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构成要素及创新发展的内在逻辑——兼论执政理念的内涵

执政理念是执政党从事执政实践活动的理论基础和行动纲领。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内容是由"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人民本位理念"、"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理念"和"依法执政、民主执政、科学执政的权力规范运行理念"三大要素构成。党的执政理念的创新发展有其内在的逻辑。     

论朱熹的知行关系思想——兼论中国传统文化与新时期官德建设

在朱熹的知行关系思想中,其知先行后、知轻行重的伦理道德学说,对当今的官德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和谐的政党关系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兼论政党关系和谐是多党合作制度的本质属性

促进和谐的政党关系,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和谐的政党关系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两者之间,从根本上分析是完全一致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所体现的就是一种和谐的政党关系,换言之,在中国,和谐的政党关系是通过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表现出来的。构建和谐的政党关系,要在坚持的前提下,努力完善、丰富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台湾地区与日本关系中的“情结”分析——兼论“钓鱼台”问题

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台湾当局与日本之间建立了正式的所谓"外交关系",日本国内形成了"台湾帮",出现了严重的"台湾情节"。与此同时,台湾也出现"日本情结",即便在日台当局正式断交后,二者仍藕断丝连,日本因素对于台湾当局政策变化及走向有着不可忽略的影响。正是从这个纠结出发,通过一些重要的结点来分析台湾地区与日本关系的特殊性,有助于研读两者间关系的内涵。     

社会主义行为文明研究——兼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践行

文化结构可以分为四个层次,即心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物态文化。因此,社会文明体系也应分为四个组成部分,即精神文明、制度文明、行为文明、物质文明。行为文明是精神文明、制度文明的外在表现,应该把行为文明作为文明体系中独立的文明形态加以研究和倡导。社会主义行为文明包括政治行为文明、经济行为文明、文化行为文明和社会行为文明。     

中西现代“政党-政府”关系的差异及其原因——兼论中国“政党-政府”关系的现代化

政党政治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有效实现形式．伴随着政党政治的兴起，政党不仅在推进政治民主化过程中发挥着特定的作用，而且在推动各国的社会发展中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由于政党产生的背景、功能、自身状况以及政治生态环境等方面因素的差异，西方“政党-政府”关系出现政党主导型、政府主导型、融合型三种主要模式。中西“政党-政府”关系不存在优劣之分。但是，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应当自觉吸纳善治理念和大力发扬人民民主，努力推动中国“政党-政府”关系的现代化。     

从城乡统筹发展到城乡一体化——兼论党的十八大对新时期城乡关系的总布局

当代中国在解决城乡关系的矛盾中走过曲折的发展里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我国城乡关系的发展开辟了广阔道路.党的十八大关于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战略和总布局的提出表明,我国城乡关系已经走过政策性调整阶段,进入布局性和制度性建设阶段,走过了着力于解决城乡关系的矛盾和危机阶段,进入主动地根据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而正确处理城乡关系的新阶段.在现实意义上,这是实现党的十八大所确立的发展方式转变和城乡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体现;在更深远的意义上,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懈探索的新成果,这将对中国未来产生重大影响.     

近20年执政党与民主关系研究的考察——兼析“民主执政”的提出

“民主执政”是中国共产党执政55年的“主要经验”。考察近20年国内执政党理论研究文献就会发现，执政党与民主关系是民主执政研究的基本理论脉络。早期的传统研究中已涉及执政党与民主问题，到探讨苏东国家执政党失败原因时才真正开始主动探索这一问题，在对中外政党制度及执政党的比较研究中逐步确立执政党民主执政的依法、科学的取向。正是在近20多年学界与政界的良性互动中，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关于“民主执政”的提出水到渠成。     

新中国成立以来市县关系的逻辑演化与重构——兼论“省直管县（市）”改革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市县关系经历了“分治-合治-分治”的过程。建国初期的“市县分治”是与计划经济相对应、建立在城乡对立基础上的县市分治;当前的“省直管县（市）”改革是在经济转型的特定背景下启动的,更多地需要迎合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回顾市县关系的发展历程,每一次市县关系的调整都是“经济转型”、“城市化”和“中央政策”三大因素共同推动的结果。在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期,本文将对市县关系的未来走向及中央政府在重构市县关系过程中的角色定位进行探讨。     

从中国工业化到中国式现代化——兼论《论十大关系》与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开辟

中国现代化建设建立在新中国成立后一代代人接续探索和顽强奋斗基础之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首开探索,提出“中国工业化的道路”这一概念,《论十大关系》作为这一探索的代表性成果,包含了从中国国情出发走“中国工业化的道路”的光辉思想。以《论十大关系》为开端,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经过不懈奋斗,终于成功走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网络的沟通和沟通的网络——兼论社会网络化和家庭代际关系

文章通过作者的父女隔洋对话,围绕网络问题进行代际沟通,在把制造代际矛盾和冲突的技术网络转化为沟通和融洽父母孩子关系的社会网络的同时,谋求父母和孩子在网络化过程中的共同进步.     

论公共政策制定和实施中的利益均衡——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制度创新取向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一直是行政学研究的重点。随着我国分权化改革与市场化改革的不断向前迈进，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利益差异日渐凸显。在利益多元化格局已经形成的今天，如何处理好中央与地方之间利益关系的问题显得格外重要。为此，本文借鉴西方经济学的一些方法分析了中央与地方之间利益关系的变动与均衡过程，并针对转轨时期如何降低两者之间的交易成本，提高政策资源配置效率的问题进行了一些制度创新分析。     

制度与行为关系：理论差异与交流整合——新制度主义诸流派的比较研究

对制度与行为关系的分析是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主要内容之一,所形成的不同看法构成了区分新制度主义内部理论流派的主要标准.新制度主义三个主要理论流派,即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都以独特的理论视角对制度与行为关系展开了分析,在理论内容和分析途径上有各自的特点.不同理论流派之间存在差异的同时也为相互学习和理论整合提供了某种可能.     

政治现代化研究——兼论政治现代化与政治发展、政治文明的关系

政治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核心。本文在对政治现代化、政治发展、政治文明等概念及其相互关系辨析的基础上指出,政治现代化是所有民族国家绕不过的。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政治现代化问题。对中国而言,通过自上而下的渐进性的积累性改良,是一种既能保持社会稳定,又能逐步实现政治现代化进程的可能方式。     

论“中体西用”的当代形态——中西方文化关系模式比较研究（上）

中国与西方，这是近一百多年来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一切问题皆起因于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西方横插入中国平稳而缓慢的历史进程中，于是，中国的面貌整个地发生了急速的变化。中国人一直在试图理解这种变化，希望这种变化促进世界与中国的健康发展，     

对斗争与和谐的关系的思考——兼论正确处理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的利益冲突

斗争与和谐的关系问题，是关于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从哲学上看，和谐状态包含斗争而斗争是和谐状态向更高层次转化的动力；从认识——实践角度看，“斗争哲学”固然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和谐哲学”的践行也面临难题；从利益冲突的角度看，社会和谐是利益主体斗争博弈的结果。     

执政党的先进性建设与执政能力建设的关系研究--兼论树立科学的党建观和科学的执政观

"先进性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是党的建设的应有之义,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根本性建设.把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实现党的先进性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的相辅相成,对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执政理论,深化对执政党建设规律和执政规律的认识,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和谐社会构建下的民事自助行为制度化——兼评沃耘学者的《民事自助行为研究》一书

当下的中国正处于从国家管控走向民间治理、从权力规制秩序走向自生自发秩序的转型时期,而市民社会的理性规则秩序还尚未完全建立,诸如讨债公司、私人执法、暴力讨薪等创造性私力救济正不断地拷问着法律的正义性与可操作性。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加快实现“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以及“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宏伟目标。在此背景下,国家通过制度化来实现对民事自助行为的有效引导和规制,就成为构建和谐社会极为迫切的制度诉求。     

反腐败合力的形成：资源整合与优势互补——兼论纪检监察部门与检察机关在反腐败中的关系

反腐败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工作,在很多腐败贿赂的大案要案中,司法、纪检和行政监督常常交织在一起,违犯法律往往同时违反党纪、政纪。我国反腐败的专门机构从党内讲是纪律检查机关,从政府部门讲是行政监察机关,从司法角度讲是行使法律监督职能的人民检察院。目前,我国纪律检查机关与行政监察机关是合署办公的,因此形成反腐合力的关键就是处理好纪检监察部门与检察机关在反腐败工作中的关系,使其资源整合、优势互补,真正形成打击腐败的长效机制与合力。     

论“中体西用”的当代形态——中西方文化关系模式比较研究（下）

三、对极端模式与含混模式的质疑。本文的前半部分(见《理论文萃》2005年第1期)列举了十九世纪后期以来。中国人在认识和处理中西方文化关系问题上的主要模式，这些模式就其价值取向来说，可以分为极端(如“全盘西化”与“儒学复兴”)与折中(如“中体西用”、“西体中用”、“综合创新”)两种；就其内部结构来说，可分为明确(如“全盘西化”、“儒学复兴”、“中体西用”)与含混(如“综合创新”。“西体中用”)两种。显然，每一种模式都是一个自足的理论体系，它们的真实内涵不一定如它们在字面上所说，但这不妨碍通过对它们自己的理论表述进行分析。从而对它们提出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