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公民非制度化利益表达的分析

非制度化利益表达是指在正式的制度渠道缺乏或者不通畅的条件下,公民采用非制度化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诉求,影响和推动政治系统的决策,从而使自己的利益得以实现的过程。在我国,非制度化利益表达的形成机制主要是由于正式制度结构的不健全和不均衡,政治表达主体的整体素质不高和经济地位偏低、政治效能感脆弱,以及政治参与的环境中社会结构的断裂三种因素造成的。而走向公民有序利益表达的对策是:提高制度化水平、实现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加强公民参与教育以及建立社会控制等几个方面。     

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现实审视与路径优化——基于西部民族地区的实证研究

新时期,西部民族地区农民常常通过拉拢干部、越级上访、暴力威胁、围攻基层政府、静坐示威等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手段表达利益诉求,给政府施加压力。探寻深层原因,主要是农民政治参与的制度滞后与短缺、农民利益表达渠道阻塞与单一、基层政府基于自利与无奈的行为失范以及农民传统意识与组织化程度的影响,应通过发展农村经济,强化制度供给,疏通并拓宽农民利益表达的渠道,规范基层政府行为,提升农民的文化素质与组织化程度,构建新型农村政治文化等路径来优化。     

弱势群体制度化利益表达的有效性及其现实考量——基于政治系统理论的视角

基于政治系统理论的视角,利益表达主体、客体和内容都是影响政治系统输出的关键因素。当前弱势群体利益诉求内容明确与表达的分散化和非系统化、权利利益意识觉醒与利益表达能力欠缺的矛盾,以及宪政意义上开放通畅的利益表达渠道与实践中低下政治效能之间的反差,导致其制度化利益表达有效性的缺失。因而,除了当前理论与实践极为关注的利益表达机制需要完善之外,还需要从更为系统整体的角度提升弱势群体制度化利益表达的有效性程度。     

我国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方式分析

保护弱势群体的合法利益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作用。当前我国弱势群体利益表达的制度化方式和非制度化方式都存在较大缺陷,这严重阻碍了弱势群体进行正常的利益表达和实现自身正当利益。在目前社会利益冲突愈演愈烈的形势下,完善弱势群体利益表达的制度化方式,进而构建一套适合弱势群体利益表达的制度化机制已经迫在眉睫。     

新时期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的构建

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引起了社会利益结构的调整和社会阶层之间差距的扩大,农民群体成为一个典型的弱势群体。由于农民利益制度化表达渠道的不畅,导致农民利益非制度化表达方式非常普遍,影响了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构建新时期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的途径为:发展农村生产力,促进农村经济繁荣;完善人民代表的利益表达功能;建立和完善农民的维权组织;健全和完善信访工作机制;引入协商民主的治理模式,以及健全大众传媒的农民利益表达功能等。     

转型时期利益协调机赦的问题及改革路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利益协调机制经历了重大调整，但依然存在利益格局失衡、利益表达渠道单一、利益整合机制滞后以及利益矛盾调处方式简单等问题。通过建立制度化的多元利益表达渠道，完善社会利益整合机制，扩大公民参与以及建立多元化的矛盾调处机制，将有利于建立政府负责、社会协同的利益关系协调机制，促进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发挥多党合作制度 培育公民意识的功能

强大的政党制度应当具有高水平的政治制度化和高水平的群众支持。杨爱珍在《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撰文．分析了政党制度的发展与公民意识的关系．文章认为．政党是公民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正是公众有了利益表达的诉求．才有公众对政党这种利益表达工具的诉求。当然,公民意识离不开成熟的公民社会培育．公民社会发育程度的高低．决定了政党现代化程度的高低。成熟的公民意识是政党制度发展的文化基础．同样．成熟的政党制度也具备培养公民提高公民意识的功能。我国政党制度能够有效地畅通政治权威系统与社会的沟通．实现政党之间互相监督．     

论新时期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的构建

农民利益表达既是我国利益多元化的必然产物,是政府合法性资源积累的途径,和保证社会公正的条件,也是政府决策的前提和基础,同时还是社会稳定的安全阀。在利益日渐分化的社会中,面对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在缺乏利益疏通和利益表达渠道的情况下,农民往往采取静坐、示威甚至是直接冲击政府的非制度化方式来进行利益表达,对政治秩序和社会稳定造成了危害。在新时期为了实现社会和谐,我们要拓宽并建立顺畅的农民利益表达渠道,加强大众媒体在农民利益表达的作用,加强农民专门利益表达组织建设。     

和谐社会视野下完善利益表达机制问题探析

和谐社会应当是各个群体利益关系协调的社会.社会群体利益关系的协调离不开完善的利益表达机制.我国现阶段利益表达机制中各群体的利益诉求意识参差不齐,表达利益诉求的机会及效果差异较大,应该强化弱势群体、中势群体的诉求意识,实现平等的表达权利,并建立畅通的表达渠道,使各个群体能够畅通、理性地表达利益诉求,并在党和政府的政策中得到回应.     

转型期非制度化信访的突出问题及矫正路径探析

中国社会转型期非制度化信访问题突出,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当前,信访制度和司法制度在利益表达、纠纷化解和权利救济上出现了重叠,信访制度面临法律上和现实上的困境。解决信访问题的根本途径是进一步改革信访制度,积极探索转型期信访与法治契合的可能路径,以实现信访的法治化。     

我国农村社会不平等程度加深

韩俊在《中国经济时报》撰文指出,改革开放前,农村平均主义盛行,农民普遍贫困,贫富差距很小。改革开放30年来,总的趋势是,农村居民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农村贫富分化趋势加速。目前农村解决社会矛盾的方式很不规范。解决冲突还缺乏制度化的手段。农村多元利益主体的格局已经形成．城乡利益关系、农村不同社会阶层间的利益关系复杂化．由此产生的社会矛盾也在加剧．解决社会矛盾单靠政府行政动员已经力不从心。一是农民利益诉求表达渠道不畅。由于历史和制度上的原因．     

西方发达国家农民利益表达及其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西方发达国家的农民政治组织分为综合性的农民政治组织和专业性的农民组织,其农民利益表达渠道有政党选举、院外活动、游说政府和游行示威等。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农民成功的利益表达经验,我国当前要做的是:第一,政府要转变观念,建立多元的开放的民主决策制度,从体制上鼓励农民进行利益表达;第二,政府应当限制特殊利益集团,加强弱势利益集团的利益表达能力,支持农民建立自己综合性政治经济组织——农协和多种经济专业化组织,使农民拥有合法的自组织资源。     

和谐社会视阈下的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研究——基于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分析

近年来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频频发生,其根本原因是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的缺失。造成农民利益表达渠道不畅的原因很多,既有制度设计的缺陷,也有农民代言人的缺位,还有农民利益表达意识的问题。为此,必须通过拓展规范农民利益表达渠道、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培育现代公民意识等方式来建立健全农民利益表达机制。     

群体性突发事件视阈下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的缺陷及重构

近年来,我国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频繁发生,严重影响了农村社会的稳定.事件折射出的农民利益表达的困境和表达机制的缺陷,不能不引发我们的思考.构建和完善新时期农民利益表达机制,应从保障和完善农民的知情权,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充分发挥人大和政协的利益表达功能、改革和完善信访制度等方面入手.     

西双版纳地区的利益分化与利益表达

利益分化是我国近年以来许多学者关注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体制的转型,社会利益分化的程度已经日益加深。这样的问题,在边疆多民族地区同样也是不可回避的。而处于我国西南国境交汇之处的云南省西双版纳地区的利益分化更是由历史、民族、地缘和现实等多种因素共同推动的。综合这些利益群体的利益诉求和利益表达的特点,不同利益群体在利益分化格局中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同时也带来了多元化的影响。     

论执政党领导的社会利益表达机制建设

在利益群体和利益诉求多元化情况下,执政党要建立畅通的利益表达机制和渠道,让社会不同阶层和利益群体能有效地表达利益诉求,才能及时化解利益矛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基于失地型群体性事件视域的农民利益表达与权益的维护

失地型群体性事件近几年来呈多发的趋势,预防或解决群体性事件的关键在于建立和完善农民利益表达机制,保障农民的利益诉求。因此,有必要加强失地农民的权利保障,限制地方政府权力;完善利益表达和协调机制;建立和完善社会矛盾监测预警和调查处理机制;提升农民法律意识和社会参与水平。     

当前我国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原因分析及对策

本文认为,当前我国大多数的群众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其过程基本上是利益侵犯--制度化政治参与--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这么一个复杂的、其间不断加能的过程,因而,当前我国大多数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原因,概括地说就是实质方面的原因和程序方面的原因。本文还具体分析了它们背后的原因,也就是为何群众利益受犯及合理利益诉求多,以及为何制度化政治参与多是低效或无效,并且提出了一系列针对性的建议。     

村庄公共事件中的农民利益表达机制分析——基于湘北邵村利益相关者的访谈调查

农民利益表达机制是维护农民权益的基础。为了探讨村庄公共事件中的农民利益表达真实状况,本文选取湘北邵村作为个案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处于农民利益表达机制初始创建阶段的湘北邵村,存在着农民利益表达能力匮乏、利益表达客体行为不合理、利益表达的渠道不畅和方式不规范等问题。为此,应从农民需求出发,以问题为导向来探寻优化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的路径,以达到维护农民权益的目的。     

关于健全职工利益诉求表达机制的研究

职工利益诉求表达机制，应该是指工会表达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各项制度、载体和渠道的总称。目前上海工会的职工利益诉求表达机制，主要包括工会组织和职工代表参加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职工代表参加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劳动关系三方协商机制、工会与政府联席会议制度、党政工联席会议、厂务公开、职工董监事制度、工会信访接待、职工维权热线等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