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刑罚变更执行的检察监督

刑罚变更执行检察监督是指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职权和程序对刑罚执行过程中的执行方式变更活动进行的全面检察监督制度,是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的授权所实施的具有强制力的专门性活动。它包括实体监督与程序监督两个方面。刑罚变更执行检察监督是我国检察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民检察院行使法律监督权的重要体现。但由于刑罚     

刑罚执行监督体制的完善

检察机关在刑罚执行中的法律定位是刑罚执行监督。当前刑罚执行监督体制运行中既存在立法原因,也存在司法实践问题,影响了刑罚执行监督的有效性,需要从刑罚交付执行监督、刑罚执行监督程序、检察建议以及刑罚执行监督权的强制力等方面进行完善。     

刑罚变更执行检察监督权之构造

探讨刑罚变更执行检察监督权的结构内容,有助于明确检察机关在刑罚变更执行检察监督中的职能、角色和定位,为更好地开展该环节的监督工作奠定法理基础。刑罚变更执行检察监督权包括四项基本权力:知情权是检察监督的基础;调查权是检察监督的途径;纠正违法权是检察监督的使命;查处权是检察监督的保障。     

宪政视角下的中国检察权--兼议法律监督权与公诉权的关系

宪政建设的核心是以权力制约权力 ,其主要手段是通过权力分离实施相互制约 ,文章通过分析我国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 ,以及检察权的发展过程 ,认为它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的民主宪政思想 ,我国未来检察权应当包括有限的 (职务犯罪 )侦查权、完整的 (刑事、民事、行政 )公诉权和完善的 (立案、侦查监督、不起诉、诉讼监督、刑罚执行 )监督权。检察权的特点是复合性、制衡性与程序性。法律监督权应当区分为政治意义上和法律意义上广狭不同的两种权力 ,其中狭义的法律监督权即诉讼监督权。所谓法律监督权与公诉权的冲突 ,实际是诉讼监督权与公诉权职能的冲突 ,表现为国家的法制统一与具体国家、社会公共利益的冲突 ,但又都统一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整体或长期利益。     

浅谈我国刑罚执行的检察监督——以《刑事诉讼法》修改为切入

刑罚执行检察监督,是监督刑罚执行活动最为有效的方式。新《刑事诉讼法》增加规定了检察机关对刑罚执行活动监督的内容,特别是延伸了检察监督权,引入了同步监督机制,有效的促进刑罚执行监督工作的开展。本文以《刑事诉讼法》修改为切入,结合检察机关刑罚执行监督权的性质和重要意义,着重阐述如何进一步确保刑罚执行检察监督措施更到位,效果更明显。     

刑罚权与行刑权运行机制的重塑

学界定刑罚权涵义以及架构刑罚权有助于解决理论和实践中的诸多问题。行刑权作为一项独立的基本刑罚权能,是"观实的"刑罚权。我国的行刑权分属监狱、公安和法院行使。由于刑罚权与行刑权的有效运作受制于刑事法体系,刑事立法及刑事司法的诸多因素,刑罚及行刑效益受到制约.我们应当从全局及整体高度,从横向和纵向两个层面建立行刑权的法律规则,统一调整行刑权关系和行刑权活动。     

对监管单位计分、奖惩考核情况如何有效监督的思考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和改进监所检察工作的决定》明确指出:对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实行监督是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法律监督职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的重要内容,是检察机关惩治和预防职务犯罪、强化诉讼监督、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工作。加强新形势下监所检察工作,对于促进监管场所依法、严格、文明、科学管理,保护被监管人合法权益,保障刑罚正确执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服务和谐社会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检察监督权中的抗诉权和起诉权

人民检察院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这是由我国的宪法第129条明确规定的。但长期以来，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力度不够，在有些情况下，甚至形同虚设，这严重影响我国司法体制的完善。目前，有一些学者认为应当削弱检察机关的监督权以体现审判机关的中心地位。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不符合我国的国情。我们现在面对的现实不但不应削弱检察监督权，而且应当大力加强检察监督权。本人拟就检察监督权中的抗诉权和起诉权作一些探讨。一、抗诉权（一）刑事案件抗诉权。这是目前我国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力中最重要的权力之一。我国刑诉法第187条对抗诉权作…     

刑罚执行监督机制论

我国目前应改革监督死刑执行的工作机制,取消公诉部门对死刑执行的监督权,而将其统一配置给监所检察部门。应当建立对财产刑和资格刑执行活动的监督,积极开展对监管场所管理活动的监督,对监外罪犯执行情况的监督,赋予监督纠正意见以强制执行的效力,建立健全对刑罚执行活动的监督渠道,应当强化对刑罚执行活动中发生的职务犯罪的侦查力度。     

树立正确监督思维和办案理念 高质效履行刑事执行检察职责

高质效履职是检察机关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促进公正司法的应有之义。刑事执行检察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体系中的重要一环，是检察机关的传统职能。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刑事执行检察部门不仅具有刑事执行监督职责，而且承担司法工作人员相关职务犯罪案件侦查职能，肩负保障法律在刑事执行领域统一正确实施、维护刑事执行和相关司法活动公平公正的重要使命。刑事执行检察工作应当坚持正确的监督思维和办案理念，在“派驻+巡回”有机融合、司法工作人员相关职务犯罪侦查方面高质效履职，积极探索新的监督方式，推动刑事执行检察各项业务工作融合发展，全面提升办案能力水平。     

中国法治政体的始创辛亥政治革命的法治论剖析与省思

法治政体理论在根本上把法治理解为,只有立宪政体才会要求并实现法律统治的一个政体问题。建立民主立宪的法治政体是辛亥政治革命的目标。为达成这一目标,民国初年的《临时约法》等法律初步构建了中华民国法治政体的雏形,但这一政体也陷入多重困厄之中。孙中山等人对这一政体及其困厄进行了富有价值的探索与反思。从法治政体理论及民初缔造法治政体的实践出发,可以对治法型法治的思想观念进行比较性的检视。     

论合同生效要件之证明责任分配

民法教义学中,合同履行请求权至少应包括合同生效要件。其中,合同的特别生效要件由原告承担证明责任,学说及实践中已无异议;合同的＂一般生效要件＂,并无＂符合＂与否的问题,而只有＂违反＂如何的问题。私法自治原则要求,证明责任分配在参与民法外部体系的构建时,将合同效力要件规定为＂效力阻却要件＂,交由被告承担证明责任,所以,应对《证据规定》第5条规定之＂生效要件＂作目的性限缩。此种以证明责任为解释目标的进路,表明证明责任分配也是法规范之关联脉络的一种,解释论亦应以证明责任分配为解释目标。     

《左传》训诂丛札

<左传>文辞古奥,义蕴深微.由于时代悬隔,虽经历代训释,疑义犹夥.本义湮没,通假不明,指代不清,诸般情形,在在多有.本文就襄公时期若干训诂问题予以新的探讨.     

关于侵权诉因排除提单管辖权条款适用的反思——以无单放货案件的处理为视角

提单的管辖权是正确处理无单放货等提单纠纷的首要问题。提单的管辖权条款属于协议管辖,是国际私法中“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产物。无单放货案件存在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的情形,所谓的“侵权纠纷一般不适用协议管辖条款”的规则并不能当然适用。根据现行法以及民事侵权的基本法理,分析中国法院用于否定提单管辖权条款适用的“侵权诉因”及“与争议没有实际联系”两个主要事由,认为以“侵权诉因”排除提单管辖权条款适用的做法不仅于法无据,而且违背法理;而以“与争议没有实际联系”作为否定承运人总部或主营业地之管辖连接点的理由也过于极端。在上述批评的基础上,提出解决提单管辖权条款问题的三点策略。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理论体系

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在内容上不断丰富,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而形成的科学的理论体系;在理论上不断创新,是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在体系上不断完善,是发展和开放的理论体系。     

建立我国行政复议听证制度之构想

本文主要阐述了建立我国行政复议听证制度的必要性和主要内容。     

Grouping of ammunition types by means of frequencies of occurrence of GSR

An attempt was made to build a classification scheme for gunshot residues (GSR) samples originating from four types of ammunition, collected from shooters' hands immediately after shooting. The secured material was examined with the use of SEM-EDX method in the automatic manner. The obtained results were expressed as frequencies of occurrence of particles assigned to various chemical classes. In order to establish the most discriminative of these features the Mann-Whitney test was performed. Cluster analysis was performed for grouping the analysed samples according to their origin, i.e. the type of ammunition. It has been found that samples of GSR originating from Browning 7.65 mm and Luger 9 mm ammunition can be fairly easy differentiated from the remaining samples, whereas samples of GSR originating from of Makarov 9 mm and these of Tokarev 7.62 mm could not be differentiated using frequencies of occurrence of particles in the selected chemical class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