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上海摊贩抗争运动始末

1946年12月1日，延安《解放日报》用很大的篇幅刊载了这样一则报道：“国民党当局，惨无人道，不顾民众死活，致使国统区人民饥寒交迫。自今年7月起，又对上海之摊贩实行打压，禁止经营。上海摊贩及各界民众奋起反抗，至11月30日止，当局出动大批警察武力镇压，迫害抗命之群众，当日有小贩七名中弹毙命，受伤者甚众。”     

震惊中外的“顺天轮”事件

1934年6月20日，天津《大公报》以头版头条报道了一则重要新闻：《大沽口外惊人劫案——顺天轮被匪骑劫，中外旅客数十人被掳．各方派舰侦匪无端倪》；《益世报》也以《大沽海面一幕惊人恶剧——一处女航中，英“顺天轮”遭骑劫》为题报道了这一消息。京、津、沪备大报纸都纷纷报道了“顺天轮”被劫事件，英国《伦敦日报》也相继转载。之后，《大公报》等备大报纸都在进行跟踪报道。筹谋策划这一震惊中外的“顺天轮”事件的，就是沾化传奇人物傅瑞五。     

震惊中外的日本副领事失踪事件

1934年夏，在当时的中国国都南京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外的日本驻华副领事“失踪”事件，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发生在60年前的上海摊贩事件

60年前，1946年11月30日，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爆发了千余名摊贩与家属包围黄浦警察分局，抗议当局强行取缔马路摊贩，要求释放被抓摊贩，发还被没收的货物，并与前往镇压的军警发生冲突的重大事件。由此引发了遍及全上海的市民骚动，影响极大，史称“上海摊贩事件”。当时的媒体将之称作“五卅以来最严重的事件”；毛泽东在为党中央起草的指示中，则视之为“蒋管区人民斗争新高涨”的一个重要标志。     

城市治理视域下的一九四六年上海摊贩风潮探析

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上海市政当局在百业萧条、民生凋敝时期坚决整饬市容、严厉取缔摊贩,而伤及小民生计;摊贩请愿迅速升级为集体暴动,酿成了轰动性的1946年上海摊贩风潮。市政当局背离民生的执政理念及对摊贩居高临下的失衡姿态,警察与摊贩之间敌对的错位关系,使得下层民众成为激愤性社会冲突的参与者,报刊舆论成为冲突发展的催化者,原本可以妥善处理的摊贩问题变得困难起来。由于政治诉求模糊且无法实现,摊贩的悲惨境遇未能根本改变;以民主、民生做幌子而逆民意而行,国民党统治危机在摊贩风潮中被预演。在某种意义上,上海摊贩风潮成为中共动员城市底层民众的历史契机。     

新中国最后一起震惊中外的驾机叛逃事件

飞行事故还是叛逃？ 1990年8月25日下午，我正在军区空军政治部值班室（时任秘书）值班，突然接到指挥所的一个电话通报，说黑龙江某航空兵团飞行一大队的一架歼-6飞机，在中午12点左右起飞后不久失踪，飞行员是该大队的王宝玉，经空中搜寻未发现任何踪迹，无论是飞机还是飞行员都下落不明。目前正在扩大搜寻范围，请各大部密切注意事态的动向，一旦有消息和情况立即按程序上报。     

抗美援朝运动中的上海青年

70年前的抗美援朝运动是在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在国内开展的大规模的群众性政治运动,从人力、精神和物质等方面极大地支援了赴朝作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在全国开展的一次非常成功的大规模群众爱国运动。上海青年的抗美援朝运动是全国青年抗美援朝运动的一个缩影,在中国青年运动史上谱写出了壮美的篇章。上海青年在抗美援朝运动中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参军参干、反美爱国、捐献飞机大炮等方面。其经验对现今仍有借鉴作用,其精神在今天仍须继承和发扬。     

震惊中外的新中国第一起高级干部遇刺身亡案

1951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一场轰轰烈烈的镇反运动在全国展开。但是一些或明或暗的反革命分子不甘心就此灭亡,仍然向新生的人民政权做最后的反扑,     

抗美援朝运动中的上海志愿医疗队

抗美援朝运动时期,上海通过对医务人员进行宣传动员、解除医务人员的后顾之忧等方式,组建起多批志愿医疗队奔赴前线。上海志愿医疗队在协助部队救治伤病员、克服困难做好业务工作、建立健全部队医疗制度及培训部队医工等方面都作出了突出贡献。前线的实践锻炼极大地提高了队员们的医疗技术水平和思想政治觉悟,因而在他们完成任务胜利返沪后强有力地推动了上海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为今后上海医疗卫生的进步奠定了重要技术基础。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上海工厂合理化建议运动

新中国成立初期,合理化建议运动从大连推广至全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作为全国重要工业城市的上海,在党和政府的关心下,通过政策和组织保障、思想动员、征集审查、推广交流和解决问题等阶段,在上海国营、公私合营工厂推动该运动的发展,不仅提高了生产水平、促进了工厂的知识化管理,还增强了工人主人翁意识和内部团结,更加强了劳动纪律和思想政治意识。上海的合理化建议运动在今天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一则史实正误

《毛泽东年谱》称,1924年3月11日出席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执行委员会会议,并在报告中提到中央党部组织部曾发出关于国民党党员重新登记的第一号通告。许多工具书和论著都引据《毛泽东年谱》的上述说法。揆诸史实,毛泽东11日出席的是中共上海地委兼区委会议,在会上报告上海执行部成立以来的工作情况,其中提到关于旧党员重新登记的通告是上海执行部组织部发出的第一号通告,而不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发出的通告。《毛泽东年谱》的这则史实错误应当予以更正。     

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摊贩管理的路径选择

本文以上海摊贩为考察对象,探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城市管理中的路径。在对"非单位"群体管理过程中,中共延续了早期革命动员的方式——群众路线来进行摊贩的管理工作。在这一过程中,中共较好地处理政府、积极分子以及民选代表三者之间的关系,成功地把这种"自上而下"的动员群众转换成"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从而在初期摊贩管理中取得明显成效。     

全运会与“钱运会”的抗争

9月12日下午4点左右,随着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宣布,在辽宁举办的第十二届全运会闭幕了。细心的观众注意到,这次圣火的熄灭是通过大屏幕播放的。《廉政嘹望》记者通过整理资料发现,改革开放以来,自八运会开始,通常是由国家主席宣布全运会开幕,国务院总理宣布闭幕。如江泽民就出席了七、八、九三届全运会的开幕式,李鹏和朱镕基相继宣布过八运会和九运会的闭幕。而在十运会和十一运上,就是由胡锦涛和温家宝分别宣布开闭幕的。     

从《解放日报》商业广告的变化看上海经济的变迁——以1949年5月至1956年为例

《解放日报》作为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机关报,从上海解放后第一天出版。它所刊载的广告印证了新上海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民族工商业的保护与繁荣,国营经济的组建,以及社会主义改造的进行等。可以说上海解放后至1956年《解放日报》刊登的广告是研究上海那段历史的直观样本。透过广告我们可以看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上海经济的变迁。     

上海私营工商业的“四反”运动

上海私营工商业的“四反”运动是在“三反”运动中酝酿和引发的,其性质是私营工商界在政府号召下自发地反对内部不法行为的自我改造、自我教育运动,是工商界爱国的表现,也是他们积极融入新社会的具体行动。上海私营工商业的“四反”运动揭发出一些工商业者的不法行为,整肃了工商界队伍,配合了“三反”运动的进行,也为“五反”运动的展开打下基础。     

叶剑英《虞美人·赠陈毅同志》背后的抗争

提起《虞美人》,人们不禁想到五代十国时的南唐国君李煜,＂春花秋月何时了……＂也会随之脱口而出,不过本文的这个《虞美人》不是李煜的,而是叶剑英的。笔者认为叶剑英问世于＂文革＂爆发之初的《虞美人》,生动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政治斗争的现实,     

上海解放初期青年学生政治学习运动研究

上海解放后的数月内,为了顺应形势的发展,纠正自身的落后思想,以便更好地投身新社会的建设,在市学联、市青年团等组织的领导下,上海青年学生掀起一场政治学习运动。他们以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党的政策与时事政治、青年运动与建团文件为主要内容,通过建立学习小组,集体讨论,交流心得,解答疑惑;同时还积极阅读《解放日报》《青年报》等党团报纸,了解时事与政策,并积极参加政治运动,与工农群众结合,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和提升自己。这场政治学习运动帮助上海青年学生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初步实现了用革命理论来改造和武装头脑。     

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与上海大学的政治风云激荡

在国共合作背景下成立的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与上海大学有着深切的历史因缘。本文钩沉在诸多革命活动中二者的积极互动,特别着重探讨了黄仁事件、五卅运动中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上海大学的相互政治激荡。     

毛泽东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历史再考察

党中央高度重视上海工作,毛泽东缘此进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本文着重梳理了毛泽东在该部的职务身份与主要工作,勾勒了其在邵力子被殴、黄仁之死等危机事件中反击国民党右派的坚毅身影.对于毛泽东最终退出上海执行部,作出恰当的政治解读.基于此,毛泽东这段历史有了全新的意义抉示.     

中共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商人运动

商人运动是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为从事国民革命而开展的一种民众运动。中共开展商人运动有间接与直接两种方式,一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帮助国民党开展商人运动;二是中共独自主导了部分地区的商人运动。中共主导的商人运动在不同地区呈现不同的特点,有的是为了反击国民党右派,以增加国民党左派力量;有的则主要是为了增强自身的力量,以配合日益高涨的工农运动等。国共两党推行商人运动的基本方略大体一致,但两者在商人运动的对象、地位与作用的认识方面还有差异。开展中共与商人运动的研究,对于理解20世纪20年代中共的商人政策,理解此后中共对商人政策转向的原因,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