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时代中国舆论监督的范式转换与实践困境

网络舆论对社会舆论走向的引导作用日益彰显,标志着中国舆论监督已进入新媒体时代。论述了新媒体时代中国舆论监督在监督理念、监督主体、监督方式与监督范围等方面所作的范式转换;从舆论监督的有效性、公平性、正义性和合法性四个方面对新媒体时代中国舆论监督面临的实践困境进行了分析;提出了中国舆论监督面对困境的对策与建议。     

新时代加强和完善舆论监督论析

与人大监督、党内监督等监督形式相比,舆论监督具有反映迅速、影响广泛等特点。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舆论监督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有机组成部分,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但尽管如此,舆论监督难的问题,仍然在一些地方广泛存在。这其中既有思想认识上对舆论监督存在的偏差,有媒体自身的问题,也有舆论监督环境不佳的问题。新时代加强和完善舆论监督,应进一步优化舆论监督环境,加强对舆论监督的支持与配合,倡导对舆论监督的宽容和保护。     

论人大监督与舆论监督的互动

在我国现行的监督体系分类中,有多种监督,如党的监督、人大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舆论监督等等。每种监督都有自己独特的理论和现实基础。最近出台的监督法特别强调监督的公开性问题,对于人大监督和舆论监督,从理论与现实的角度考虑,笔者认为人大监督可以与舆论监督实现互动,进而使人大监督更加完善。     

论完善对行政权的舆论监督

制约和监督权力的核心是制约和监督行政权,舆论监督作为公众监督的一种,可以发挥对行政权的有效制约作用。从我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实践来看,有效开展政务公开舆论监督,并充分发挥舆论监督在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的作用,是完善对行政权的舆论监督的必由之路。     

舆论监督的法理基础

舆论监督作为"第四种权力",在约束其他权力运行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权力监督力量。舆论监督的产生,与人民主权观念、言论自由、民主政治理念和法治观念密不可分。"对谁监督"、"由谁监督"、"如何监督"的追问,是舆论监督的逻辑路线,人民主权观念、言论自由、民意和公民知情权是其法理基础。     

网络舆论监督效能提升的基本思路

网络舆论监督作为我国舆论监督的一种新兴监督方式．其监督效能不断显现。它在实现公民民主权利、推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提升政府决策水平、形成高效监督合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在网络舆论实施监督的过程中，受到法制环境、监督联动机制、利益集团、监督主体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影响了我国网络舆论监督效能的提升。因此，应该采取完善网络监督法制、构建监督联动机制、建立安全监管机制、扩大监督主体构成、克服非理性因素对监督效能的负面影响等措施，促进网络舆论监督效能的提升。     

网络舆论监督及其规范

网络舆论监督是行政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网络舆论监督极大地提升了公民的话语权,具有问责主体广泛、问责通道多元、问责成果高效等突出特点。网络舆论监督也是一把双刃剑,目前,网络舆论监督的缺点主要表现为网络暴力和媒体审判。因此除了从制度、技术、伦理三个维度需要加强对网络监督的正确引导和合理规范外,还需要从加强传统媒体对网络监督的监督、规范网络报道的内容和方式等方面进行有效监督,从而追求一种健康、理性的网络舆论监督。     

论舆论监督向权力监督转化

<正> 一、将舆论监督转化为权力监督才能使软监督变为硬监督。这是因为:第一,舆论监督具有及时性、公开性、广泛性和民主性,但却缺乏强制性,第二,舆论监督有别于上下之间大权力对小权力的纵向监督。也不同于有关部门之间的横向制 ,第三,目前我国舆论监督的发展处于初级阶段,监督机制尚待发     

增强法律意识,切实发挥舆论监督的战斗力

党中央向来重视舆论监督,早在50多年前就作出了《关于在报纸和刊物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党不仅依然将舆论监督作为社会主义监督机制的一个重要内容加以强调,而且中央领导也曾多次对新闻舆论监督给予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 社会上有多种监督,如党内监督、人大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等,新闻舆论监督是各种监督中不可或缺的一种,具有战斗力。这种监督是     

建立和完善舆论监督的有效机制

当前我国的舆论监督无论从认识层面还是从操作层面上看,都还处于初级阶段。因此,我们既要着眼于对舆论监督理论问题的深入思考,也要关注舆论监督的实践与发展,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舆论监督的有效机制。本文从舆论监督权的保护机制、舆论监督的社会调控机制、舆论监督与其他监督部门的协调配合机制以及网络舆论监督的机制四个方面作了一些探索。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主体的概念诠释

历史决定论的理解模式、历史主体本身的不成熟以及历史主体与实践主体的混同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主体被遮蔽的根本原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的主体性和马克思主义主体的历史性之间是一种逻辑互动的关系,前者是实现后者的力量源泉,而后者则是彰显前者的基础和保障;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主体有三种存在样态.即知性存在样态、意义存在样态和实残存在样态.     

浅析共同贪污犯罪数额的计算

贪污犯罪数额的大小,是惩治贪污犯罪的主要依据。在共同犯罪中,犯罪行为人贪污数额的认定相当复杂,既有共同贪污的数额,又有各人分赃所得的数额,还有因贪污的停止形态而未实际获取财产等情形。关于共同贪污犯罪行为人数额的认定,理论界存在着“分赃数额说”、“参与数额说”和“犯罪总额说”等不同的学说。笔者更倾向于“犯罪总额说”。     

论业主委员会的制度建设

业主委员会是城市住房私有化的必然产物,也是城市社区治理的重要制度支撑.由于政府管理部门、居民委员会、开发商、物业管理公司、业主之间利益关系复杂,现行法律法规对有关规定的不完善,政府主管部门的行政行为失当,业主普遍缺乏公民意识和责任意识,业主委员会在筹备设立和实际运行方面都存在诸多的问题.我国应尽快出台<业主委员会法>,明确规定业主委员会的法律地位,规范业主委员会各项基本制度;并且进一步调整完善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与业主自治的关系,在物权法中明确居民的房屋物权;健全行政程序的有关制度.     

行政三分制的行政法治契合

《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方案》的出台,标志着“行政三分制”这一新型行政管理模式的付诸实践。行政三分制在彰显其制度创新优势的同时,也面临着行政法治契舍的难题,而这则关系到行政体制改革的成败。     

我国物权法中所有人抵押制度构建

所有人抵押是指所有人于自己所有物上存在的抵押权 ,是一种特殊的抵押权。确立所有人抵押制度可以防止后次序抵押权人获取不当得利 ,保护抵押物所有人的利益 ,有利于所有人进行融资 ,节省交易手续和费用 ,促进商品流通。我国《担保法》没有规定所有人抵押 ,可借鉴其他国家、地区的做法 ,从所有人抵押的思路选择、成立、变动等方面入手对此制度作出具体设计。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公开性特征的具体认定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公开性是该罪认定上的难点,也是理论研究的薄弱环节,其中的相关问题应得到进一步明确。首先,公开性的本质是宣传对象的不特定性,即针对不特定多数的人进行宣传。其次,公开性与社会性存在交集和重叠,同时也各具独立价值。第三,在口头传播的性质认定上,应区分是否为集资人授意及集资人对集资信息的扩散持何种心态。第四,公开性不以虚假宣传为必要。     

茂名市电白区中学生毒品认知情况调查研究

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发现,茂名市电白区中学生对传统类毒品的认知程度较高,对常见的合成类毒品有一定的了解,对伪装类毒品认知较低;当地学校开展毒品预防宣传教育频率不高,方法缺乏创新,体系不健全等。对此,应加强对伪装类、液态类毒品的宣传;在宣传方式上要注意创新,应结合青少年规律特点,构建信息传播新平台;学校应从长远的角度出发建立健全毒品预防宣传教育工作体系。     

谈谈劳动价值概念的再扩展

我国现阶段各种合法职业劳动者的劳动都创造价值。这里的价值是指凝结在社会产品、服务 (包括有形的和无形的 )中的一般人类劳动 ,它体现劳动者对社会财富 (物质的、精神的 )增长乃至社会进步做出的贡献。在新时代 ,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概念作进一步的扩展是必要的。一种劳动只要它是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或环节 ,那么 ,无论它的直接成果是否成为商品 ,都是创造价值的。在我国现阶段 ,政府作为国家机器的职能已经有了较大的变化 ,更多地从阶级统治转向发展经济 ,它对宏观经济的管理和调控作用不可或缺且十分巨大 ,因而也是创造价值的。     

监狱罪犯离监探亲问题探析

监狱罪犯离监探亲是法律规定的一项有利于监狱罪犯再社会化的刑事政策,专门系统地探讨这个问题具有重要价值。现行离监狱探亲制度在《监狱法》、司法部规定和监狱实践三个层面均面临诸多问题,因此,在对策方面,基于对监狱离监探亲决定权的行政执法权属性分析,从法律上赋予罪犯法定离监探亲权,要从《监狱法》及司法部的规定上加以完善,还要解决监狱办理上面临的实际困难,以促使这项制度得到常态化落实,促进罪犯改造和再社会化。     

浅析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

不作为犯罪是我国刑事犯罪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作为犯罪一样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研究不作为犯罪,首先要明确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是不作为犯罪的核心问题,它包括四个方面: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先行行为引起的义务,职务或业务上要求的义务以及法律行为引起的义务。除此之外,道德义务不应成为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