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政放权要“质”“量”并重

正深化改革已成中国大潮,到了最紧要关头。改革的核心是政府,简政放权是解决改革核心问题的关键。简政放权就是在政府、市场与社会之间合理划分三者的作用范围,明确政府权力的边界,清晰政府与市场、社会的作用边界,正像李克强总理说的,要"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就是"削权",把"全能政府"转变为"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近年来,我区一直致力于转变政府职能,实施简政放权,大幅减少了行政审批事项,为企业松了绑、为市场添了力,激发了     

以立法引领推动简政放权

<正>党的十八大要求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继续简政放权,推动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政府职能转变到哪一步,法治建设就要跟进到哪一步","要发挥法治对转变政府职能的引导和规范作用"。这为新时期立法引领推动政府简政放权指明了方向。     

辽宁省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工作领导小组成立

为加强对政府职能转变和简政放权工作的领导,省政府决定成立辽宁省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工作领导小组。其主要职责是: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简政放权工作,协调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重大问题,研究制定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方案并组织实施。领导小组组     

共享单车市场中的地方政府监管效果与优化

作为"互联网+"经济、分享经济的代表性模式,共享单车应市场需求而生,解"城市最后一公里"供给之题,短短几年间迅速涌向全国城市的街头并带动起一个充满活力的全新市场领域。市场经济的良性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有效监管。共享单车市场失序乱象呼唤和倒逼政府介入监管,形成了综合示范模式、积极创新模式及保守应付模式三类地方政府监管类型,不同类型的监管效果差异主要表现在监管方向与角色定位的清晰度、政策设计质量、监管方式的创新性三个维度上。进行问题导向的精准监管、优化政策设计的质量、变革监管思维并创新监管方式将是共享单车市场中地方政府监管的主要改善之道。征收"城市公共空间污染税"和建立"城市公共空间排放权"交易制度也是可能的选择方向。     

简政放权 促进发展

近年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共贵州省委、省人民政府的要求,我省开展了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工作,省直单位实施的行政审批事项得到较大幅度的精简,审批权责得到进一步明确,审批权限得到进一步下放,推进了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管理方式创新,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行政机关对市场过多的、不必要的干预,推动市场更好地对资源配置作用的发挥和社会主体的自治功能,对建立统一、竞争、开放、有序的市场秩序,提高经济运行效率,优化投资环境,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在法治的轨道上推进简政放权

<正>进入快车道的简政放权已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抓手和"先手棋"。要用好这个抓手,下好这个先手棋,离不开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运用。质言之,需要从法治的角度去审视简政放权及其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用法治的理念去思考和认识政府职能转变的路径,以法治的力量推进政府简政放权。     

NPO政府监管的困惑与调整

我国现时NPO政府监管制度严重滞后,妨碍了非营利组织的健康发展。构建合理监管非营利组织的法律框架,营造良好的治理环境,政府必须有所作为。首先,必须完善非营利组织立法,实现法制层面的有效监管,制定一部统一的非营利组织法;其次,必须摒弃双重管理体制;第三,成立非营利组织监督管理委员会,改革政府监管模式;第四,强化税收管理。     

简政放权的法治逻辑

田飞龙在2014年第2期《群众·决策资讯》载文《简政放权的法治逻辑》认为,李克强总理围绕“简政放权”提出了一系列典型论述,其中“法无授权不可为”是对政府的法治要求,规范内涵在于：政府权力必须获得法律授权,否则违法无效。这是“依法行政”的最基本内涵。     

壮士断腕自我革命

古人云：善政必简。加快转变政府职能,进一步简政放权,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特殊作用。简政放权,核心在“简”关键在“放”。简,就是要最大限度简化行政审批环节;放,就是要把该放的权力放下去、放到位。通过简政放权打开政府职能转变这扇“大门”,     

简政放权 云南在行动

正截至2012年底,全省共取消调整省级行政审批项目1495项;去年,省政府分四批取消、下放和调整433项行政审批项目。简政放权,是一个长期系统的过程。根据国务院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安排部署,云南省积极简政放权,努力推进政府服务职能转变。去年,省政府分四批取消、下放和调整433项行政审批项目。其中,取消行政审批项目229项,取消率28.8%;下放管理层级行政审批     

向简政放权要发展活力

正全面深化改革元年,广西全面启动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和机构改革工作,以简政放权为重点开展政府"自我革命",在体制机制方面进行大胆探索和创新。在我区全面深化改革中,一系列事关简政放权的举措令人关注:自上而下推进"大部门制"、政府购买社会公共服务、放权鼓励市县做好"自选动作"、政府公开晒"权力清单"等。这些改革如疾风骤雨般推进,进一步释放出体制机制的强大活力,增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动力。今年以来,我区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发展态势,既得益于改革红利的进一步释放,也得益于新一轮简政放权的稳步落实。     

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 努力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不断得到改善 ,各级政府公共服务质量有了显著提高。但是 ,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社会公共需求相比 ,我国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还较为薄弱 ,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不到位的问题仍然很突出 ,亟待进一步强化。在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形势下 ,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是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内容 ,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是我国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     

大部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与构建服务型政府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稳步推进大部门制改革,健全部门责任体系。如果说国务院机构改革是对政府内部权力进行优化配置,那么职能转变则是要理清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所以转变政府职能,构建服务性政府是我国新一轮大部制改革的主导目标。当前我国的大部制改革正处于起步阶段,如何结合转变政府职能这一核心要点,对大部门体制进行深入解析,准确定位,抓准核心要点与难点,是顺利开展大部制改革工作的基本前提,也是构建新型服务型政府的关键。     

政府职能转变与服务型政府建设之我见

张耀国、岳亚东在《法学》2011年第4期撰文认为,经济的发展和公民意识的提高,对政府的治理模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们不仅希望“有限政府”的出现,更渴望“有为政府”为自己的生活提供便利,政府的形式也经历了从统治型政府到管理型政府再到现今大力倡导的服务型政府的转变。服务型政府是我国加快经济转型、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的坚强后盾,而要建设服务型政府就必须转变政府职能。我国政府历来重视服务型政府的建设,从管理理念、管理职能、管理方式方法等方面,加强制度建设,加快政府职能转变。     

政府监管职能转变的风险约束:基于地方官员监管理念与行为偏好的调查实验北大核心CSSCI

创新政府监管模式是“放管服”改革的重要内容。当前政府监管职能转变较为迟缓,虽有研究侧重激励视角的解释,但未对风险约束这一变量深入阐释。本文基于风险预期和风险程度构建了分析框架,并以调查实验考察地方官员的监管理念与行动偏好,以提供微观层面的因果证据。结果显示,“放管服”改革议程影响了地方官员对政府监管职能的判断与认知,其监管理念发生了转变,但他们在面对具体风险情境时,仍更倾向于采取“加强审批”的旧有方式履行监管职能,并且这种行为偏好并未因风险情境的变动而表现出差异。这表明,推进政府监管职能转变需要对监管目标作更细致的拆解,进一步平衡效率与安全,调整监管内容范围,积极回应社会发展新需求,同时借助数字技术创新监管模式,提升地方监管能力。     

从社会组织审批权分析权力配置和简政放权

在推进简政放权改革中,一个关键问题是,权力下放在上下级政府之间、不同政府部门之间如何调整和分配。结合对社会组织的行政审批权的改革,寻求行政权力配置的重要影响因素。一方面,地方行政审批权力的配置会寻求法律法规及其原则的支持或者得到国务院和相关部委的授权;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会对权力配置的改革进行政治风险与社会压力的权衡。这种法律与政治的博弈是影响地方行政权力配置的重要力量。这对新时代全面深化简政放权改革中进一步解决层级政府之间与部门之间权力配置问题,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加强食品药品监管服务和谐社会建设

一方面,我国近年来食品药品监管工作得到长足发展;另一方面,食品安全事件和各种药害事故频频发生,安全状况与人民群众的需求之间存在突出矛盾。进一步加强食品药品监管工作,亟待我们在转变政府职能上采取积极措施。     

论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监管与政府改革

政府对社会经济活动的监管在经济学中至今仍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政府不仅要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监管,而且还应当加强自身的体制改革,以确保监管公正、有效。政府对社会经济的监管应遵守监管有据,监管适度,监管有力,监管有序的原则。     

关于省级政府转变职能的两点认识

改革开放,是发展的动力。我省经济社会发展能有今天这样的大好局面,主要得益于坚持改革开放;我省经济社会发展要实现“十一五”的奋斗目标,仍有赖于改革的深化和开放的扩大。因此,全省上下务必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的有关指示精神,以更大的决心加快推进改革开放,力求使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要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以不断完善有利于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保障,形成有利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机制。本期《特别策划》组编的这组文章,希望有助于各级领导进一步强化改革开放意识,进一步抓好改革开放工作。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监管困境破解

政府购买服务自在西方国家诞生以来,已经超越意识形态,成为国际趋势。该制度20世纪90年代进入中国,逐渐成为我国部分地区的政府改革思路之一,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效。但是,正如一个硬币具有正反两面,如今政府购买服务制度在项目运作中也面临困境：监管制度不健全、评价监管体系缺失与政府工作的错位导致监管不到位都成为制约政府购买服务制度发展的瓶颈。针对这些问题,创新社会组织监管体制与机制、评估监管体系;建立横向监管机制;改进对政府相关部门的监管是当下比较可行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