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议定书》的清洁发展机制及其在中国的实施

《京都议定书》的清洁发展机制是发达国家缔约方为实现其部分温室气体减排义务，与发展中国家缔约方进行项目合作的机制，目的是协助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实现可持续发展和促进公约最终目标的实现，并协助发达国家缔约方实现遵守其量化限制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承诺。清洁发展机制给我国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良好机遇。我国在实施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过程中，应注意交易价格、碳泄漏、法制建设等问题。     

《京都议定书》与国际环境正义

1997年12月,经过旷日持久的艰苦谈判,《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框架公约）缔约方第三次会议终于签署了《京都议定书》（以下简称议定书）。议定书第一次为发达国家规定了明确且具有约束力的温室气体减排义务。在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下,议定书终于2005年2月16日正式生效。世界各国环保人士认为,议定书的生效是国际环境保护史上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但是,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研究表明,在2020年前,京都机制对稳定二氧化碳浓度所产生的影响微乎其微。     

后京都时代：建立可持续碳排放政策的法律意义探析

碳是所有石化燃料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我们越来越多地依赖碳燃料,释放到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也在迅速增加。多数科学家和政府承认温室气体已经并将继续为地球和人类带来灾难,包括频繁的恶劣天气,自然生态系统被破坏。所以“（控制）碳排放”、“碳中和”这样的专业术语,已经成为被大多数人所理解、接受、并采取行动的基础。随着“后京都时代”的来临,发达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制定强制性标准,共同为遏制全球气候变暖和可持续发展承担责任成为大势所趋。     

全球气候变化法律应对及“后京都时代”我国的对策

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哥本哈根协议》,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始终未懈,但成效有限。在此过程中,各主要发达国家在国内也做了积极探索,许多方面值得中国借鉴。随着"后京都时代"的即将来临,中国作为世界排放大国必须切实减排。为此,一方面需加强减排国际合作,认真履行国际义务和减排承诺,另一方面应依法合理地推动发达国家履行减排义务,共促减排目标实现,同时对碳关税等新型贸易壁垒可能对我国国际贸易带来的影响和损害也应积极应对。     

控制全球气候变化的法律问题及中国的应对——后京都时代的中国节能减排立法

全球气候变暖的趋势已成为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紧迫问题,控制全球气候变化的使命感和时代感在逐渐增强,节能减排的形势和要求在不断强化,作为京都议定书的缔约国,我国面临的压力将逐渐增大,京都议定书在2012年的走向以及对我国的影响是我们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中国政府历来高度重视节能减排工作,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采取一系列严格有效的措施,节约能源,减少污染,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尤其是《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的出台,强化了我国直面气候变化问题,寻求解决路径的紧迫感。如何充分利用这一时代的际遇,挖掘国内和国际市场上节能减排的潜力是我们共同思考的问题。为此,本刊约请有关专家学者撰文,探讨此论题。     

全球温室气体控制法律和政策的新动向

随着后京都时代的即将来临,有关控制全球温室气体效应的法律与政策呈现出新的趋势：能源立法的后京都化、低碳化、政策性和以及气候变化国际立法的多元化是当前和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有关这方面国际立法的主要特征。把握能源立法的这些特征,将对我国能源立法有所启示：应对气候变化立法必须考虑世界利益的多局化、多方利益的平衡和国际立法主体的多元化等因素,这样才能确定好我国能源立法的方向。     

国际海运温室气体减排法律问题探析

近年来,国际海运温室气体排放问题逐渐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国际海事组织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的授权下进行了包括立法在内的诸多努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本文在对国际海事组织构建的国际海运温室气体减排法律框架进行厘清的基础上,就其框架中体现出的"不优惠待遇"原则及相关的减排机制进行分析,认为相关制度还有待调整以符合大多数国家的利益。     

碳交易的法律问题初探——《京都议定书》减排机制及我国的应对

极端天气的频发,使人们对全球变暖问题倍加关注,<京都议定书>的减排机制逐渐发挥更大的作用,旨在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碳交易也逐渐活跃起来,如日初生.①世行预计2008年至2012年之间,碳交易市场交易规模可达到每年600亿美元.     

论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的基本原则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是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这意味着中国不仅与美国、日本、英国等发达国家不同,而且也与菲律宾等发展中国家不同,处于一个比较特别的中间地带。所以,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立法虽然是国内立法,但必然具有深远的国际意义。当然,作为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始终是中国长期而艰巨的首要任务。因此,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立法必须结合自身实际,确立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的基本原则,以全球公益之人文情怀为谋求人类共同福祉做出贡献。     

构建中国碳排放权交易法律制度的探讨

碳排放权交易制度作为人类为应对气候变化而建构的调整碳排放权交易法律关系的一系列法律规范所组成的规则系统。经国际法条约确立后,在各国已得到广泛实践。而在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尚处于萌芽状态。同时,严峻的气候变化问题和潜在的国际减排义务要求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因此作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一种有效手段,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建设成为一种普遍现实意义上的需求。应当从法律制度的角度深入研究中国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设立目的、碳减排目标、交易的对象、交易的配额、机制运行时间、交易所的设置等问题,为中国日后顺利进入＂全球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做好充分的法律制度准备。     

和谐社会视野下的城市犯罪与防控战略

城市不仅是一国政治、文化、经济的发展中心,而且是各类违法犯罪行为的高发区。从古至今,城市犯罪问题一直都是世界各国所面临的一大顽疾。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城市化高速发展的同时,却面临着人口众多、经济欠发达、贫富差距严重等一系列不利因素所导致的城市犯罪的困扰。近年来,我国城市犯罪率居高不下,成为严重阻碍我国城市现代化发展的一大障碍,建立和完善城市犯罪防控战略已经迫在眉睫。     

中国政府人力资源开发及其战略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人才强国战略是当今中国政府明智的决策。然而如何实现这一战略,关键在于中国政府的人力资源开发战略定位及其开发体系的建立,在于如何把人口资源转化为人力资源与人才资源。因此,本文主要回答什么是中国政府人力资源开发,中国政府为什么要进行人力资源开发,中国政府应该构建什么样的人力资源开发战略体系。     

对全球化的思考

全球化在加速各国融入世界体系进程的同时,也带来了生态环境、能源、人口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这些问题可以通过多极化得以更好的解决。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应该并且能够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我国内地与港台地区检察官客观义务之比较

我国内地虽然在立法上对检察官负有客观义务有一定的体现,但在实践中落实得很不理想。通过对内地和港台地区的检察官客观义务进行比较,可以找出内地在此方面存在的立法和司法上的问题,进而有针对性地进行完善。     

经济全球化与我国经济安全的法律保护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 ,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毋庸置疑 ,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作用。但它也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经济安全等方面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负面影响。我国作为经济迅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 ,既要积极融入全球化浪潮 ,又要注意用法律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     

论中俄“命运共同体”的多维支点

周边外交和"命运共同体"是2013年中国外交的两大重点突破。作为中国最大"周边"的俄罗斯与中国互为传统邻邦,两国已经不存在根本的利害冲突和重大矛盾分歧;作为世界大国和地缘政治大国,中俄两国是维护世界和平、改善国际秩序的重要力量。同为与西方传统强国在全球治理和价值理念上异质化的两强,中俄两国在经济、安全、人文和国际秩序四个维度上存在着诸多利益交叉和重合,而这正是中俄"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基础和支柱。     

关于完善我国遗嘱执行人制度的思考

遗嘱执行人制度具有保障遗嘱执行,体现遗嘱人意志和公平维护继承人、受遗赠人、其他利害关系人以及便于遗产分配的作用。由于现实国情和法理的需要,我国亟需在遗嘱执行人的产生方式、任职资格、就职和拒绝、权利和义务和法律责任等方面加以完善。     

企业登记之对抗效力探讨

企业登记制度存在的合理性、登记主体权利义务平衡性及商事交易中效益和营利的价值追求构成了企业登记效力之一——对抗力产生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对抗力即企业登记事项一经登记公告,即推定社会公众知悉,企业因此而获得免责效力。对抗力的赋予,在于通过向社会宣示企业的权利或状态从而排斥其他权利和防御侵害,保护登记主体的合法权利。我国相关立法对对抗力虽有提及,但相当简陋,应进一步明确、细化。     

我国国际竞争力的发展状况及提升对策

我国加入WTO以后,参与国际竞争的范围增大、层次加深,面对国际强大的竞争对手和发达国家成熟的市场经济,我国正在发展中的市场经济的方方面面,将会带来更大的困难和挑战。因此,充分认识国际竞争力的内涵,了解我国国际竞争力的发展状况,对我国国际竞争力的优势和劣势进行分析,找出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对策,尽快树立竞争优势地位,成为我国急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中国行政发展的文化战略研究

中国作为后发型国家,经历着工业化的过程,行政发展面临着深刻的困境和严峻的挑战。行政发展是一个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文化战略的设计更为关键和困难。通过对中国行政发展进行文化战略分析、战略选择和战略实施,采取阶段创新的文化战略,有助于推进中国行政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