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成武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下)

杨成武心急火燎地赶回上海,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向毛泽东汇报了“王关戚”的种种劣行。毛泽东听完,说:“知道了。你先回去休息,我考虑考虑,看看材料。” 两天后,杨成武被毛泽东的秘书请了去。毛泽东正在看书,见杨成武进屋来,放下线装书,说:“我考虑好了。你回去告诉总理,‘王关戚’破坏文化大革命,不是好人。你单独当面向总理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     

华国锋在“文化大革命”初期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时任湖南省副省长、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的华国锋也迎来了他一生中极为艰难和重要的一段人生旅程。遭到批斗和关押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在湖南,大中学校陆续宣布停课开展"文化大革命",大中学校学生率先起来造所谓"修正主义"的反。校园里大字报铺天盖地,由学生成立的红卫兵组织蜂拥而起,到处揪斗     

“文化大革命”中的肖华上将(上)

对于肖华而言,江青突然提出的 “儿子问题”,仅是一场恶梦的开始。 1966年初,肖华对即将到来的那场浩劫毫无思想准备。 他的肝病还没有痊愈,每天还在按时吃药、打针。不过他已在春节前回到了北京,主持总政治部的工作。 肖华每到夏天来临的时候,他的转氨酶就突然升高,不得不减少工作量。 周恩来建议病中的肖华到北戴河去休息。 就这样,肖华由夫人王新兰陪伴,来到了北戴河。     

“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团中央

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刊登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由此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1966年上半年,全国的文化批判一浪高过一浪,政治形势也骤然紧张起来,"文化大革命"的星火渐成燎原之势。在这样的背景下,共青团召开了九届三中全会。     

“文化大革命”初期夺权的动态变化

夺权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内容之一,在"文化大革命"逐步推进的过程中,夺权一直产生着动态的变化。夺权范围由局部扩展到整体,夺权模式由工作组领导演变为不要工作组的群众运动,夺权涵义由撤换部分领导干部发展到整体打倒某一级领导机关。夺权的动态变化过程,也是"文化大革命"逐渐深入全社会各领域各部门的过程。这一过程的终点,是全国各级革命委员会的建立。     

“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星星之火”思潮

正1967年八九月间,北京市的一些中学出现了署名"星星之火"[1]的传单,这些传单态度鲜明,直言不讳地批评中央文革小组(以下简称"中央文革"),实际上是对"文化大革命"以来的一系列政策提出了质疑。据现有的材料显示,署名"星星之火"的传单一共有5份,现在可以比较完整地看到的有3份,标题分别是《"星星之火"宣言》(1967年8月1日)、《"文攻武卫"是反动口号!》(1967年9月3日)、《揪出"五·一六"兵团的后台示众!》(1967年9月3日),还有2份已经看不到完整的面貌,但可以找到其中的一些词句。当时的批判文     

周扬在“文化大革命”中(下)

毛泽东写下了“周扬一案,似可从宽处理”的批语１９７５年５月,一直被关押的周扬,突然给送进了秦城监狱。虽然感觉到关押的条件比原来的地方有很多改善,但是,周扬反倒觉得不踏实了。自“文革”开始他作为“阎王”被揪斗后,先后在北京卫戍区、大红门的一个医院等地方关押,虽说条件很差,但这些地方毕竟不是监狱。现在被送进了实实在在的监狱,是不是自己的问题更加严重了？与世隔绝的周扬自然不知道,这个时候把他送进监狱,与问题严重毫不相关。１９６６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导致了一场又一场的动乱,终于在１９７４年下半年迎来…     

周扬在“文化大革命”中(中)

周扬被造反派从天津押解回北京周扬夫妇住在天津市委的招待所。这里,草青树绿,环境十分幽静,确实是疗养的好场所。但是,在这里的周扬,与其说是疗养,还不如说是在躲避那场惨无人道的揪斗。因为,尽管院内四周是高大的院墙,但是外面高音喇叭时常传来的“打倒走资派”和“打倒周扬”的口号,依然声声入耳。而一旦口号声沉寂后,大厅里那座大钟“嘀嗒嘀嗒”的声音,就在空荡荡的房间里回响着,更加深了幽暗、阴森的气氛。这一点,给周扬的秘书露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周扬大病初愈,对这场史无前例的恶性风暴,毫无思想准备。他的身体…     

对“文化大革命”几个问题的认识(上)

乔木同志在负责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在审定《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时,都对“文化大革命”发表过许多重要的意见。这些见解的基本方面虽然已经吸收在上述文件和著作中了,有些是以文章、讲话的形式发表在《胡乔木文集》第二卷中,但是也还有大量珍贵的内容没有披露出来。本文只是就乔木同志对“文化大革命”的几个问题的论述作一些介绍,希望他留下的这些很有价值的思想遗产能够为广大党史工作者所了解,使我们在“文化大革命”历史的研究中得到教益。下面讲三个方面的问题。     

陈丕显、曹荻秋在文化大革命初期

1965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南京部队第一政委、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柯庆施在成都病逝。同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原上海市委第二书记陈丕显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其时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有曹荻秋、     

略论“文化大革命”初期“反对经济主义”问题

正1967年初,"文化大革命"进入"全面夺权"阶段。社会秩序陷入混乱之后,经济秩序也开始陷入混乱。但当时的报刊却把造成这些混乱的原因说成是:"当前,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正在和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地、富、反、坏、右分子,互相勾结起来,用经济主义来欺骗群众,煽动群众,破坏生产,破坏财政金融,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向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进行斗争,向我们无     

“文化大革命”初期群众组织取向的个案评析

如何分析和评价“文化大革命”中,众多群众组织面对严峻的政治形势和复杂的社会关系时所具有的心理反应和思维定势,是研究“文化大革命”群众组织及群众运动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基于对“文化大革命”中清华大学两个十分著名而典型的群众组织的分析,力图从群众组织的六种主要取向来为研究“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问题提供一个具体的着眼点。     

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铁路交通

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铁路交通陈扬勇“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尤其是动乱最为剧烈的前三年，作为国民经济大动脉的铁路交通，经历了一场世界交通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劫难。为了维系最起码的铁路运输生产而不至于使国民经济全面瘫痪，身处政治漩涡中的周恩来费尽了心...     

“文化大革命”中的肖华上将(下)

林彪扬言“要彻底砸烂总政阎王 殿”。肖华前景险恶。 6月,肖华从京西宾馆又回到了西山。身体更加虚弱,连发高烧,不得不用电话指挥尚未完全瘫痪的总政工作。 7月,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秘书打来电话,要肖华也去。“四人帮”得知后,布置红卫兵在天安门城楼下把肖华的车截住,团团包围起来,不断高呼“打倒肖华”的口号。肖华无法登上天安门城楼,只好坐车返回了西山。     

“文化大革命”中的肖华上将(中)

周恩来不知道肖华藏在叶剑英家,命令中央警卫局和造反派在北京全城寻找肖华。 事情并没有就此了结。 当天晚上12点刚过,上百辆汽车开到了肖华家住的景山东街,堵住了通往家中的3个路口。 造反派立即将肖华家团团包围了起来。 肖华家与聂荣臻家紧连在一起。那时,各家的院门都关了,造反派认错了门,爬到了聂荣臻的院墙上。肖华、王新兰很清楚地听到了造反派的喝问声:“肖华在家吗?” 里边答话:“这里不是肖家,快下去,再爬我开枪了。”是聂帅警卫人员的声音。 造反派终于认出了肖华的家,从外面剪断了电话     

在闹剧和悲剧的背后(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反思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十八年了，毛泽东同志去世也已十八年了。对于这场“大革命”，对于毛泽东同志的晚年功过，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已经做了结论。这个结论是实事求是的，因而是完全正确的。这场“文化大革命”确如《决议》所说的，是一场“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无论对于中国人民来说，还是对于毛泽东同志个人来说，它都是一场巨大的悲剧。毛泽东同志在他晚年病重之际，曾对自己的一生做了总结。他对华国锋等人说：“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了那么几…     

郭沫若在“文化大革命”前夕

当一个曾经有着辉煌历史的知识分子折下刚毅的腰、低下高贵的头时,除了他自身的悲剧外,时代的悲剧又是怎样在那时发生着?     

贺敏学在“文化大革命”中

深夜家被抄 1966年夏,一场空前浩劫降临神州大地,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如洪水般在全国汹涌。 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省长魏金水、副书记梁灵光等一大批领导干部被当作“走资派”揪出来了。贺敏学对此很有看法,他对人说:“他们是经过革命战争考验,从枪林     

许世友在“文化大革命中”

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前夕来到杭州,许世友去杭州布置毛泽东的警卫工作。毛泽东对许世友说:“要警惕出修正主义,特别要警惕在中央出修正主义。”并假设5种情况问许世友:“中央出了反党集团怎么办?坏人占了广播电台怎么办?有人要刺杀我怎么办?革命走了回头路怎么办?国家改变了颜色怎么办?”许世友霍地站起来,大声说:“我带兵北伐,保卫毛主席!” 许世友回到南京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学习了《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和《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     

杨超在“文化大革命”中

造反派骂他是“政治扒手”，康生斥责他“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江青诬他为“右派黑格尔”……在那样的政治压力下，他不随波逐流，不趋炎附势，不惊慌失措，冷静、乐观地对待一切，充分显示出一个哲学家型的领导干部的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