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据属性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民事诉讼为视角

证据的属性问题在我国证据学中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基础性理论。把证据的属性界定清楚是我们研究证据学领域中其它问题的基石。本文就合法性不是证据的本质属性展开分析,进而研究非法证据的排除和排除规则的价值权衡。     

浅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2010年6月24日,五部门颁布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对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进行了细化。本文通过对该“规定”进行解读,对我国刑诉法所规定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检察机关的应对之策。     

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构建

非法取证现象屡禁不止,司法机关将非法获得的证据用以指控犯罪、审判案件,客观上助长了非法取证行为,形成恶性循环,导致司法不公正.我国要构建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必须明确非法证据的排除范围以及排除的具体操作程序.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法律价值分析

证据是正义的基础,人们常说"打官司就是打证据",可见证据在当代诉讼中的重要地位。而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尽管以司法解释的形式被确立在中国刑事诉讼之中,但它在司法实践中却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本文从非法证据的价值分析入手对此问题做了一系列的探讨,并做了简要的论述。     

论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是否具有证明能力,能否作为定案的依据,是民事诉讼中较为复杂的问题之一,其复杂性集中体现在实体公正与人权保障、程序正当的价值冲突上.虽然我国法律上有禁止非法获取证据的规定,但排除民事诉讼非法证据的规定还不完善,因此,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探讨如何完善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一问题十分必要.     

浅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不是从证据的证明力上给予的评价,而是由于证据来源及形式等方面存在瑕疵,导致证据的资格欠缺.建立完善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能有效地指导司法实践工作.本文介绍了非法证据的定义,并分析了非法证据排除背后的利益诉求以及排除非法证据的规则等问题.     

浅析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公平与正义是现代法治的核心理念,随着实体正义的不断推进和发展,程序正义也渐渐成为法学理论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本文重点梳理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形成及发展,并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必要性及可行性进行了系统分析,从而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构建的主要策略.     

浅议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诉讼排除规则是民事诉讼证据规则之一,随着依法治国和保障人权理念的发展,它的具体规则和适用范围也逐渐得到确定和适用。以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颁布实施为标志,我国民事诉讼中初步建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是法律规定的并不系统和完善。本文提出了在证据立法、规则的保障制度、排除范围、例外规定和具体操作程序等方面的构想和完善建议,建议完善民事证据立法,以法律的形式确定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建立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保障制度,明确应受排除的非法证据范围。     

论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是刑事诉讼中一项非常重要的规则,集中体现了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冲突和协调,折射了一个国家司法民主化、文明化程度。有必要结合中国实际,并借鉴英美等国的有益经验,构建形成合理完整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论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

本文对非法证据所引发的惩罚犯罪和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价值取向的激烈争论进行了评述,并以原则排除说为指导,对如何构建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行了探讨。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施考察报告--以J省检察机关为视角

本文是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于2013年底对J省检察机关实施非法证据规则情况考察报告的组成部分,内容包括J省人民检察院在实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方面的经验和具体活动,J省三级检察院侦查、起诉等刑事诉讼活动和非法证据排除申请、处理等方面的重要数据。报告总结、分析了J省三级检察院实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情况,结合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特色,对该规则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论述了我国排除非法证据的主体、程序、范围等重要问题,并提出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将会成为今后的重要任务。     

中国大陆地区非法证据排除的适用范围

刑事诉讼涉及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真实发现与程序正当等不同利益的冲突与平衡。在非法证据排除方面，价值选择的不同，体现在不同的排除标准和重点指向上。基于不同的利益衡量，对非法证据的排除，大体有以下标准：一是根据是否影响证据真实性为标准，影响证据真实性的，予以排除，反之则可以采纳；二是以违法程度和侵犯公民权益性质为标准，严重违法取得的证据予以排除，以轻微违法、     

民事判决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在民事诉讼中排除非法取得的证据,是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确立的一条新的证据规则,该证据规则实施已近10年。由于该规则本身蕴含着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等价值与目的的冲突,审判实务中适用该规则遇到了相当大的困难。审判实务中较为普遍的做法是,根据规则所确立的"侵害他人合法权益"和"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这两条非法证据认定标准,采用利益衡量的方法,结合案件中收集证据的具体情形来作出排除与否的决定。法院在适用该规则时,尽管对部分取证方法为非法已经取得了广泛的共识,但对另一部分取证方法合法与否,仍存在着较大的分歧。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监听证据中的运用——以美国法为蓝本的考察

我国刑诉法修改后,技术侦查措施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均引起广泛的关注.监听是技术侦查的基本措施之一,在如何协调监听与排除规则的问题上,美国有着丰富的经验,也许可作为他山之石.在将排除规则运用于监听证据中的发展历程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卡茨案判决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由此确立了合理隐私期待的主客观双重判断标准.2012年最新的Jones案基本指明了排除规则在监听证据中运用的未来方向,对监听证据谨慎适用排除规则将继续成为大法官们的基本态度.     

美国证据排除规则的衰变及其启示——以Herring v. United States案为主线的考察

2009年1月的Herring v.United States案判决是近年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关于证据排除规则方面影响最大的判决,它确立了＂过失行为所得非法证据不适用证据排除＂的新规则。该判决以其不同以往任何案例的特殊性引发了关于证据排除的存在必要性、适用范围、审查模式等一系列问题的理论探讨和实务争议。以该判决前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态度转变和学界回应为鉴,我国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应定位于阻吓违法行为,以过错原则为判断标准,并配合职务监督方式施行。     

论我国的供述排除规则及其程序配置

供述排除规则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当下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立法中的主要内容。当下的供述排除规则缺乏可操作性,未来的供述排除规则建构需要寻求科学的理论支撑,并着眼于建构可行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程序性裁判机制。     

"程序性制裁理论"的理论反思——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为分析焦点

在刑事程序领域,程序性制裁理论的提出与系统诠释,不仅凸显着程序正义理念与程序规则的独立性价值,而且为我国构建程序性违法行为的规制、预防机制提供着重要的理论依托。但经由反思与检讨,程序性制裁不仅在理论上存在自恰性欠佳与前瞻性不足等缺陷,而且针对那些隐性的、消极性的、随意性的、非致力于起诉或审判的程序违法侵权行为,也表现出治理效果欠佳的实践局限。重估程序性制裁之价值、肯认程序性制裁之局限,目的是为了我国未来构建一套针对程序性违法的综合治理机制。     

The Societal Cost of the Exclusionary Rule: An Empirical Assessment

A key criticism that has emerged in the debate over the search and seizure exclusionary rule is that it exacts heavy societal costs in the form of lost prosecutions and that such costs outweigh any demonstrated social benefits.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costs of three exclusionary rules using data collected for 7,500 cases in a nine-county study of criminal courts in three states. It emphasizes motions to suppress physical evidence but for comparative purposes also includes motions to suppress confessions and identificatio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various exclusionary rules exact only marginal social costs. Motions to suppress physical evidence are filed in fewer than 5% of the cases, largely drug and weapons cases, while serious motions to suppress identifications and confessions are filed in 2% and 4% of the cases. The success rate of motions to suppress is equally marginal. Successful motions to suppress physical evidence occur in only 0.69% of the cases, while successful motions to suppress identifications or confessions occur much less often. Moreover, not all who successfully suppressed evidence escaped conviction, especially when only an identification or a confession was suppressed. In all, only 46 cases—less than 0.6% of the cases studied—were lost because of the three exclusionary rules combined, most of them involving offenses that would have incurred less than six months' imprisonment or first offenders. Finally, the impact of unsuccessful motions on subsequent plea bargaining was found to be marginal; only unsuccessful motions to exclude confessions resulted in any real sentencing concessions.     

论行政执法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构建

由于行政执法程序是行政诉讼的先前程序之一,其证据的取得是否合法不仅影响到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和行政执法案件的质量,同时也关系到社会秩序是否能够有效地维护。完全照搬诉讼法上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可能不完全适合我国行政执法的现状,所以,针对行政执法的现状,研究、确立一种行政执法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于规范行政证据的收集将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