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纲

记不得是看哪出戏,舞台上地主婆嫌丫头送上的茶太热,生气地骂道:“你想烫死我呀!”把这种小事的性质无限扩大到性命交关的程度,在政治运动中称之为“上纲”。这种“上纲”的特点,是随意性想当然的。“说你是,你就是,不是也是。”在“反右”运动中所上的“纲”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在“文革”中也一样。     

“清官政治诉求”的学理分析

关于“清官政治诉求”的核心,目前学界并无定论。大致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是“忠君”,一种认为是“逆君”。“忠君说”认为“清官政治诉求”虽然是一个“孝亲-忠君-爱民”三位一体的结构,但其核心仍然是“忠君”;“逆君说”则认为“清官政治诉求”的核心是在君之上安置一个“理”,这个“理”是逆君的,而不是顺君的。牺牲一切现实利益,以致以牺牲生命来捍卫此“理”,捍卫此“道统”,正是“清官”的本义所在,正是“清官政治诉求”之根本落脚点。在此意义上说,“清官”在中国政治“天-君-民”的三极循环中,正是“天”一极的代表与象征。本文认同“逆君说”,并扼要分析了“清官政治诉求”在中国长盛不衰的原因及其现实基础与精神价值。     

小议三个关系

“有位”与“有为” 关于思想政治工作“有位”和“有为”问题,多年来人们一直争论不休。到底是“有位”才能“有为”,还是“有为”才能“有位”?意见常常莫衷一是。其实,这是个“说也说不清楚”的问题,如同争论世上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样。“有位”与“有为”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如“上下”、“左右”关系一样,你能说清哪个为先、哪个为后?没有“左”就没有“右”,没有“上”就没有“下”,同样没有“位”就没有“为”,没有“为”就没有“位”,二者相辅相成。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在明确思想政治工作地位的同时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在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同时更加突     

神会本质——从现象学引发的革命看原生态的本质和原生态的思

传统哲学追问到的“本质”是“我思”出来的,它是纯对象性的;现象学的“本质”是“我看”出来的,它因此而投入了“我”的意向性;沿着现象学的思路,海德格尔将“我看”改写为“我做”。在“我做”的关系中,生发出一种全新的“本质”和一种全新的“思”———原生态的本质和原生态的思。在这里,本质既是对象也是“我”,既非对象也非“我”,本质不在“终点”,而在“路”上;本质不再是对象固有的,而是人赋予的,本质因人而异。思则是对这样的本质的“神会”。“神会”是内在于“做”的“思”,是“做”中之“思”,它不需要同一性的认知模式,它是走出认识论的新型的“思”。神会作为原生态的思,面向原生态的本质,因此,它不是思的浅化和消解;相反,它走进更深层的本质,并借以实现人类生存的根底性揭秘。     

中华传统道德中爱国主义思想的基本内核

在传统道德中,“忠”是爱国主义的核心内容。要“忠”必然“公”。“忠”是为国之本,“公”是治国之本,而“忠”与“公”的实现则在于“义”和“廉”。“忠”与“公”属于理念的范畴,“义”和“廉”则属于实践范畴,如果说“胸怀天下,忠公为国”是爱国主义思想的最高境界,那么,“义”和“廉”便是爱国主义行动的最高表现。     

试析“自我”范畴

什么是“自我”,“自我”是矛盾的集合体 ,它是多维的、全息的。科学的“自我”概念应该是实际存在的“自我”的正确反映 ,它不仅在内容上反映着“自我”的存在 ,而且凝聚着人类关于“自我”问题的种种认识成果 ,在这个意义上“自我”是关于“我”的观念体系。在这个体系中 ,为了揭示、反映出“自我”的种种属性和特征 ,派生出许多概念 ,如自我意识、自我选择、自我调节、自我发展、自我实现、自我完善、自我否定、自我矛盾、自我评价、自我暗示等。概念的“自我”是个人的自我意识的凝聚 ,实际存在的“自我”是自我意识的载体 ,在这里 ,自…     

论韩非子"势"的政治思想

韩非子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在韩非子“法、术、势”的思想体系中 ,“势”为核心 ,是“法”和“术”的出发点和归宿 ,“法”构建的是“威严之势” ,“术”构建的是“聪明之势”。从这个意义上讲 ,韩非子政治思想是一种“势”的政治。     

“换位思考”刍议

所谓“换位思考”,辞典上没有解释,不过从近些年报刊上使用这句话的高频率来看,所表达的意思是:让职工群众站在领导的“高度”想问题:“假如我是工长”、“假如我是段长”、“假如我是局长”、“假如我是厂长”、“假如我是市长”;让领导“扮”作普通老百姓:“假如我是一名普通职工”、“假如我是一个普通市民”、“假如我是下岗工人”、“假如我是服务对象”、“假如我是出租车司机”、“假如我是贫困学生”……     

“悟性”新说

在德国古典哲学文献的翻译中 ,由于译者将德文中的 Verstand一词首先意译为“悟性”1 ,尔后又将其翻译为“知性”2 ,由此使人们常将“悟性”与“知性”等同起来。其实 ,“悟性”与“知性”是不同的两个哲学概念 ,在人的理性认识过程中它们是两个不同的认识阶段 ,笔者试通过对“悟性”的粗略分析 ,探讨“悟性”与“知性”的区别与联系。“悟”的含义在古代汉语中多为“觉”的意思 ,也就是“醒”。如果一个人处于未醒的状态 ,他既不能“知”亦不能“觉”,在醒的状态中他才有“知”和“觉”。而现代汉语中的“悟”,主要是指领会的意思 ,即明白…     

“三资”企业党建应注意解决三个问题

一是对外向型经济工作干部队伍的建设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多数“三资”企业的中方经营者在对外经济的“海洋”里还是“旱鸭子”。有的在“缴足”了“学费”以后学会了“游泳”,有的缴了“学费”仍在学“游泳”,有的干脆甘愿长期当“学生”,听从外商的“指挥”。在对外经济业务交往中显得捉襟见肘,不能“游刃有余”。企业被外商在设备、原料、销售等环节上“砍三刀”吃哑巴亏的为数不少。二是在“三资”企业党的建设中还存     

“倒爷”与“倒技”

“官倒”倒钱,“倒官”倒权。这二位倒爷,在当今的“倒”坛上,大显身手,各领风骚。前者,是经济头脑,从商;后者,是政治头脑,从政。不过,“倒官”以后有了权,亦可进行“官倒”;可见同为“倒”,“倒官”较之“官倒”,又高出了一个层次。 无论是“官倒”还是“倒官”,在“倒”的过程中都打着官的印记。“官本位”的观念与制度,在中华大地上蔓延了两千多年;如     

少拿农民说事

以前,有些腐败分子在“反省”时总爱说,自己的堕落是因为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把自己混同于一般群众”。这是拿“一般群众”说事。现在,“我是农民的儿子”这句“台词”仿佛又开始在贪官的“悔过书”里流行起来。 口口声声表白自己是“农民的儿子”,好像是表明自身的根正苗红,但恐怕有些不着边际。现在有些农民干的是粗重活,住的是泥巴屋,吃的是青     

社会治理的“罗盘”:“情”“理”“法”关系的融合与互通

“情”“理”“法”是协调人类社会各种关系的主要依据,“情”是基础,“理”是“情”的规则化,“法”是尽“情”适“理”的设计。三者虽在目标和源生上具有一致性,但在社会生活中却常以矛盾的形式引起人们的关注。不同的文化视阈下,对“情”“理”“法”的关系看法不尽相同,三者以一种哲学式的否定之否定的逻辑不断相互促进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结合我国的文化特征和现代社会发展的实际促进三者融合互通,建构完善与“情”“理”精神相一致的法律制度体系,杜绝不合乎现代社会之“法”的“情”“理”对“法”的干扰,善用中华文化之“情”“理”释解现代社会之“法”。     

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关系的"双主体互动说"

1·哲学范畴中的主客体关系。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以人的存在为前提的,在这个意义上,人是认识和改造世界的“主体”,而整个世界则是人改造和认识的对象,也就是“客体”。而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是一种为“我”而存在的关系。“我”与主客体的关系,是一个基本前提。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深刻地指出:“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1]。既然主客体关系是以“我”的存在为前提,这就意味着“主体”对“客体”具有逻辑先在性。所谓逻辑先在性,是主体在“逻辑”上先于客体而存在,而不是主体在“时间”上先于客体而存在。在现实的主客…     

“得”与“失”的辩证法

“得”与“失”,本是一对矛盾。但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处理得好,“失”可以转化为“得”,甚至小“失”可以转化为大“得”;处理不当,“得”也可能转化为“失”,甚至小“得”转     

转变法治观念 推进依法行政

关于“依法治国”的涵义,法学界多数学者认为,在中国,人民是法治最高的主体,“依法治国”中的“国”是客体,即治理的对象,其中首要的是指国家机器。可以说,“依法治国”的关键是治理或制约国家权力,“依法治国”的实质是依法治权、治官,尤其应避免将“依法治国”仅仅理解为“政府以法治民”而助长权力的专横与腐败。应当明确,政府及其官员首先是法治的对象和客体,然后他们才是“依法行政”、“依法司法”,即“依法治国”第二个层次上的主体,各个政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     

不走寻常路——记北京海洋馆总经理胡维勇

胡维勇在2004年的工作动员会上这样要求员工:不要囿于北京海洋馆是亚洲最“大”;“大”不一定“强”,“强”不一定“好”,“好”不一定“精”;要在竞争中取胜,就必须在“精品”两字上下功夫。     

“两最”防“非典”

在“非典”肆虐的非常时期,怎样才能有效“防典”?不少人都在思考和追寻着。 “心情放松是最佳的防治方式”、“步行是最好的体育锻炼”,上述这“两最”,分别是南京著名心理学专家周正猷教授和上海市     

来稿摘登

坚持“两个务必”是实践“三个代表”的必然要求 河北大学邓小平理论研究院韩振峰:新世纪新阶段,弘扬“两个务必”精神同全面贯彻“三个代表”的要求是完全一致的。“两个务必”与“三个代表”都是强调如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问题,两者互相联系,不可分割。“两个务必”是在新的历史     

价值哲学视阈中的“普世价值”

从价值哲学的角度来看,“价值”是客体对主体的效应,其本身所具有的主体性、相对性和多元性决定了其追求的是主观的合目的性.“普世”是源自西方的一个宗教概念,在其自身发展和技术理性的社会背景下逐渐具有了“规范性”、“普遍性”的含义,其内涵实质上是一种真理意义上的普遍性和标准化,追求的是客观的合规律性.“普世价值”是“普世伦理”在价值领域的一种扩展,本身就包含了意识形态的意义.“普世”与“价值”在本质上的对立表明“价值”是无法“普世”的,因而也就不存在所谓的“普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