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中国两种命运的决战（中）

“四人帮”继续兴风作浪在中共中央的两个决议发布后,“四人帮”继续在全国掀起更大规模的“批邓”运动。在连篇累牍的报道、社论、批判文章中,他们把“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帽子扣在邓小平的头上,说他“就是这次大刮右倾翻案风,直至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挂帅人物”。他们指责,“‘三项指示为纲’,是邓小平翻案复辟的政治纲领”；“争夺思想阵地”是“舆论准备”；“首先抓班子”是“组织措施”；“全面整顿”是“行动部署”。他们反复论证“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论断,宣扬“从民主派到走资派”的公式,宣传“走资派还在走”,号召起来斗争。     

讲理想是“唱高调”吗?

“唱高调”,在人们的心目中,它是个贬义词,大抵与“空喊”、“说大话”同义。人们记得,在那个“大跃进”的年代,什么“十五年赶超英国”啦,什么“吃饭不要钱”啦,“调”越唱越高,“唱”出了三年困难的恶果。人们也没有忘记,在十年浩劫中,林彪、“四人帮”炮制了一系列“左”得出奇的口号,什么“越穷越革命,越富越修”啦,什么“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修正主义的苗”啦,“调”也越唱越高,“唱”     

重在“源头治贫”

有学者言：“经济保证今天,科技保证明天,教育保证后天。”“源头治贫”要做的事情很多,这些方面都需要在“今天”就做好。更重要的是,“源头治贫”的理念应当在“今天”就及时转换好。“源头治贫”在思路上应是变“输皿”为“造血”。搭桥修路盖新房,基建式扶贫见效快是快,但是没有产业的支撑,就没有根基。“源头治贫”在方法上应是变“扶穷”为“扶智”。     

搭建妇女建功平台推进新型团场建设

农四师妇联把“妇代会 协会”作为广大妇女在新型团场建设中建功立业的平台,在探索这一工作模式中找准“大局”的起跑线,把握“导向”的主旋律,占领“阵地”的制高点,当好“服务”的排头兵,从而在探索中实现“两个对接”,在效果上带来“三个变化”,在实践中得到“四点启示”。一、在探索中实现“两个对接”     

跟踪问效提升党校培训实效性探索——以滨州市委党校为例

滨州市委党校为提升党校培训实效性,通过加强顶层设计、先行先试、延伸基层、双向问效、考用挂钩等措施,实施跟踪问效,取得一系列成效。跟踪问效对干部教育培训带来四点启示：在“三理”内涵上挖掘“根”和“源”,在“合一”问效时突出“精”和“准”,在“致用”问效时找准“绩”和“效”,在“反向”问效中贯穿“改”和“用”。     

“办会”——高职文秘专业教学的短板及应对策略

“办文”“办事”“办会”这“三办”是秘书必备的能力。“三办”中,“办会”包含了“办文”和“办事”,属于综合性最强的工作。在文秘专业加强“办会”教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在高职文秘教学实践中,“办会”教学是“短板”。主要表现在专业课程设置与市场需求不适应,“办会”内容的教学实践性不足等方面。解决的对策在于提高市场意识,动态调整课程设置;创造条件,加强“办会”教学实践性;创新方法,提高教学的有效性。改变课堂管理方法,积极发挥学生自我管理作用。     

用人德为先

在中国历史上,做人就是“修身”,修身就是养“德”。在古汉语中,“德”常与“仁”、“义”、“道”相提并论,也常合称为“仁义道德”。重视仁义道德,是我国自殷周以来历史上的一大传统。在国家治理上强调“为政以德”、“德在刑先”,在人才培养上强调“修身为本”、“修己以敬”。在德才的关系上,德才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有德无才,不成其为人才;有才无德不是合格的人才。只有既有德又有才的人,才是合格的、优秀的人才。但是,德和才相比较,德是先     

实绩要“实”

最近,在基层领导班子换届考核过程中,出现了个别干部实绩不“实”的问题。他们打着“实绩”的招牌在搞“假绩”、“虚绩”、“空绩”。这样的“实绩”,说到底就是“罪绩”、“负绩”。 在现实生活中,这种虚功假绩的负面效应不可低估,其危害具体有三:一是用人不准。某些干部为追求最佳     

博览之窗

从“法制”到“法治” 在法学界的思想解放进程中,引发过“法制”和“法治”两个概念之争。表面上看来这是个概念之争,实际上这里面有着观念上的重大差别。有些人认为讲“法制”可以,因为法律制度并不妨碍人的作用。但他们不同意讲“法治”,因为“法治”就是要依法治国,他们认为这不符合我国政治体制的现实。 1996年2月,在中共中央举办的“中央领导同志法制讲座”上,主讲人原来写的讲题就是“法治国家”而非“法制国家”,只是政法部门领导人将其改为了“法制国家”。而讲课的几位学者随后将讲稿在《光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时,仍坚持“法治国家”的提法。其他学者在发表文章时,也都坚持“法治”的观点。     

谨防“精神贿赂”

在现实生活中,总会遇到把“东施”说成是“西施”,把“武大郎”说成是“武二郎”,把“阿斗”说成了“刘备”,甚至于把“秦桧”喻成了“岳飞”的人。如此这般不分青红皂白,往往并不是因为这些人脑袋“昏昏”,而恰恰相反,他们是在很“理智”地“拍马屁”,行“精神贿赂”之能事。“精神贿赂”之所以能让人毫不避讳地“笑纳”,原因就在于它不象“物质贿赂”那样外露,却能起到异曲同工的效果。如果说物质贿赂是“硬刀子”,那么“精神贿赂”则为“软刀子”。其优点是行“贿”者无     

“学校”一词始于民国

据考证,中国早在4000~年前就有了学校。最早的学校就叫“庠”。高一级的大学叫“上痒”,低一级的小学叫“下庠”。夏朝,学校已有四个等级,分别称作“学”“东序”“西序”“校”。商朝时,这四种学校的名字又演变为“学”“右学”“左学”“序”。此后的朝代还有在王府里设立的学校,叫“辟雍”“成均”等。西汉时期,学校划分为中央和地方两种,中央设太学,地方上置学官。     

当民主遭遇国情

自“新文化运动”引入“德先生”和“赛先生”以来,二者在中国的命运即开始出现分野。“赛先生”虽然也经历了“科玄论战”的争议和反弹,但是国人大体接受和认同了“赛先生”,并给予了极高的尊崇。时至今日,“科学”几乎等同于正确,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念更是妇孺皆知。反观“德先生”的处境,就不是那么顺利了。关于“德先生”能否适用于中国的问题,不仅在学界争议频仍,甚至也在政界疑虑重重,争议的焦点和疑虑的根源则大多归于“国情”特殊,如“中西文化差异”,“民众知识水平低、辨别能力差、政治不成熟”,“若民主、必乱国”等…     

关于农业产业化问题的研究和思考

一、关于“农业产业化”的由来和发展 “农业产业化”的提法是我国的创造,是在总结全国各地特别是山东省等地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概括出来的。有的文章说“农业产业化”在国外也称为“农业一体化”或“农工商一体化”,似乎国外也有“农业产业化”的提法。这个法说不准确,因为国外并无“农业产业化”的提法。在近年举行的一次国际研讨会上,中国学者发言中用了“农业产业化”,外国学者听不懂,经解释为“农工商一体化”才知道所指。实际上,在英文中“产业化”(industrialization)与“工业化”是一个词,说“农业产业化”无异于说“农业工业化”,是容易引起概念混乱的,所以不用这个词。我们只能说:国内外提法虽然不同,但所指内容大体一致。     

对劳动者主人翁地位的思考

“劳动者是社会主义企业的主人”这一无可非议的命题,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却成了人们议论的热点。本文将讨论中涉及的主要问题及不同观点综述如下。 一、“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在现实中没有真正确立的原因 第一,对“依靠”的方针认识不足。有人认为“企业的生命在效率,企业不需要民主”。有些人认为“主人翁地位”是一种“空洞”“虚幻”的概念,“是中国特有的动员方式”;要“实事求是地承认工人在企业中的非主人地位,”让“似是而非的主人观念”“消失”“代之以明确的受雇于主人的意识,为主人工作,对主人负责,是最起码     

构筑家庭反腐倡廉的牢固防线

家庭是人的亲情至爱之所系,是人生成长的篮,是夫妻的爱巢,是家庭成员栖息的港湾。有时“亲情”、“至爱”的力量是无可替代的。如果说,“制度”、“监督”是反腐倡廉中刺向腐败“癌魔”的“刚性利剑”,那么“亲情”、“至爱”就是斩断腐败“毒瘤”的“柔情钢刀”。大凡廉洁者,都能处理好“情”与“法”、“爱”与“纪”的关系,把“情”与“爱”置于“法”与“纪”的约束之下。当今,过不了权力关、金钱关、美女关、家庭关,拜倒在美元、“石榴裙”下者,不乏其人。夫容妻贪,终致身陷囹圄;妻助夫贪,而坠无底深渊。国际经济学界认为,在一个国家的…     

道德建设要以立为本、破立结合

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在谈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包括道德建设)时强调“要坚持重在建设的方针”,同时又强调“坚决制止”和“反对”各种消极腐败现象和不道德行为。在这里,“建设”是“立”,“坚决制止”和“反对”是对不利于“建设”的各种障碍的破除,因而是“破”。“立”是本旨,“破”是为了“立”。“重在建设”的方针实际上就是要求以“立”为本,破立结合。 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中坚持“重在建设”的方针,一方面要着眼于“立”,即着眼于建立、健全适应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的道德体系;另一方面又要“破”,即破除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障碍,批判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道德,反对新形势下滋生蔓延的各种不道德行为。破和立是社会主义道德建     

弘扬儒家教育思想 提升人的整体素质

在长达2500多年的历史中,儒家教育思想不断发展成为博大精深的教育体系,以“仁”“礼”“中庸”“有教无类”“天人合一”等为内容,以“内省”“慎独”“知耻”“节”“敬”“义”等为践行方法,以“和谐”为理想追求,特别重视提升人的整体素质。一、儒家将教育放在治国治民的首要位置 人性论是儒家教育思想的理论依据。孔子提出“性相近,习相远”的主张。     

马年聊马

综观古今中外,马在世界各国和人类历史上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在中国古代,“御”,也就是驾驶马车,是基本的“六艺”之一。在欧洲中世纪,受过正规军事训练的骑兵,逐渐演变为一种荣誉称号——骑士,后来成为一个社会阶层。无论日常生活里的“骑”“驮”“驾”“驭”,还是战场征途上的“腾”“闯”“驰”“骋”,马是人类亲密无间的朋友、生死相依的战友。无论在诗、词、歌、赋里,还是在琴、棋、书、画中,都不乏马矫健的身影、铿锵的蹄音。     

“和”非“同”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提出的伟大战略目标,也是举国一致的愿望。但是少数领导干部对“和谐”还存在着一些误解。比如认为,“和谐”即是“同一”,如果稍有不同、稍有分歧,就认为是“不和谐”。这些人在实行民主集中制时,习惯于“一言堂”;在研讨某个问题时,习惯于没有“杂音”;在贯彻上级精神时,习惯于“照本宣科”。岂不知“和”与“同”不能简单地划等号。“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在古代思想家孔子看来,君子注重团结、尊重差异,小人却随声附和、朋比不周。在分辨“和”与“同”的问题上,晏婴的见解独到且深刻。有一次齐侯…     

异化观上的启迪与超越——试析马克思对梭“社会契约论”的扬弃

在西方近代思想史上,洛克的“社会契约论”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之间的差异耐人寻味,双方在价值旨趣上虽然都强调“社会契约”对个性价值——自由、平等、财产、安全等“自然权利”的保护,但在具体路向上却各趋一途。在洛克看来,人类由“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是一种历史进步,因此,人们订立“社会契约”有利于每个人在公共权力的庇佑下获得更大发展;最好的国家是能保障个人“自然权利”的政治制度,这当然非“人民主权”的民主政体莫属。而依据卢梭的视角,人类由“自然状态”迈向“社会状态”意味着人的“社会——理性”异化,所以人们订立“社会契约”的目的在于解决异化问题;最好的国家是符合社会“公意”并克服“众意”(人们出于私心而杂合的异化理性)的民主制度,只有它才称得上名副其实的“人民主权”国家。卢棱的学说强调克服“社会——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