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府“印太战略”下的小多边外交评析

受国内政治影响,日本外交加速转型,在“印太战略”下积极开展小多边外交。该外交具有对内互助性、对外对抗性、日美中心性、议题安全化、合作网络化等特征,意在弥补自身实力不足,联合制衡中国崛起,降低对美安全依存度。日本政府小多边外交是冷战思维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具体体现,其行为激化了中国周边地区矛盾与分歧,阻碍了互利性经贸合作,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提供外部环境。从根本上看,日本政府小多边外交面临着各机制合作差异化、内生不确定性、日美地位不对称、中国影响力日益增强等制约因素,其意图与成效存在割裂。     

日本华侨华人与中国对日公共外交

日本华侨华人已逾80万,活跃在日本社会的各个领域,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华侨华人一直是中日关系联系的纽带。在中国提倡侨务公共外交的新形势下,他们更加积极地推动中国对日公共外交。日本华侨华人促进了日本民众对历史和中国现状的了解;改善了日本舆论环境;维护了中国和平统一;推动了中日关系发展;提升了中国文化在日本的影响力。     

2005年日本政治外交与中日关系

2005年,日本右翼势力咄咄逼人的政治与外交进一步增加了中国人民对日本政府的不信任感,使中日政治关系蒙上更加沉重的阴影。本文试从政治文化和外交理念的角度对日本政府的政治外交行为进行解读,以期人们对日本右翼势力的本质有更清楚的认识,对中日政治关系的未来走向做出更加准确的判断。     

新时代,中国对日外交“新视角”——简评习近平“对日外交思想”

时值2018年中国进入新时代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之际,中日关系也迎来了新的历史转机。在新时代和重大历史新起点上,中日都需要对彼此有新的认识,而中国的对日新认识和新视角则蕴含在中国新一代最高领导人对日外交思想的宏大战略运筹中。通过对习近平的对日外交思想的梳理、归纳和总结,不仅可以对近十年来的中日关系的发展历程,从中国的立场出发加以总结,而且将中日关系放到习近平的对日外交思想这一宏大框架中加以展望,对认识中日关系的未来走向也具有十分特殊的战略意义。     

后小泉时代日本外交与中日关系

日本进入后小泉时代。近期日对华外交尽管出现了积极变化,但中日关系总体形势仍不容乐观。9月份日自民党总裁选举前,小泉为延续其外交路线如何谋篇布局以及此后如何调整对华政策将影响中日关系未来走向。为此,我编辑部于2006年6月6日召开研讨会,请有关专家学者就后小泉时代日本外交与中日关系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现将部分与会人员的发言整理摘录如下。     

浅议日本政府的“北方领土”外交

长期以来，“北方领土”外交是日本对俄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2004年9月2日，小泉“巡视”了北方四岛，日本对俄政策发生新的转变。总的来说，在今后较长一时间内，日本政府的北方领土外交不会有大突破，受领土问题的制约，日俄关系也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领土问题优先同时辅以经济合作，仍将是日本今后对俄政策主轴。     

日本人权外交的强化及其困境北大核心

自2020年以来,人权议题在日本外交政策讨论中备受重视。人权派议员团体以及执政党高层着力推动相关立法和制度准备。岸田文雄上台后不仅设置人权问题首相辅佐官,还在外务省专门设置负责人权外交机构。在日本人权外交叙事中,通过人权外交补齐日本外交的短板并在此基础上寻求地区以及国际影响力是其主观动因,而以人权问题为抓手配合美国开展全方位对华战略竞争则是其外交战略布局的应有之意。日本所推行的人权外交不仅无视自身国内的人权问题,同时将其作为外交政策手段选择性地应用,以此牵制中国的政治意图。日本输入人权规范的双重标准以及输出人权外交的区别对待,显然已经偏离了普遍人权理念的轨道。     

2010：日本民主党政府的对外政策和日美关系、中日关系

2010年,日本民主党政府菅直人内阁上台后对外政策有了引人注目的变化：积极推进日美同盟关系的发展与稳固,加强日美军事关系的合作,试图拉美解决中日钓鱼岛、日俄北方四岛领土争议等地区性问题;对中国持毫不妥协的强硬态度,制造钓鱼岛撞船事件及在东海油气田问题上的强硬表态。日本政府的对外政策变化反映了日本外交安全战略的调整苗头和转型方向。就中日关系而言,日本对华政策的整体性框架还不够明朗和清晰,但其外交理念视中国为现实威胁的因素在上升、利用与中国的纷争煽动国内情绪的政策模式值得关注。     

日本外交的“新思维”——论新福田主义

新福田主义是日本在中国迅速发展、亚太地区成为新增长中心形势下的外交构想.它继承了福田主义的精神,是对冷战结束以后日本亚洲外交实践的概括,也表明今后的政策取向.中国是日本亚洲外交的出发点和着眼点.日本将努力稳定中日关系,提高两国的合作水平,同时也更关注中国的发展和动向.新福田主义的提出带有福田个人色彩,也是日本转向重视亚洲外交的历史必然.它的一些原则不会因日本政局的变化而改变.     

日本对华环境外交:构建战略互惠关系的新支柱

环境外交是日本外交战略的重要一翼。近年来日本为了改善同周边邻国的相互关系,尤其是为了在争取"入常"问题上能得到东亚各国的支持,企图抓住环境保护与国际合作这个国际政治的"第三重要课题",欲从环境外交入手拓展自己的外交空间,提升自身的国际地位。在环境保护领域,中日有着共同的战略利益,也存在需要共同面对的可持续发展的环境和社会课题。环境外交正日益成为中日关系调整的平衡器,对促进相互理解与信赖,调整双边关系起着重要的杠杆作用,也为构筑更高层次的战略互惠关系奠定了基础。日本政府着意改善中日关系、构建战略互惠关系的外交新起点也正是从环境保护合作开始的。     

2005年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

2005年总的国际形势可概括为:美国继续推行一超独霸战略,但明显表露出力不从心;世界主要力量开始向均衡化方向发展;经济全球化成为影响国家内部和国与国关系的主要因素;恐怖主义和公共安全威胁对国际政治的影响日甚。中国外交着眼多边外交,增强外交软实力,取得了一系列新的成果。     

安倍2.0时代的日本外交

中日关系因日本野田内阁对钓鱼岛“国有化”而陷入僵局.具有强烈保守理念的安倍上台后,不仅没有积极谋求改善中日关系,反而对华采取更强硬政策.安倍以使日本“摆脱战后体制”为己任,以修宪强兵为目标,其外交路线乃是服务其政治追求.安倍力推联美遏华战略,同时积极致力于建设强权国家,中日关系正被其推向对抗状态.     

论“联俄制日”外交的形成及其对《中俄密约》的影响

19世纪末，面对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李鸿章等人秉承“以夷制夷”的外交思想，采取了“联俄制日”的外交政策，即利用俄国和日本在华利益冲突，使之彼此制约，以达到抵制日本侵略、保护自己的目的。但是，由于清政府的腐朽，“联俄制日”不仅没有达到“制日”的目的，反而被俄所利用，同俄国签订了《中俄密约》，为俄国扩大对华侵略打开了方便之门。     

冷战后日本的"价值观外交"与中国

近年来,日本外交迅速向“价值本位”倾斜,宣扬“人类普遍价值”和日本价值观的“价值观外交”成为其新特点之一。日本外交的新变化,反映出日本对国际关系中“软权力”的重视。为了推行“价值观外交”,日本政府十分重视“外宣”工作。日本外交正在迎来对外宣传的转折点。日本的“价值观外交”有明显针对中国的一面,日本试图以此牵制中国,进而主导未来亚洲的发展格局。今后日本与中国在构筑“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互惠关系”时,在形象和观念领域难免会有竞争。     

安倍“战后外交总决算”的思路及其困境

安倍晋三的"战后外交总决算"与中曾根康弘的"战后政治总决算"一脉相承,在对外关系上表现出显著的历史修正主义特质,其实质是在外交层面由顺应"战后安排"向脱离"战后体制"转化,重点是谋求日朝邦交正常化和日俄缔结和平条约,并推动中日"化竞争为协调",改变有碍历史修正主义的"冷战结构"。安倍基于日本国家利益和修正主义历史观推行"战后外交总决算"出师不利,其所面临的困境难以克服。日本只有顺乎"历史正义"才是"构筑新时代东北亚和平与繁荣"的理性选择。     

从地缘战略看亚太地区大国关系:中美日印的外交博弈

2014年8月30日,印度总理莫迪抵达日本京都,开始对日本为期5天的访问。日印双方都试图借助这一轮外交活动,谋求在双边关系的各个领域达致双赢的战略意图。在亚太地区国际形势发生巨大变动之际,位于亚洲东部和西部的两个大国之间的外交互动,相关地区玩家的反应,及其对亚洲地缘政治板块的影响和震动,不能不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     

日本对东盟的文化外交战略

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学者在分析日本和东盟的外交关系时，大多从经济、政治或军事方面人手，而对于双方的文化关系，以及日本对东盟的文化外交战略的论述还相对缺乏。本文主要分析日本对东盟的文化外交战略，全面了解日本的东盟外交战略，并探讨其对日本和东盟关系的影响。     

中国与俄罗斯关系大事记(1991年12月-2000年12月)

1991年 12月27-29日中国外经贸部部长李岚清和外交部副部长田曾佩率政府代表团访问俄罗斯.宣布中国政府承认俄罗斯联邦政府及其取代前苏联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席位.     

公共外交:实现中日关系和谐发展的根本出路

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日本民众对中国日益增长的认识偏差和部分媒体对中国的负面报道已经成为两国关系健康发展的重要障碍。对日开展公共外交旨在通过信息和文化交流活动加深中日两国民众的相互认识和理解,促使日本媒体与公众能以更加客观的态度来看待中国,帮助日本人民了解历史真相。中国对日开展公共外交,总体来说取得过一定的成绩,但仍有缺失,不能适应新时期改善中日外交关系的要求。要改变这一状况,必须在明确目标的基础上采取新的措施,包括充分重视媒体的作用;积极开展教育文化交流;加强对内开展公共外交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