性,它是法治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我国刑事诉讼法缺失形式理性的基本要素,既没有体现法的周延性,也缺乏法的和谐性,更缺少法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在我国实现法治的过程中,要清醒认识到法的形式化缺陷,但当前没有必要刻意地强调这种缺陷。     

法律理性与法律的技术化

现代法律制度的每一个建构性要素及其运作过程的每一个环节,都表现出很强的技术性特征,这使得法律成为一种典型的社会技术。法律技术铸成了法律的确定性,使法律规范系统化;它划定了行为合法与不法的界限,使人们对自己的行为后果更有预期。可以说,技术化是法律理性在形式方面最重要的表现,而实践的特点决定了理性必然是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统一,作为法律价值的载体和法律目的的支持系统,法律技术本身也是法治的基本条件之一。因此,法律的技术性特征及其意义应当受到重视,法律技术的功能也有待于我们加以深入地研究。     

法律论证相对合理性的原因分析

在司法过程中,法律论证是对法律解释、漏洞补充所确认的作为法律推理大前提的法律的正当性、合理性所作的说明。由 于历史因素、文化因素、个体因素和法律自身的因素等的存在,法律论证只能实现相对的合理性而不能实现绝对的合理性。     

论自贸试验区法定资本制改革及其背后的理性

我国公司法上的法定资本制曾是世界上最严格的资本制度,该制度是理论与现实错位后的产物,在商事实践中的积极作用日渐式微并已高度形骸化。法定资本制的改革具有价值理性。同时,法定资本制的改革路径具有工具理性,这一改革路径摆脱了传统建构理性的路径依赖,借鉴了国内外制度改革的有益成果,走上了一条进化理性的改革新路。基于进化理性的制度改革,在规范路径上要遵从制度效力的软化机制、制度市场的竞争机制以及社会互动机制,在形式理性上要注意与现有立法体系的兼容。     

民法典的形式理性

形式理性是大陆法系发达国家民法学者普遍关注的重要理论问题。它是强调法律稳定性和可预见性的结果 ,也是使民法典适应未来社会发展的关键所在 ,形式理性作为一种科学的方法论对民法典内容与结构的设置具有决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