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特色绿色治理文化体系的构建

从绿色发展到绿色治理,既是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推动治理方式转型的进程,也是治理文化体系的"绿化"过程。中国特色绿色治理文化体系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中国梦为时代感召,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优化发展模式、净化政治和社会生态为基本内容的一系列社会共识、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制度机制的总称。通过绿色治理文化体系的"制度—非制度"因素双轴联动,凝聚社会共识,让绿色治理文化内化于公民之心,外显于公民之行,促进健康和谐社会风气的形成,实现政治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绿化",以及政治生态、社会生态的共同"净化",进而为全面推进绿色治理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坚实的绿色文化基础。     

法治视野下“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治理模式”构建

新形势下,法治视野下的"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治理模式",应当是"多元治理、共建共享模式"。着力构建"多元治理、共建共享模式"是现代中国社会治理模式创新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平潭综合实验区独特的发展定位和目标使命的重要途径。立足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大局,充分利用"先行先试"的重要机遇,突破现有的制度空间,建立行政区域自治制度,在平潭综合实验区实施地方自治,是构建法治视野下"多元治理、共建共享的新模式"的根本出路。     

社会治理创新:理论蕴涵、实践困境与路径探寻

社会治理创新是现代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的理性选择。针对目前我国社会治理创新中面临的政府管制模式制约、公民社会力量微弱、公民治理能力低下等障碍,应当通过推进行政改革,发挥政府作为治理主体的主导性作用;拓展公民社会参与路径;提升基层民众社会治理能力;建立社会治理创新的互动衔接运作机制等途径,探索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创新模式。     

社会主义市民社会的演进与国家治理模式的变迁 ——基于新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演变的分析

晚清以来,中华民族面临着极为严重的生存危机,尝试构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是应对这一危机的理性选择。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实现了社会国家化,相应的治理模式是全能型治理模式。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民社会"逐渐成长起来,并在一定程度上与国家相分离,相应地,其治理模式则是一种管控型治理模式。近年来,社会主义市民社会的不断成熟与全球化、后工业化的影响相叠加,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不断增多并且越来越复杂,使得社会治理问题愈益凸显,服务型治理模式成为有效应对治理问题的新模式。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社会矛盾治理的系统性创新及经验启示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现代化不同阶段的发展战略差异性,导致中国社会矛盾呈现出阶段性特征。中国共产党直面社会矛盾"凸显期",在40年社会矛盾治理中注重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探索相结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矛盾治理话语体系、矛盾治理理念、矛盾治理策略和方式、矛盾治理体制机制、矛盾治理目标等方面实现了系统性变革。在此基础上,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矛盾治理经验。     

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正义构建

马克思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正义观提供了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正义就是每个人都享有权利平等、机会平等和规则平等的发展机会,保障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以激发社会发展活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实现路径是制约"权力"对"权利"的侵犯,以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和制度,实现公平正义的制度化和法治化;转换落后的思维方式,构建公平正义的思维方式;改造社会性格,促进独立人格的生成。     

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世界意义和影响

中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促进了人类减贫和人的全面发展,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中国力量;增强了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同时,也为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带来机遇,成为世界经济的重大利好;彰显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是对全球治理模式创新的重大贡献。     

多层次治理视域下的中国实践与未来发展

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为全球、地区、国家和社会等不同层次的治理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彰显了国内治理与国际治理紧密联结、协调推进的重要价值。在全球化时代，应从“全球—地区—国家—社会”的整体视野理解和解决治理问题。全球治理、地区治理、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等多层次治理直面的对象与问题虽然有差异，但仍处于相互影响和作用中。多层次治理的中国实践体现在：在全球治理中贡献了中国智慧；在地区治理中着力“促进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发展；在国家治理方面，求实有效、成绩显著，铸就了中国自信；在社会治理方面，党建引领、多元互动，建构了中国模式。多层次治理的中国未来发展旨在：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倡导“亲、诚、惠、容”理念，构筑友好交往和务实合作的地区环境；加强党的领导，夯实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基础；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实现社会治理优质高效。     

协商决策模式构建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并提出协商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强调要实现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由此看来,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制度已成为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必然要求。将协商民主理念、程序与制度纳入政府决策过程从而构建协商决策模式,是当代中国政府决策模式创新的重要选择,也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途。     

论公共服务型政府模式的构建

实现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模式转变，是为了满足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过程中所出现的社会对公共服务需求的不断增加。当代西方国家的公共管理改革运动为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理论上的借鉴。本文在分析西方社会公共服务模式演变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构建我国公共服务型政府模式的原则和步骤，从而为实现中国政府治理方式的根本变革提供依据。     

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视阈中的治理转型考察

党的十九大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代,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中突出强调了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强调要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为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转型提供了根本遵循。治理理念的转型是社会治理转型的先导,不同的理念会有不同的思路,不同的思路会产生不同的社会治理方式。从革命逻辑到执政逻辑的转换过程中,中国的社会治理理念经历了从管制、管理到治理的嬗变,因应了中国社会转型的不同阶段执政党社会控制方式的选择。     

和谐治理的道德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取得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的同时,也出现和积累了各种不和谐的社会矛盾与冲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容回避的就是要解决这些社会矛盾和冲突.不同社会治理模式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方式存在着很大差异.当前我国应当选择"和谐治理"这一具有现代意义的新型社会治理方式.以德治国与和谐治理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是通过治理理念和治理手段等方面来实现的.和谐治理能否得到落实,起关键作用的是行政人员.只有行政人员以德行政,才能实现和谐治理的目标.和谐治理对行政人员提出了如下基本的道德要求:公正、仁爱、宽容、求实、节制.     

国家治理能力的构建逻辑——基于实践理性的视角

国家治理能力是制度的执行能力,是一种实践能力。运用实践理性的理论来分析和阐释国家治理能力,可以为国家治理能力的构建提供一个理论框架。"向善""有效""正当"构成实践理性的基本内容,治理目标、治理模式和治理方式也就构成国家治理能力的基本要素,国家治理能力的构建应当遵循这个逻辑。中国建设成就举世瞩目,不难发现,中国国家治理能力的形成和发展正是遵循了这个逻辑。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依法治国和保障公民权利构成中国国家治理能力的基本逻辑。中国国家治理能力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发展、改革和法治的逻辑实现的。     

论社会治理模式中的德治及其制度安排

在思考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治理方式的制度设计与安排问题时,关于德治与法治建设的问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其实,德治与法治是与特定的社会治理模式联系在一起的。统治型的社会治理客观上有着德治的要求,但是,由于这种社会治理是在权力关系的基础上,所以并不能实现真正的德治。管理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属于法治的范畴,却在突出法治的同时排斥了德治。只有公共管理所预示着的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才是法治与德治相统一的社会治理。在德治建设中,关键是着力于制度安排上的德治,而不是寄希望于教育,可以通过德治化的制度建设来为人们的道德信念的生成提供客观保障。     

从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视角探析新时代推进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使命与挑战

改革开放后,中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社会发生了历史性、全局性、结构性的深刻变革,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5年中,全面深化改革深入推进,经济社会持续繁荣发展。上述一系列变化,使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鲜明特征,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此之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此后,化解社会主要矛盾便成为推进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新使命和新挑战。这是因为,许多社会问题折射的是治理能力不足和治理体系不完善的问题。换言之,能否顺利推进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决定着社会主要矛盾能否得到彻底化解。具体地说,新时代如何在推进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中重塑社会气质、协调利益关系、创新社会治理模式等便成为重大的使命与挑战。     

新中国70年社会稳定风险治理模式的探索与创新

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和国内国际局势的发展,社会稳定风险治理研究应深入探讨我国社会稳定风险内容、形式的变化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治理方式、方法和模式的变化。纵观新中国成立70年来社会稳定风险治理的发展历程,其治理模式大致经历了"压力管控型""应急维稳型""评估预警型"等三种类型。根据总体国家安全观时代发展要求,结合我国社会稳定风险治理的经验,为了更好地发扬我国现有社会稳定风险治理模式的优点和克服其不足,我国当前的社会稳定风险治理模式应从利益共享、政府信任和多方合作等三个方面加以创新,以构建一种"共享—信任—合作"型社会稳定风险治理模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策略选择

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治理结构性因素和治理构建的策略选择具有密切关联,不同治理研究范式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解及相应的策略选择大相径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治理现代化首先需要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其中尤其需要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治理研究范式进行理解和创新。在此基础上,通过不断促使国家、市场和社会制度的重构,从而形成以政党为中心的国家、市场、社会共同构成的多中心公共治理体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模式。     

我国国有公司治理结构的特点及其依据

我国国有公司具有股权高度集中、国有股比重过大 ;特殊的二元制公司治理模式 ;“金字塔”型公司治理结构 ;职工参与公司治理等特点。它不仅是借鉴国外公司治理模式的结果 ,而且更主要是我国现行的政治经济制度以及中国历史传统和文化的反映 ,这是我们构建中国特色的公司治理结构的基本依据。     

共建共治共享:构筑“中国之治”的社会基础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共建共治共享是我国社会治理理论和实践探索的最新成果。共建共治共享,理论上,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公共服务理论与价值共享理论为基础;实践中,通过牢固树立"三大理念"、建立健全"四大体制"以及改革创新"五治"方式等,实现高质量的社会治理,构筑"中国之治"的社会之基。     

习近平社会治理思想创新与贡献

习近平社会治理思想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为思考主题,在平时领导活动中,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了一系列社会治理的新观点、新论断。习近平在继承以人为本思想基础上,突出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逻辑主线,重新诠释了社会治理的形式、内容与标准,提出了社会治理的奋斗目标、总体布局、基本方略、行动策略、基础保障,构建了一套严密的思想体系,做出重大理论创新,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的指导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