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扎根”与“归根”之间：新生代农民工社会适应问题研究

本文对新生代农民工为何难以城市"扎根"和为何难以回乡"归根",解析后认为:因城乡二元结构等各种制度性因素的制约以及城市生活、工作和交往方式的陌生性,使得新生代农民工难以在城里"扎根";然而,又因乡村生活、交往方式与乡土生活、运作逻辑的区隔,新生代农民工亦难以有效回归乡村,难以在乡村社会顺利"归根"。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乡村治理模式的变迁及发展趋势

新中国成立以后,乡村治理模式经历了人民公社、"乡政村治"、"和谐新农村"等三次变迁。各时期乡村治理模式都诞生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并且对当时的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在我国复杂的乡土社会中,尽管无法找到一种具有普遍适应性的乡村治理模式,但是,未来乡村治理模式的发展趋势的法治化是可以预见的:转变政府职能、优化治理结构、重构农村金融体系和提升农民公共意识。     

回归与重塑:乡村振兴中的乡贤参与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才的振兴,能否发挥乡贤在乡村振兴中的向上作用事关乡村社会的重建和发展。历史上,乡绅为皇权向基层社会延伸的权力载体,在国家与乡村之间扮演"中间人"的角色,皇权通过乡绅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治理,达到了"家天下"的愿景。乡贤文化曾根植于乡村社会,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乡贤一度退出农村社会舞台。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以史为鉴,乡贤作为乡土社会的成功人士,是乡村社会发展的中流砥柱,理应被纳入乡村建设所需的人才范畴。新乡贤传承了"乡绅治村"的传统,在主体范围、资格获取方式、发挥作用方式等方面对传统乡绅进行了传承与重塑,乡村振兴中鼓励乡贤返乡对推动农村产业转型与升级、建设文明乡风和实现治理有效具有重要意义,但乡贤参与乡村振兴也有一定的局限性,需要从地方实际出发进行引导和规制,以实现他们的有效参与。     

基层干部应对乡村重大事件影响因素探析--以北京地区为中心的考察

随着社会变革的加速，乡土社会步入了高风险阶段。面对自然或人为引起的乡村重大事件，作为掌舵人的农村基层干部，其应对成效如何、受制于哪些因素，相关问题需要做深入探讨。实证研究表明，在处置乡村重大事件过程中，基层干部个人的价值取向、能力禀赋乃至个性特征直接影响着应对成效；同时，乡土环境、制度环境对基层干部的应对成效也有着较大影响。     

农村公共文化生活的变迁与重建

乡土社会衍生传承了各具乡土特色的民俗文化生活形态,有其独特的存在方式和魅力特质,是乡土社会不可或缺的生活元素。农村公共文化生活的式微是社会变迁、传统与现代文化割裂和文化体制制约等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需要从加强公共文化体系建设、制度供给和培育新的乡土文化入手,重构乡村文化生态。     

乡愁:文化自信背景下优秀传统文化的回归——兼论中国传统文化的乡土性

中国传统文化与乡土社会密不可分,乡土性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发展、继承和扬弃中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传统社会的乡土特质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和存续的基础;乡土化的儒家思想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发展相对缓慢的乡土社会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提供了庇护。在现代化和城市化浪潮的冲击下,只有深刻理解"传统文化在乡村"的要义,才能明白"乡愁回归"的社会事实,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真正坚持传统文化的自信。     

乡村未成年人价值观教育的文化困境和突破路径

价值观的重要滋养在于文化。乡土文化既构成了乡村未成年人的生活场所和精神家园,也有利于丰厚乡村未成年人价值观教育的内容,提高乡村未成年人价值观教育的说服力。现代文明冲击下的乡土文化,逐步走向衰落和瓦解,也造就了乡村未成年人价值观教育的文化困境。为了解决此问题,我们需要从增强文化认同,强化价值引领,培育乡村公共文化,加强学校德育,凸显家庭教育等方面入手,突破价值观教育的困境,提高价值观教育的实效性。     

从“赋能”到“价值实现”:新时代乡村振兴的逻辑理路与实践进路

新时代下，我国社会结构已然从“乡土中国”变迁更迭到“城乡中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逻辑理路也应发生结构性调整：从前期外在“赋能”到当下内在“价值实现”,乡村价值需要被全面认知。从根本上来看，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本质就是乡村内生性发展的建构，这就需要对乡村价值在充分认知基础上进行活化、挖潜和实现，需要通过发展现代农业，建设重要农产品供给区，彰显乡村生产功能；推进乡村生态环境治理，显化乡村生态功能；发展乡村产业发展新业态，显化乡村教化价值；构建乡村治理现代化新格局，凸显乡村社会价值。     

“新乡贤”对乡村发展的价值

中宣部部长刘奇葆指出:"农村优秀基层干部、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等先进典型,成长于乡土、奉献于乡里,在乡民邻里间威望高、口碑好,正日益成为‘新乡贤’的主体。"面对当今乡村现代化过程中的发展困境,"新乡贤"的回归有其现实必要性。     

论乡村振兴背景下基层党建与村庄治理共同体构建

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通过对湖北省H村的美丽乡村调研发现,党建引领乡村治理与村庄治理共同体构建有重要的耦合性。研究发现:从党建引领视角来看,在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党建通过积极党员的组织动员、多元主体的协商治理和村组织联动的利益连带,实现了村庄党员、乡村精英、普通群众等乡土资源与行政资源的有效对接,进而实现了乡村善治。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实践表明,通过构建村庄参与网络、再造信任网络和重塑规范网络,将乡土资源转化为治理型社会资本是构建村庄治理共同体的重要途径。     

关于乡村教师,我们该关注什么——来自2015·中国教师发展论坛的声音

<正>教师强则教育兴。然而在当下,280万乡村教师的职业状况乃至其背后所凸显的乡村教育,离他们本应享有的"地位"和应得到的关注,仍有着不可忽视的差距。对于乡村教师的支持,就是对乡村教育和无数乡村孩子梦想的支持。在9月6日至7日民进中央主办的2015·中国教师发展论坛上,专家学者聚焦乡村教师,直言乡村教师队伍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并提     

乡村文化建设助推乡村振兴战略

乡村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千百年来一直孕育着一方乡土风情、提高村民文化素养、凝聚乡村人心。十九大提出振兴乡村战略,在分析乡村文化的发展现状及未来对乡村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方面、增强乡村的振兴具有重要作用。     

我国乡土社会民事纠纷解决现状透析

在我国法治化进程中,诉讼被视为是纠纷解决的最正规方式。在此思想影响下,国家正式的法律制度开始大规模地进入乡村社会,一次又一次的农村普法和送法下乡使中国的农村发生着变化,然而对皖北乡村的社会调查与实证材料表明,农村仍未从根本上改变在解决民事纠纷途径选择上的价值取向,在乡土社会,诉讼及支撑诉讼的现代性法律知识和制度被抵御,其他社会冲突解决方式也并未因此丧失其存在的价值。乡村共同体仍然存在、城乡“二元”格局短时期内不会改变、乡土社会是熟人社会的基本状况仍然保留着以及诉讼本身固有的弊端则是农民不愿将纠纷的解决寄托于司法的原因。     

新型乡村软治理的逻辑理路、再造困境与优化路径北大核心

乡村软治理是乡村治理模式的创新,是基层治理转型进一步深化的模式选择。作为社会治理的一种表现形式,软治理可以以隐蔽的形式使政府的治理方式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通过柔性疏导、协商民主、文化挖掘、乡贤治理等多种社会微领域的机制创新,依靠共同体的威信、信誉和舆论加以保障,改进乡村治理。乡村软治理自古有之,但随着乡土社会的变迁,基于历史—治理—文化视角,软治理正面临内外资源分化割裂、协商治理迟缓乏力、乡土文化衰败断层的再造困境。新型乡村治理的实践优化应从加强治理主体治道变革、创新“三治”融合机制、重建乡村文化体系三个方面实施,实现软权、软法、软术之治,以期实现村社善治。     

新时代乡风文明建设的文化路径探析

乡村振兴,既要塑型,更要铸魂。乡风文明作为乡村振兴的总要求之一,其实质是多元文化嵌入融合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在进入到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对乡村文化在建设目标、建设主体、文化供给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乡村文化失衡也为这一过程的发展带来新问题。为进一步探索乡土文化对乡风文明、乡村振兴战略的影响,本文从新时代新要求、存在问题与思考三个方面进行探讨,以期为乡风文明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参考。     

乡土文化传承:价值、约束因素及提升思路

乡土文化是乡村特定区域环境下所酿生的共性文化积淀,反映特定时代的民族传统文化.乡土文化传承具有认同价值、美学价值、人文价值和商业价值.乡土文化传承过程中面临认知水平低、消费不足、资金短缺、人才缺乏等约束因素.更好地传承乡土文化,必须强化教育,提高民众对乡土文化的认知能力;拓宽乡土文化市场,提高不同群众的消费能力;创新投资主体,解决乡土文化传承的资金问题;培育乡土文化传承人才,提升对乡土文化的服务水平.     

中国古代告老还乡现象对构建新农村乡土文明的启示

官员告老还乡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为中国古代乡村文明建设做出过积极贡献。当下,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成功人士返乡发展堪称现代版的"致仕还乡"。深入分析研究古代告老还乡现象对乡土文明的积极影响,对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性作用。     

空间变革中“村改居”社区共同体的式微及再造

城市化实践促使"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转变。介于城市社区与乡村社会之间"村改居"社区共同体形态已不同于传统乡村共同体。"村改居"社区的"居住空间"与"交往空间"的变革直接导致"村改居"社区共同体的社会资本流失、社会记忆离散及社区关联断裂等实践困境。为此,强化社区治理主体能力、借助市场力量辅助推动、凝练共享型社区"新传统"等成为再造"村改居"社区共同体的三个应对策略。     

贵州乡土教材的历史演变与文化传承

贵州乡土教材发轫于晚清,成型于"民国",繁荣于改革开放之后,并且不同历史阶段承载着不同的文化使命:晚清重在爱国主义教育,"民国"强调知识普及,改革开放后承担着传承本土历史文化、民情风俗和文学艺术的重要使命,起着构建本土知识与传承地方文化的作用。     

我国乡村治理中乡规民约的再造与重建

乡村治理既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基石。乡规民约在乡村传统再造和现代"自治、法治、德治"融合治理过程中,对新乡土社会秩序的构建,发挥了应有的作用。随着城乡融合,基于乡土之上的乡规民约在社会变迁中渐渐失去主导性地位,其生存空间被挤压,内容也较为笼统,亟须对国家管理与基层自治之间的矛盾、村庄共同体的衰落、公共物品匮乏所引发的乡规民约权威性丧失等问题,在理论层面上及时做出回应。因此,强调国家政权适度介入,重建村落新型共同体,调适乡规民约的内容和程序,增强乡村精英服务和村民的有效参与,是推进乡村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行动逻辑和路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