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身侵权之债债权人在破产清偿中的优先权分析

在破产案件,特别是由大规模侵权引发的破产案件之中,人身侵权之债的债权人是否享有优先权是一个非常重要又颇具争议的问题。从优先权的价值取向、人身侵权之债的特殊性以及社会现实的需求等方面综合分析,人身侵权之债在破产中理应具有一定的优先性。从各国的司法实践来看,许多国家都对破产中的人身侵权之债给予了特殊保护,而且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重视人身侵权之债的优先保护问题。     

侵权债权在破产程序中的优先受偿顺位建构——基于“给最少受惠者最大利益”的考量

破产法的公平理念以及侵权债权的非自愿属性,决定侵权债权具有从现行破产法所规定的普通破产债权中分立出来,并优先于一般交易债权受偿的正当性。基于侵权债权类型化以及罗尔斯的公平的正义理念——给最少受惠者最大利益,侵权债权在区分人身侵权债权和财产侵权债权的基础上,应做以下受偿顺位安排：破产费用和公益债务之外,人身侵权债权——工资债权和社会保险费用——劳动补偿金债权——财产侵权债权——国家税收——一般交易债权。人身侵权债权甚至有可能优先于担保债权,如果担保债权的设立发生于人身侵权债权产生之后。社会强制责任保险费用债权视其保障范围可以先于人身侵权债权或财产侵权债权。     

大规模侵权纠纷之破产重整解决路径

传统的普通民事诉讼、集团诉讼以及专门立法模式在面对大规模侵权纠纷时难有作为.利用公平赔偿、鼓励创新和成本节约的标准衡量,破产重整制度因其有效纾解大规模侵权纠纷中的程序的非正当性问题及可核验性悖论,成为解决大规模侵权纠纷的一剂良方.在惩罚性赔偿、优先权、责任保险和赔偿基金等诸完善思路均值得商榷的情势下,应降低重整案件受理门槛,促使企业在出现大规模侵权纠纷伊始即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并在破产重整程序中建立适合大规模侵权纠纷处置的潜在债权代表人与潜在债权评估制度.     

论应当赋予侵权债权在破产分配中以优先地位

＂三鹿＂奶粉事件凸显在企业大规模侵权下在破产程序中赋予侵权债权普通债权人的地位具有不合理性。赋予侵权之债债权以普通债权的地位是对私法概念的曲解,违背了民商法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不符合商法追求社会效益的价值诉求。基于此,应当赋予侵权之债在破产分配中以优先地位。     

人身侵权债权在破产清偿顺位中优先受偿之思辩

在调整人身侵权债权的各种制度中,为人身侵权债权在破产清偿顺位中找寻优先清偿点是次优制度选择,因为无论人身侵权债权定位在哪一个清偿层面都是后序债权人为破产企业的非法行为买单。为此,在其他法律制度足以保护人身侵权债权人权益的前提下,在破产清偿顺位中为人身侵权债权人设置优先受偿权实属不必要。但是其他法律制度不足以保护人身侵权债权人的权益时,我们可以考虑在破产清偿顺位中采用将人身侵权债权与劳动者债权同序的方式来保护人身侵权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风险社会下的大规模侵权与责任保险的适用

人类自身活动已成为现代社会风险的根本性来源,大规模侵权是风险社会的极端表现,传统侵权责任法的单一赔偿机制已不足以救助大规模侵权中的众多受害者,将责任保险运用于大规模侵权损害救济中,对于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稳定,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大规模侵权责任保险的构建应在模式选择、责任保险范围、责任限额、保险费率以及风险防范等问题上进行合理设计。     

民法典编纂视域下的大规模侵权定位

风险社会中泛滥的大规模侵权事件严重侵害了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权、健康权、财产权等民事权益,而沿用传统侵权类型的救济模式却抑或由于过错要件、因果关系要件的难以证明,抑或囿于致害者的责任财产不足,难以给予被侵权者妥帖而有效的保护。为了缓解大规模侵权类型在侵权责任体系中的规制缺位导致的救济困境,并于民法典中充分彰显人格权保护的理念,有必要在民法典编纂的进程中将大规模侵权纳入侵权责任体系,进行有别于传统侵权类型的规则设计。     

侵权法上的因果关系

侵权法上因果关系可分为责任成立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和赔偿范围上的因果关系。责任成立意义上的因果关系无论在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都可分为事实因果关系和法律因果关系。事实因果关系的判定以哲学意义上的因果关系的判定为基础 ,以必要条件或充分原因作为前提条件 ,同时必须伴随损害结果发生可能性增加。法律因果关系的成立则以实现其社会功能为出发点 ,因此要将可预见性、损害的类型、责任的类型、过错的程度等加以考虑。赔偿范围上的因果关系是确定各原因力对损害结果的贡献 ,从而锁定赔偿额的大小。     

评《侵权责任法》中的医疗损害责任

分析医疗损害责任纳入《侵权责任法》积极和消极意义的基础上,阐述了医疗纠纷的法律适用,并从解构医患法律关系入手,提出了坚持医疗纠纷中对医方宽容与对患者救济并行。构建医患法律关系的立法趋势。     

论侵害人不明的大规模产品侵权责任：以市场份额责任为中心

对侵害人不明的大规模产品侵权,美国司法界使用市场份额责任对受害人加以救济,通过历史和理论的分析,可以发现所谓市场份额责任实际上是择一责任的原告在无法起诉所有被告情况下的一种特别处理而已。而择一责任则与大陆法系语境中的共同危险行为有着很大程度上的同一性。那么在承认后者的我国存在着市场份额理论一定的适用空间。     

析新《企业破产法》中的破产原因

新《企业破产法》在破产原因的规定上,打破了旧破产立法对于不同所有制性质的企业法人适用不同破产原因的格局,对于所有的企业法人适用统一的破产原因,即“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这一选择性标准。然而,新《企业破产法》关于企业破产原因的这种选择性规定,在法律理论、立法技术和司法实务中却存在着严重的不足,因此应重构破产原因。     

论侵权法中的抗辩事由

侵权法中的抗辩事由是被告在侵权诉讼中据以抗辩的实体法依据,与作为被告防御方式之一种的抗辩完全不同。抗辩事由是阻却法律效果发生的消极构成要件要素。侵权法中的抗辩事由具有独立性、派生性与例外性。如果狭义构成要件涉及复杂的权衡过程,则无法从中派生出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抗辩事由。由此决定,外来原因虽在无过错责任中存在较为广泛的适用空间,但在过错责任中不构成独立的抗辩事由。     

论破产中尚未履行完毕的合同

尚未履行完毕的合同在破产中的处置,有不可自由选择和可自由选择两种。不可自由选择的合同的范围,主要是出于维护交易安全和保护合同当事人的预期而划定,如委托合同、附所有权保留的买卖合同、房屋租赁合同和知识产权许可使用合同等。对可自由选择的合同,完善的破产立法一方面应规定选择权,明确其性质,另一方面也应区别不同情形对其做适当的限制,在追求破产财产最大化的同时兼顾合同债权人利益的保护。在上述各个方面,我国《破产法》均有改进的余地。     

论破产抵销权的限制

破产抵销权发生在至少一方当事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情形,从平衡特定债权人的个别利益和全体债权人的团体利益出发,应从主体、时间、债权取得方式、知情与否等方面对之加以限制,方能在当事人之间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公平。我国破产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虽对此有所规定,但仍有据此加以完善的必要。     

论破产法上的偏颇性清偿

偏颇性清偿常常与欺诈性转让行为一同在破产撤销权的框架下被讨论,但二者间有本质的不同。偏颇性清偿有其自身的特点,是破产法上独有的概念,并且偏颇性清偿规则有其深刻的理论基础,是破产法的核心内容之一。深入研究偏颇性清偿规则的制度逻辑和设计原理,对完善我国破产法的偏颇性清偿规则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破产法草案在重整程序设计上的若干争议问题之我见

一、重整计划的提出主体问题:所谓"占有中的债务人" 重整计划提出的主体问题,对重整计划的质量和顺利通过,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从各国立法规定的情况看,提出重整计划的主体一般不局限为单一主体,而通常有多个主体可以提出.但是,虽然多个主体有权提出重整方案,然而他们的先后顺序是不尽一致的.这样就形成了重整方案提出主体的多种结构形式.根据各国的规定,重整计划的提出者主要有这样几种结构形式:     

Rethinking Injunctions in Tort Law

This article considers the way in which injunctions have generallybeen made more freely available in tort in connection with theprotection of property and property-like interests. It arguesthat this prioritization of property can be viewed as underminingthe generally accepted hierarchy of protected interests. Itthen argues that if negligence law were seen as a tort thatembraces not just careless, but also deliberate and recklessconduct, it could be used as a basis for granting injunctionsin a number of important circumstances that would help to restorethe right to bodily integrity to its rightful place at the topof the hierarchy of protected interests in tort law.     

论德国侵权法中的不法性

在德国法上,不法性作为过错侵权责任构成三层次要件中的第二层要件,所担负的功能是限缩侵权责任范围,通过双重控制即行为区别和利益区别来达到限缩的目的。然而,设计不法性要件的立法指导思想并不适应社会发展的现实,导致司法判例一再突破不法性的限制功能,创设新的过错侵权类型。就其实质而言,当代德国侵权法的过错侵权责任构成已经由传统的侵害事实、不法性和过错三要件发展为由法益侵害、(故意或过失的)义务违反及因果关系组成的新三要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