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与司法之间:行政裁决范围的厘定与反思

行政裁决是指行政机关根据当事人申请,根据法律法规授权,居中对与行政管理活动密切相关的民事纠纷进行裁处的行为,不同于行政调解、行政补偿和行政确认.行政裁决在我国现行立法中大量存在,但立法使用“裁决”“裁定”“处理”“申诉”等不同概念,理清行政裁决的事项范围需要具体分析.初步梳理后,我国现行立法设定的行政裁决事项约22项,...     

是“行政强制”还是“行政强制措施”?——兼评我国《行政强制法(征求意见稿)》的命名和调整对象

我国正在起草制定行政强制法。行政强制措施在立法和行政实践中有着广泛的运用 ,然而对于这个概念 ,法律的规定不明确 ,行政法学界的认识也不一致。“行政强制措施”比“行政强制”更符合我国的立法和行政实践 ,立法应当舍弃“行政强制”的概念。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强制执行的法律性质不同 ,不能统称为行政强制。作为同时调整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的法律 ,我国的立法应当实事求是地命名为“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强制执行法”     

行政立法与无为而治

“无为而治”的思想如果经过适当的吸收和转换,完全可以作为现代行政管理和行政立法的精神营养。而现代治理中与“无为”精神相通的就是“有限政府”的理念。行政立法的“无为”精神要求行政立法不能越权立法,不能限制基本人权,对非基本人权的限制也必须有法律的授权并且程度适当,不能立自利之法、不公之法、无效益之法和违背自然生态规律之法。在行政立法中实现“无为”精神要求正确处理“无为”与“有为”的关系,要求有健全的监督机制和民主化的立法程序。     

论地方人大的管制性立法及其监督

当前,地方立法部门对于扩张管制性立法权限持有强烈意愿。地方人大的管制性立法是我国“备案审查”的主要对象之一,其合法性与正当性则可以通过“默示权力理论”与“合成权力理论”予以证成,但是其“形式违法”、“实质违法”及“规避立法”等情形不容忽视。为此,地方人大可以通过“前置性管制立法”设立相关行政许可事项,或设定“行政确认”等“前置性非禁制”措施;也可以通过“规定行政强制执行措施”、“适当增设行政处罚措施”,实施“过程性管制立法”。为了推进地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地方人大在推进管制性立法的同时,亦当积极构建“多元共治”的社会治理体系。     

维护市场经济法治精神须完善合同法--剖析深圳“问题商铺”买卖合同案

市场经济法治精神是中国经济法律环境的核心问题.维护公平、诚信和自主等市场经济法治精神,需要完善相关民商事立法和司法解释,实施有节制的行政监管.分析深圳怡景中心城“问题商铺”买卖合同案涉及到的立法、司法解释和行政监管问题,发现我国惩罚性赔偿制度的设计存在缺陷,应当建立一种可广泛适用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在合同私益领域期待行政监管干预合同纠纷的处理,是一种“政府依赖症”,这种“病症”有其社会“病因”,需从法律上提出“治疗”方案.     

论行政相对人参与行政立法

行政相对人参与行政立法,是“权利制约权力”模式的一种表现,它对制约行政立法权的滥用,维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有积极的意义。目前,我国关于行政相对人参与行政立法的法律制度仍存在不足,应从落实法案公告制度、选择适当的参与立法方式、监督行政立法机关对行政相对人意见的处理等方面予以完善。     

论行政指导行为性质及其分类界定

行政指导作为一种政府干预经济社会的柔软灵活的行政手段，属于行政行为范畴，也为经济法所重视。行政指导是一种权力行为，不一定具有“非强制性”。行政指导是一类特殊的权力性行政法律行为，产生法律效果，现实中往往异化为具体行政行为，其特殊性是表现为一种阶段性、过程性的行政法律行为。行政法领域中研究行政指导，有利于完善立法约束、程序控制和救济制度，以期找到行政指导在中国的“合法性”路径。     

规范行政保留的宪法依据

在行政与立法的关系面向上，无论“规范”指涉的是不直接对外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措施，还是与狭义的法律具有同等地位的一般法律规范(即广义的法律)，规范行政保留都指向宪法所确定的、由行政予以保留的规范制定权的自主空间。我国《宪法》第八十九条可为规范行政保留提供宪法规范依据。第八十九条第(一)项中的“宪法和法律”属于并列关系而非选择关系，其中的“法律”可能是组织规范，也可能是根据规范。进而言之，凡属于法律保留范围的事项之“根据”，为“根据规范”的法律；凡不属于法律保留范围的事项之“根据”，为“组织规范”的宪法或组织法。因此，在未确立一般法律保留原则的情况下，国务院基于《宪法》第八十九条第(二)-(十七)项职权而享有的行政管理职权范围内的规范制定权，在法律保留的事项范围外，具有独立的宪法地位，属于宪法位阶的规范行政保留。     

完善我国行政法制 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从行政立法角度分析我国法治政府的构建

完善行政法制是建设法治政府的基础,行政法制的完善行政立法是根本。目前我国的行政立法从立法观念到立法监督都存在问题,需要更新立法观念,通过改革立法体制,完善行政法律体系来推进法治政府建设。     

顺德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及其对广东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启示

顺德区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在简政放权和行政流程改革两个方面同时推动,推行一年来在提升政府服务效能上取得了初步成效,在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全面推动协同治理,完善社会参与机制、建立以"公众为中心"的协同审批流程,全面清理行政审批事项、整合优化行政审批流程、配置行政审批权"三集中三到位",优化审批机制及职能体系、提出标准化审批概念,规范政府行政放权行为等方面均取得突破。顺德的改革探索对推动广东服务型政府建设及改革的启示是:政府要积极培育经济和民生领域的社会组织;政府应建立相应的承接审批职能操作机制、绩效考评机制和监督机制;政府简政放权的改革需要制度设计和法律保障予以规范以确保改革的成效;加强广东行政服务体系建设,进一步完善事权划分工作。     

“首次不罚”不宜仿效

一些地区的工商行政管理局先后出台的“首次不罚”制 ,虽然其意在完善工商行政处罚制度 ,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 ,但却因改变了上位阶法文件规定的行政处罚事项而不具有合法性。地方政府工作部门制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 ,无权规定行政处罚事项。“首次不罚”制同时也提示我们 ,有必要进一步完善国家权力机关、上级行政机关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审查与监督制度。同时 ,对于违法制定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国家利益的行政规范性文件 ,应当赋予人民检察院以公诉权 ,以加强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法律控制     

易地扶贫搬迁协议若干法律问题研究

易地扶贫搬迁的法律治理是乡村振兴中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一环。搬迁“户”是易地扶贫搬迁法律治理的基本单元,利益分配和责任承担的主体都应当是搬迁“户”。易地扶贫搬迁协议在性质上属于行政协议,在推进易地扶贫搬迁法律治理过程中要充分发挥搬迁协议作为行政协议所具有的“行政性”“协议性”和“政策性”三重属性优势,构建治理主体自我约束、行政机关行政管制和社会层面的秩序约束三重治理路径,不断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易地扶贫搬迁治理的法律化、制度化和规范化。     

行政立法的成本与效益分析

运用经济分析法学的理论和方法 ,对我国行政立法进行成本效益分析具有重要意义。行政立法效益是衡量行政立法正当性的标准之一。行政立法应当处理好自身成本与社会成本的关系 ,重视机会成本、边际成本分析和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分析。应当通过树立立法效益意识、健全立法机制、增强立法民主性等途径提高行政立法效益。     

穿行于民法行政法之间-行政立法的民事制约问题研究

行政立法的民事制约命题的提出 ,具有充分的法律依据和法理依据 ,有其历史与时代背景。对行政立法的民事制约现象 ,不宜简单地从法学上予以肯定或否定 ,而应客观、科学地看待和评价。伴随行政立法的民事制约现象产生的问题或危害 ,是初级法治社会的综合法律病症 ,其治理从根本上取决于人们法治理念的真正形成和现代法律体系的培植。     

论公民对私人主体违法犯罪行为的举报

公民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犯罪行为的举报被宪法明确规定为权利,而对私主体的举报,法律则没有予以明示。从现有的法律来看,公民对私主体的举报不能笼统地定性为权利或义务,而应以具体事项来界定。在明确其性质以后,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应适当地使用该种举报手段,并采取有效措施保护举报人和监督举报行为,以发挥其应有的功效。     

现行宪法中“法律”的分析——基于立法的维度

宪法文本中“法律”一词总共出现82处，其中需要予以具体化的49处。对宪法文本中的“法律”的具体化可以分为四种情况：“照抄”式的具体化，人大立法的具体化，人大立法和行政立法共同的具体化以及主要依靠行政立法的具体化。部分或者主要依靠行政立法具体化的“法律”集中在土地和非国有制经济两方面，而这两个方面都不宜主要南行政立法予以规范。因此，“立法时代”未可结束。     

适应与完善:WTO后的中国行政法治

加入WTO,中国的有关立法和行政管理将受到WTO法则的约束,国内的立法和执法必须与WTO法律规则保持一致,这要求中国的相关法律制度必须与WTO法律规则相适应。对WTO法律规则的适应过程,不能认为仅仅是在经济层面上产生影响和发挥作用,从长远的观点看,它必将对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产生深刻的影响,从而更深刻地影响我国的政治、法律、社会文化等诸多领域,并对我国政府权力行使规则的转变、政府的角色转化和定位起到推动性的作用,对行政法制文明的进步发挥促进性的功效。     

论政府红头文件与相对人的信赖利益保护

政府红头文件产生的应然意义是促进依法行政,弥补法律、行政法规、规章的不足与滞后,提高行政效率。然而,在现实法律生活中,由于制定主体混乱,制定程序不统一等多重原因,导致了政府红头文件制定行为的失范,进而影响到行政相对人的信赖利益的实现。因此,信赖保护原则应贯穿于行政权力运行的全过程。对政府红头文件中的信赖利益给予保护有利于行政相对人基于对政府的信赖正常地安排自己的生产、生活,有助于推进我国的行政法治建设。     

论行政相对人之程序对抗权

程序对抗权应该是行政相对人在遇到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违反法律（主要是程序法律）而采取的维护自己合法权益，对抗违法行政行为的权利。程序对抗权在理论上、立法上以及实践中存在着诸多问题尚待完善。“自然正义”、“正当法律程序”和“控权论”是行政相对人的程序对抗权的法理渊源。我国对行政相对人的程序对抗权在理论研究、立法和行政过程中都存在许多问题，需要从理论研究、立法和行政实践中加以强化和完善。     

论《行政强制法》对公安行政工作的影响

《行政强制法》是继《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许可法》之后又一部规范政府行政行为的重要法律。该法的制定,使公安行政强制的法律概念进一步明晰,强化了公安行政强制措施具体事项的识别标准,强调了公安行政强制措施执法主体的执法资格,确立了公安机关行政强制的适用原则,对公安行政工作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