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布斯与洛克的政治理性论比较及其启示

霍布斯屏弃将直观先念原则当铁律的思维,用归纳演绎法,依经验展开论证,把个人利益强化为社会理性,即以强制自然生效为核心的权利理性。洛克看到了霍布斯权利理性的缺陷,在批判霍布斯权利理性的基础上,以分权制衡理论为基础,提出议会主权、权力划分与制衡的权力理性论,指出权利理性的首要问题是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理性政治社会。这表明,构建一个"权力—权利"平衡的国家—社会关系,才能建立起和谐的社会结构。     

制度发展的形而上基础

自然演进和理性建构是制度发展的两种模式,它们分别源于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两种理性观,基于他们对经验与理性的不同态度;从哲学基础看,二者又是人类实践活动的自发性和自觉性、自为性的体现。但二者又各有其优点和缺陷,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真正实现了制度发展的自然演进模式和理性建构模式的统一,是对两种制度模式的创造性超越。     

社会契约论的逻辑起点及其价值反思

近代契约论的逻辑起点是前政治的自然状态,并以此作为审视和建构政治社会的前提。人们订立契约,放弃“自然人”过渡为“公民”,并将自己的“自然权利”让渡给共同体,从而确立政治权力和公民权利;政治权力的正当性来源于共同体成员的委托,并受到契约宗旨的约束;公民的政治义务也是因自愿的契约而成为必然。这种政治权利和义务的观念与自然法观念密不可分。契约论政治论证方式的意义在于它确立了个人对国家的主体地位,为近代主权国家、宪政国家理念铺平了道路;其缺点是无法协调好社会正义原则和个人自主性之间的张力,用工具理性的计算遮蔽了社会生活的丰富内容和道德情感价值。     

组织认同与行动理性

组织认同以理性为主导,是一种选择性结果,不是自然形成的。组织认同中的理性,是一种由个体出发的主观行动理性。西蒙关于"管理人"的假设,肯定人的行为是有意识的和合乎逻辑的,同时又强调了人的选择能力是有限的,更符合对组织中人的理解。行动理性人具有的主观理性表现出独特性,自我性和情境性三个特点。     

中国共产党政党法治建设探微

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法治建设最根本的依据是国家宪法和党章,其基本原则是借鉴内生型法治和外生型法治的优点,实现自然演化与理性建构相结合;其具体途径是培养有利于实现国家法治文明与政党法治文明的法律文化、确立党员的法权人格、实现政党权力运行的法治化、实现政党民主的法治化、加强法治文化资源的整合。     

“自然之子”的自然思考

卢梭是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对自然状态的探讨是其所有理论的核心。卢梭认为自然人与野兽相似,不同的是自然人是自由的施动者,自然人缺乏理性,自爱与怜悯这两种天然的情感支配其行为,因而自然状态是和平的状态。而卢梭所论述的自然状态只是理论假设还是历史事实至今仍没有定论。对自然状态的推崇以及对社会状态的无情批驳并不是卢梭对理性的反叛,而是通过自然状态的论述修正理性,从而最终实现启蒙理想。     

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现代转型

人类历史演进呈现出国家与社会关系逐步分离的趋势，社会现代化运动加快了这种分化的趋势。中国正在经历着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现代转型。这种转型是建设价值理性、制度理性和行为理性的过程，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性化。为此，要建立以人本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价值体系，建立以人权保障为中心的国家制度体系，建立以社会自治为目标的社会管理体系，以实现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现代转型。     

人与自然的共生

人和自然的关系反映了人类文明与自然演化的相互作用。作为自然的产物——人类的发展走过了与自然和谐相处,开发自然改善生存条件,遭受自然的报复和与自然协调发展四个阶段。当我们深刻反思,坚持人类对自我完善的理性追求和争取自由,人与自然的共生将展现到我们面前,它是各国和各地区在追求经济增长、社会进步时必须认真对待,并加以解决的重要课题。     

论歌德对启蒙理性的疏离与超越

德国狂飙突进运动受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向自然和感性回归观点的影响,其代表人物歌德的创作表现了对法国启蒙运动理性的疏离;歌德从浪漫到古典的转变又呈现出创作的独特性和复杂性,完成了对法国启蒙理性原则的超越.     

康德认识理论中的“疆场”“地域”“领域”

主要讨论康德哲学中的"疆场""地域"和"领域"的概念,康德试图用它们来阐明理性的两种认识能力及其先天概念的应用范围。根据康德思辨理性的先天概念即自然的诸概念,也就是知性的诸范畴;同时,实践理性的先天概念就是自由的概念。这些先天概念的领域都局限于可能经验的对象。但是,自然的诸概念的领域是作为认知对象的显象,自由概念的领域是理性存在者在经验世界中的道德行为。     

西方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生态危机根源

正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启蒙理性"、"控制自然"的世界观、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化、异化消费是导致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启蒙理性虽然以其知识性系统破除了宗教神话,但却又走向它的反面;"控制自然"的哲学世界观加剧了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化保护的只是资产阶级自身的经济利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异化消费则强化了业已存在的生态危机。     

《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对理性国家观的批判——一种现实国家观的确立

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德国的人民理性和国家理性之间的弊端日益显现。与黑格尔唯心主义不同,马克思另辟蹊径,从现实角度出发看到黑格尔理性国家观的不合理之处,进而从政治层面对普鲁士政府的社会等级制度、官僚阶级以及政府法律予以批判,这种从现实出发的理论解释对马克思现实国家观的最终形成以及"两个转变"起到了强有力的促进作用。     

视角差异中批判话语的合法性--青年马克思对黑格尔国家观所作批判的重新认识

青年马克思与黑格尔探究国家问题时分别持有现实视角和理性视角。马克思考察的是国家的现实状况及其成因并进而探索变革路径,他以现实生活中精神本质的异化并非黑格尔所谓国家理念的对象化实现为依据,在批判中以现实国家的不合理性消解理性国家的合法性。黑格尔的理性国家观则是要探究国家的本质和依据,即其普遍性和规律性,是以理念的合法性反观现实状况,并不认为"现存"事物就是"现实"的。二者研究视角的差异使青年马克思对黑格尔国家观所作理解和批判的合法性受到影响,但却正是在这次实际上并不完全正确和成功的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初步确立了唯物主义原则,并深刻影响了其后来的理论研究方法与方向。     

马克思的公共性范式变革及其当代启示

在"公共性"成为当前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核心议题的背景下,从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历史进路与理论逻辑转换中提炼出公共性范式变革的维度,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价值。马克思在公共性基本范式上的变革包括:在公共性内涵上,实现从理性公共性、自然公共性到社会公共性的转换;在公共性历程上,实现从思辨历程到现实历程的转换;在公共性载体上,实现从国家到市民社会的转换;在公共性动力上,实现从神学动力、理性动力、自然动力到生产动力的转换;在公共性标准上,实现从抽象标准到现实标准的转换。深刻把握马克思的公共性范式变革,对于新时代推进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公共性建设来说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三个代表":社会理性化的思想积淀

社会发展是逐步理性化的过程 理性是哲学认识论上的概念,足人在对自然和社会现象寻求合理解释的过程中显示出来的,具体地说,自然的、社会的及心理的现象都受法则的支配,有规律可寻,具有统一性和因果关系,并能为人们所认识,可由人类的理性来调节.     

经济正义与政治正义的融通——对布坎南立宪伦理思想的再思考

传统经济学的研究视角有着天然不足,公共选择理论和宪政经济学的应时而生,不仅弥补了传统经济学在政治视域的缺憾,也复兴了亚当·斯密开创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传统。公共选择理论与宪政经济学为国家的理性重构提供了独具特色的全新进路,其为预防政府危险性和增强国家潜力方面提供了理论渊源。宪政经济学不仅是现代国家理论的理性重建,也为现代国家的制度变革提供了建设性的改革进路。     

狄德罗哲学中的自然神论思想浅析

通过分析法国资本主义革命启蒙运动时期百科全书派代表人物、哲学家狄德罗的自然神论思想,结合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基督教的神学观点,以阐明狄德罗朴素的自然神论的哲学理论和观点。为宣传科学与理性,反对迷信和专制起到了不可取代的作用。对后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服从的理由——当代三大政治义务理论的承接、困境与出路

一个国家有何正当理由要求本国公民服从这个国家及其法律?而一个自然人基于何种理由承担起一个国家的权利义务关系才是正当的?从苏格拉底选择自愿赴死到现在的两千年来,哲学家们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提出了同意理论、公平游戏原则以及自然责任理论这三种主流的解释路径。本文将对这三种理论予以分析,考察每种理论的可取之处,论证每种理论的内在缺陷,最后在总结三种理论共同困境的基础上指出由于人类行为动机的复杂性,对政治义务的有效解释不能仅从理性人假设出发,强调个人与其国家情感联系的国家认同因素也不能被忽视。     

生态伦理思想的发展:功利与道义的统一

人类社会的发展建立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因此功利主义一直在实践领域占主导地位;而道义则是人类理性升华的一种高尚情操,历来为人类所崇尚。生态伦理学是倡导自然和谐共进的伦理学思想,必须从现实中的功利与理想中的道义中找到平衡,才能在不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各个国家找到支持者,为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现实途径。     

中西传统哲学思维的差异与整合

中国传统哲学是一种以主体自身为思维对象,重点使用道德理性的悟性方法,旨在建构一种人生智慧的主体意向性思维的哲学。而西方哲学则崇尚主客二分法的思维方式,其一开始就重视自然理性的分析方法,因而在总体的思维模式上,是一种追求客观智慧的对象性思维的哲学。近代以来,随着中西交流的不断发展,尤其是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速,中西传统哲学的相互融通也在相应加快。未来的整合创新的全球性思维方式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自然理性的对象性思维与道德理性的主体性思维的整合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