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刑规范化改革中法官司法能动性辩正——基于上海法院量刑规范文本检视

法院量刑规范文本是由法院机关制定的＂内部规则＂;是对刑事裁量权力配置结构进行调整,而不是对其权力总量进行限缩。量刑活动中法院和法官的刑事裁量权有其重要价值,其核心在于法官的司法能动性。但法院的量刑规范化存在对法官司法能动性过度限制的问题。立足现行刑法立法,对目前的法院量刑规范文本加以改进,适当缩小量刑空间,适度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是解决量刑失衡问题的可行出路。     

量刑基准初论

量刑不均衡向来是饱受民众非难的问题，察其症结，规范的量刑基准之缺失实为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所以，明确量刑基准的存在意义、重新检视量刑基准的概念及确定方法就成为一项非常紧迫的和极具实践性的任务。     

论醉酒驾驶的罪与罚

自2011年5月1日《刑法修正案（八）》将醉酒驾驶正式列入刑事犯罪范畴,距今已两年有余,成效显著.然而,在司法实践中,不仅存在对醉酒驾驶罪名适用上的争议,而且对醉酒驾驶犯罪如何量刑也无统一的标准和规范,导致本罪在量刑适用上存在不规范、不统一、不均衡的问题.从刑法理论和实务的角度分别对醉酒驾驶的定罪与量刑问题进行分析探讨,进一步完善和规范醉酒驾驶罪与罚的相关法律,以充分体现司法的公正.     

试论量刑规范化与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

量刑规范化是中央确定的重要司法改革项目，也是近年来理论界和实务界讨论的热点。量刑规范化与法官自由裁量权之间如何权衡是此项改革开展以来争论不休的问题。针对当前我国刑事法官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重定罪、轻量刑、适用存在差异，以及运作过程透明度较低等现状，最高人民法院明确提出量刑规范化的具体要求是规范自由裁量权，将量刑纳入庭审程序。通过试行《规范量刑指导意见》，使法官自由裁量权行使的逐渐规范、透明，量刑规范化也终将推动整个刑事法制的完善和社会法治的进步。     

醉酒驾驶犯罪的量刑适用——基于浙江高院五起典型案件的分析

《刑法修正案（八）》将醉酒驾驶犯罪行为规定为危险驾驶罪予以刑事处罚，为打击惩处醉酒驾驶犯罪提供了法律依据。有效地遏制了醉酒驾驶事故的发生，有力地保障了道路交通安全。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对醉酒驾驶犯罪的量刑并无统一的量刑规范。导致本罪在量刑适用上存在不规范、不统一、不均衡的问题。因此，如何准确适用量刑，确保罚当其罪，是审判实践中必须解决的问题。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在2011年公布的五起危险驾驶犯罪案件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指导性，通过对上述案件的比较分析，结合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罪责刑相适应、体现宽严相济和确保量刑均衡的量刑原则，最终以细化醉酒驾驶犯罪的量刑情节来规范、统一、均衡本罪的量刑适用。     

危险驾驶罪实现量刑均衡的思考——基于299个案例的实证考察

从湖北法院2011年5月1日至2012年4月30日审结的299起危险驾驶案件来看,危险驾驶罪存在量刑失衡的问题。应从统一入罪门槛标准、体现各种量刑情节、明确缓刑适用标准、规范罚金数额标准以及平等适用免处标准等方面,来实现危险驾驶罪量刑均衡。     

亲属相盗案件量刑不均问题研究——以1998年司法解释为视角

亲属相盗相关规范主要存在三个问题:第一,亲属相盗的相关概念界定不明;第二,1998年司法解释对有关亲属相盗问题的规定模糊;第三,对此类案件的量刑情节——亲属规定不完善。这些问题最终会导致亲属相盗案件量刑不均。为避免此结果,可采取以下措施:第一,重新界定亲属相盗案件的相关概念;第二,明确1998年《解释》的相关规定;第三,规范此类案件的量刑情节——亲属。     

“以人为本”语境下的量刑规范化制度之构建探究

实践中,量刑过程里法官裁量权过大,过程缺乏透明度,结论欠缺充分说明,使得被告人、被害人事前无法预测量刑、公诉人、辩护人事中无法影响量刑、事后又无法了解量刑等违背人权保障理念的现象出现,导致量刑结论不一致,甚至存在法官滥用裁量权的可能性。鉴于此,量刑规范化制度的构建应当蕴涵"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实现还"权"于"人":一方面,细化实体规范,进一步明确法官裁量权;另一方面,独立程序规范,在公开原则下,赋予各"人"量刑参与权、辩论权、知情权等,从而确保量刑结论准确,实现司法公正。     

量刑程序改革功能论

为解决刑事审判中的量刑不规范问题,我国展开了量刑规范化改革。量刑不规范与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粗糙有关。在当前的多种改革措施中,量刑程序改革有着相当重要的功能：以程序约束权利,用程序公正保证量刑公正;对公法的完善和公权的制约有系统化的功能;以较成功的实践实现了制度创新,探索了完善公法、约束公权、彰显公正的新路径。     

量刑建议制度研究

量刑建议是指控方根据案件的基本事实以及从重量刑情节所反应出来的社会危害性,结合刑法及刑法解释的规定,提出的有关对被告人量刑结果的指控.其作用在于在庭审中塑造出一种"控方提出量刑建议、辩方展开量刑辩护、法官居中裁量刑罚"的"分包制"量刑模式.鉴于中国量刑建议实践还存在着严重的摆设化、混乱化和随意化现象,应从制度层面上强化与细化量刑建议规范.     

酌定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研究

酌定量刑情节具有刑法上之依据,但不具备内容的法定性,应将酌定量刑情节内容予以法定化。民愤与量刑依据存在偏差,不应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但是其对刑罚裁量能够产生特定影响;司法实践中“以强凌弱”的情况体现了更强的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应当上升为法定量刑情节。     

论我国独立量刑程序的构建

＂重定罪、轻量刑＂,＂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大＂等现象是我国司法实践中较突出的问题,直接影响到量刑的公正性。构建独立的量刑程序,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主流观点。以程序为视角,可以探讨出独立量刑程序的内在价值。     

略论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规制

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是行政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依法行政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在行政执法实践中 ,行政自由裁量权适用不当形成的行政处罚较为普遍 ,滥用行政裁量权严重的损害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破坏了社会主义法治秩序。对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应当从实体法和程序法上明确规定其适用的标准、方式、步骤与范围     

模糊数学理论在量刑中的应用

在模糊集合中,给定范围内元素对它的隶属关系不仅有“是”或“非”两种情况,更有中间过渡状态,用介于0和1之间的实数来表示隶属程度。刑法中的量刑情节具有模糊性,没有明确的外延,但却有着隶属度的不同。在量刑中引入模糊数学理论,利用隶属度函数将不同的量刑情节数值化,然后在量的基础上进行综合评估,有助于量刑的科学化。     

如何消弭二审程序中刑事赔偿与量刑的冲突

从立法宗旨、法律规定以及司法实务的角度出发,二审程序中的刑事赔偿不能作为二审法院量刑时的参考意见,但这并不影响赔偿行为在刑罚执行体系中作为减刑和假释的参考依据。应该通过加强一审中就赔偿与量刑关系的解释说明工作,优化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以及适当引入人民调解等措施,尽可能地将刑事赔偿问题化解在一审程序中。     

酌定减轻处罚刍议

"不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并非酌定减轻处罚的适用条件,"案件的特殊情况"也不限于"涉案的特殊因素",而应包括"案件的一般性情节"。酌定减轻处罚的适用程序过于严格,带来诸多弊端,应取消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的要求,将其适用权交由各级法院的审判委员会行使。酌定减轻处罚既可是刑期的减轻也可是刑种的减轻,但不能减至法定最低刑,更不能减至免除处罚;酌定减轻处罚并不以‘减一格’为限。     

量刑程序的裁判权控制

与其他大陆法国家一样,中国刑事诉讼法确立了定罪与量刑一体化的程序模式。按照这一模式,刑事审判程序的设置主要是围绕着控制定罪问题而展开的,定罪依据与量刑依据的不对称、量刑程序中的缺乏诉讼权、量刑程序证据规则的缺失等,使法官不能充分考虑量刑的各种因素,不能体现量刑的个别化,无法实现对量刑程序的裁判权控制,容易造成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因此应建立定罪与量刑的分离程序,设计量刑控制为中心的证据规则,建立量刑听证制度,并设计相关的配套制度,将控辩审的对抗理念和模式引入量刑中,有效制约法官在量刑上的自由裁量权。     

贪污罪法定刑的配置和完善

文章结合法定刑的配刑原则,即统一配刑原则和明确性原则,讨论了刑法典中贪污罪法定刑配置方面的缺陷,如起刑点的模糊、财产刑的可并或不并、资格刑的空缺、死刑的浪费等。最后,提出相应的立法建议,如删除生命刑、延长自由刑、完善财产刑、增加资格刑、明确起刑点等。     

酌定量刑情节法定化研究

酌定量刑情节是指法官在量刑时应当考虑并且能反映行为人人身危险性及其社会危害性的主客观事实。酌定量刑情节非法定性不仅违背了刑法基本原则,更导致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等问题。基于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和酌定量刑情节对量刑的普遍性意义,有必要对刑法第62条和第63条进行相应修改。     

罚金刑的裁量依据

罚金刑的裁量依据必须以刑法三大基本原则为基础,坚持以犯罪情形为依据,参酌犯罪人的经济状况进行量刑违背了刑法的基本原则。罚金刑执行困难的问题不可超越阶段由裁量来解决,只能通过完善执行制度予以解决。